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的思路很明确，即“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孔教“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换言之，孔教之不能不“非”，实产生于欧化之“是”。正因新旧中西之间的对立，这些反传统者又最能“看见”传统的整体力量。用陈独秀的话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
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中国读书人对西方的了解进一步深化，在反对国际强权的同时又要推行欧化，于是出现了“西方的分裂”；与此同时，趋新者确实感知到来自“传统”或“历史”的整体压力，于是出现了“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在这样的语境下，陈独秀稍后明确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们对西方不再全面崇拜，而是选择了民主与科学；却因感觉中国传统是个整体，而必须全面反对。在此进程中，如傅斯年所说，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特别擅长把学理的表述改为大众化的口号，充分体现了他对群体心理的敏锐感觉和对读者的理解。大体上，陈氏以伦理觉悟的主张把国人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出，走入文学和思想伦理的革命；又使这些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努力，从文学、思想等走向全面反传统的文化革命。
这些革命之所以能迅速影响到全国，也因为陈独秀半偶然地成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这一刊物及其作者群体(大部分为北大文科教授)的言说，就成了引起广泛注意的全国性大事。先是陈独秀在1916年冬到北京募集股本以组织新的出版机构，适逢蔡元培将到北京大学任校长，遂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l917年到任。陈氏本有教育经验，也一向关注教育。在其担任学长期间，北大文科的影响，可见明显的扩充。当年北大的简称即是“大学”，从那种独一无二的称谓中，就不难理解该校文科学长的全国性影响了。
陈独秀如何办学，历来称述不多。他自己和胡适，也都曾在1920年慨叹北大学术氛围的淡薄。但陈独秀同年也特别指出，此时北大已确立了一种宝贵的“精神”，即“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前者多对外，体现在“无论何种政治问题，北大皆不盲从”；后者偏于内，即“各种学说随己所愿研究”，而“毁誉不足计”。这虽是陈氏赞扬校长蔡元培的话，应能代表他自己的努力目标。多年后，经历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学人，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精神的可贵，坚信其必“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四、从康、梁到胡、陈的时代转折
如前所述，民初并非世无英雄的时代。此前影响最大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虽仍努力于思想界，却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以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已进入‘功成身退’的阶段”。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通常也是推陈出新的时代。从立言者角度看，胡适那时即因填补了中国思想界一段空白而“暴得大名”。从追随者角度看，康、梁的许多追随者或也随时代之日新而“功成身退”，另一些或未能跟上时代而被推出了第一线。由于听众的缩减，立言者即使努力，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继续其典范地位。
陈独秀在反驳康有为时曾指出，在中国这样宗教信仰相对薄弱的社会，需有“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以构成“社会之中枢”。康氏曾是“吾国之耆宿、社会之中枢”，在民初却面临着是否能继续“为小子后生之模范”的危机。陈独秀在自传中曾说他一生先后作过康党、乱党和共产党，所以这几乎就是昔年追随者的挑战宣言。康有为之所以未能跟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很大程度上正因“小子后生”的不再拥戴，终被昔日的康党陈独秀所取代。
胡适在1918年即注意到这一重要转折，他曾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但他也看到了时代的变化：二十年前，是叶德辉等人在“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是陈独秀等在“骂康有为太旧”。这就是中国二十年来的“大进步”。
简言之，陈独秀既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而引起瞩目，在立言方面占得了先机；又因关注到社会变迁的新兴群体而赢得了大量追随者(五四运动后学生的兴起进一步确立了《新青年》的地位)；更因倡导从国家向国民、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向，而起到开风气的作用。故闻其名的范围迅速扩大，终形成全国性的影响。他与胡适一起，很快取代康、梁，成为代表时代的标志性人物。
那时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念书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和周围的同龄人，都受到《新青年》杂志很大的影响，他自己更“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胡和陈）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作为“小子后生之模范”，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位广东人被胡适和陈独秀两位安徽人所取代，是那时很多人的共识。
胡、陈两人都在清季就开始用白话写作，他们推动白话文运动，自然得心应手。且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胡适对中西学术思想的大关键处，所见较陈独秀为亲切”，而陈则“观察力敏锐，很快地便捉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重点所在”，故能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两人的协作，真是新文化运动的天作之合。而他们的个性一张扬而一稳重，也颇能互补。
但正是陈独秀的个性及其表述思想的方式和态度，造成很早就开始的“抑陈扬胡”现象。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起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我是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这话有其倾向性，但仍颇传神，两人一张扬而近于虚张声势，一防卫心重而谨言慎行，大体不差。这段有些“抑胡扬陈”的描述，也最能说明“抑陈扬胡”现象何以形成。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