1984年，已经加入作协的刘乃康和几个写东西的朋友陪着史铁生回陕北清平湾。那是史铁生第一次坐飞机，他高兴地拿出田壮壮送的彩色胶卷叫人四处留影。一路上，刘乃康和作协的熊潮负责轮流背他。当时史铁生的医生给他判的“刑期”是20年，史铁生说他活20年就知足了。刘乃康和熊潮开玩笑说：“那好办，前十年我背，后十年你背。”在黄河壶口瀑布边上，刘乃康背着史铁生，小声对他说：“你丫想死不想死，想死我就给你扔下去了。”他夸张地大叫：“别——”
那时候，除了谈论文学、哲学，当时流行的萨特、弗洛伊德，他们只是偶尔谈到死亡。甚至史铁生还未放弃站起来的希望。1981年，后被史铁生尊为文学路上引路人的柳青给他介绍了一位“神医”。刘乃康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晚上，也像这般冷，他和柳青推着史铁生去住在民族饭店附近的“神医”家看病。他们把史铁生抬上床，“我往那一站，神医示意我让开，要‘借气发功’。一堆眼花缭乱的姿势后，他噼里啪啦在史铁生腿上一阵乱拍。”刘乃康回忆，“然后神医问，有感觉没有，是不是发热了？铁生不好说发热了，也不好说没发热，只能含糊其辞了两句。”
“可是那时候，大家都对这个深信不疑，铁生拗不过朋友的面子，都去，理智上他知道他肯定站不起来了，但他不想放弃。”刘乃康说。
“他也是一个矛盾的人，不是神。”刘乃康说，他记得铁生不止一次有自杀的念头，有一次是1989年初的冬天，史铁生也因为发高烧住在中日友好医院。那是个大年三十的晚上，整个北京笼罩在新年的气氛中，医院不准陪夜，开始清场。刘乃康特意在厕所的窗子上做了手脚，趁夜里没人偷偷翻了进去。“那时候，铁生还没结婚，我陪了他很久。我问他，你真想死么，真想透彻了，这有电门。我就扶着你摸电门，我还真不怕担责任。有两三分钟，他没说话。后来他说，哎呀，你看史兰(史铁生妹妹)那么小，还有我爸。我说，那就别说了，不还有责任么。那还得回去，还得受。他没再说什么。”刘乃康回忆。
1997年底，史铁生的双肾完全失去功能，医院告知必须进行透析治疗。接受长期血液透析治疗前，首先要在手腕或手臂处施行小手术，使动脉及静脉连接起来，称之为"内瘘"形成术。但那次手术并没有做成。刘乃康和张铁良(史铁生的清华附中的同学)从医院把他送回家，“一路上他和陈希米叨唠着，还不如嘎嘣死了。希米急了，你别胡说！你死了我怎么办？”
那段时间他很敏感，他不知道透析的前景如何。“那时他们家养了一条金鱼，金鱼死了。我们都不敢当着他面说金鱼死了，赶紧去市场上买了条一模一样的放回去。”在送他回家后，另一个临时帮他料理家务的老朋友偷偷地告诉他们。
关于生与死的问题史铁生想了很多。他曾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卓别林主演的《城市之光》将史铁生从“渴望死亡”的精神压力中彻底拯救了出来：片中的女主角想死，她把煤气打开了，卓别林扮演的男主角发现后，关掉煤气救了女主角。女主角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救我？我想死，这是我的权利。”这时，男主角只说了一句话：“你急什么？大家早晚不是都要死吗？”
这句话让史铁生茅塞顿开。他在《我与地坛》中写道：“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生病是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
1997年开始透析之后，史铁生的脸色已经不如以前健康了，但仍然有力气，从轮椅到车上，只要把车门打开，斜着45度角，把车门对上，他用手臂一撑就能上去。
透析之后，相熟的好朋友们都不忍心去打扰他。“他每周三次透析，透析完的当天，浑身是没有力气的。只有第二天上午清醒些，能写点东西，第二天下午又不行了，必须躺在床上，等待又一次透析。”邢仪说。邢仪是史铁生当年清华附中的校友，也是和史铁生在同一个大队插队的女知青，现是知名的知青题材画家。这帮清华附中的同学们一直陪伴在史铁生左右。
史铁生朋友很多，在一篇小说里，他曾骄傲地自诩交友冠军。从小时候的同学、老师，到小工厂的同事、伙伴；从插队的哥们儿、同学，到作家圈和社会各界的文学青年们，他的小屋里常常挤满宾客。但他的身体一直不好，精力、时间的限制，是一个病人不得不心平气和承认的事实。
“早年史铁生的父亲为他把门，看到陌生人就关门，”刘乃康回忆，“但是这一招并不奏效，他一听敲门心里就不踏实，老是觉得，要是人家大老远来的呢？”
尤其是他《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后，全国数十家报刊、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蜂拥到他家，把他“围困”起来。他受不了，只能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全副武装，到地坛公园去“逃难”。
刘乃康回忆，朋友们给他出主意：贴条。徐晓在书里回忆说，他院子的门上贴着“敬告来宾”的字条，内容大意是：史铁生愿与各界新老朋友交往，但精力有限，不按规定时间来访者，恕不开门。他的房门上贴着“来客须知”的字条，内容是这样的：“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有一段时间，他的轮椅上，写字台上，书柜上贴满了这类字条。
2010年，邢仪邀请史铁生夫妇去自己在顺义的画室玩。 “他那时候因为长期透析已经没力气了，原本健硕的上身开始干瘪，胳膊没有力气，连开个瓶盖都要希米帮忙。”有个出国的同学，给他从瑞士弄了一台小型吊机，用机械爪每天把他从轮椅“抓”上床，再把他从床上“抓”上轮椅。他已经无力自己完成这些动作了。
2010年初冬季最寒冷的时候，也曾传出过史铁生病危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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