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可以说，陈独秀从提倡思想领域的革命到直接投身政治革命，既有偶然的巧合，也有其不得不如是的逻辑进路，更与外在时势的演变相契合。章太炎在清末曾提出：“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类似的倾向在“五四”后的中国思想界相当流行。然而一旦“行动”成为主导的倾向，“思想”本身就可能退居二线。这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想要追赶时代者，或许不得不进行一定的自我约束，甚至自我否定。陈独秀却不是那种愿意屈服于时势的读书人，在真正走入行动的时代后，他仍在继续努力，但实际政治显然不是他的强项。
很多年之后，中国的革命终指向了文化本身。这未必是陈独秀那一代人思想和言行的逻辑发展，但苍穹之上，似隐约可闻“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那缥缈的余音——文化既是中国人长期的自负，也是其可以自负之所在；那曾经是形形色色中国读书人憧憬对象的革命，则是20世纪中国名副其实的一条主流。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即最具吸引力的“革命”也要在最高层次进行时，出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也可见其来有自的轨迹。
六、一生定位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曾为同乡后辈汪原放写过一张条屏，上面说：“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不论这是抄自他人还是自作，都是自抒胸臆。陈氏对中国社会，一向责任心重而畅所欲言，贡献不可谓不大；但社会对他的回报，则声誉虽隆而“成功”实少。他在狱中书此，恐怕对所谓“社会迫害”，深有隐痛。
陈氏本人的自定位，其实也是充满犹疑的。1922年他为科学图书社题词，回忆从二十多岁的少年时代起，就“为革新感情所趋使”而办《安徽俗话报》；奋斗了二十年，除“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那时他已投身实际政治，而自己可视为“成就”的，仍是文字的贡献。但后来在狱中写自传时，却说自己“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自认其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失败”的。这“失败”的感觉，应与牢狱生涯无关。出狱后他仍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
或许是“英雄不夸当年勇”，晚年的陈独秀已几乎不提《新青年》时代的光辉。当记者向他求证，是否如传闻所说“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时，他连忙否认。他承认自己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尤其“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那是不能不参加的。这大致仍如他1918恢复谈政治时所说，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存亡”之时，人人都不能“装聋推哑”。但这样一种非实际的政治，也隐约揭示出参与者自定位的尴尬。
在抗战的艰苦时期，陈独秀以自己不够成功的经历鼓舞国人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永不向失败屈服，的确是典型的陈独秀精神。他那时特别强调，“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重要的是“不把光明当做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在那“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
所谓不把光明当作黑暗，不以黑暗对付黑暗，针对的不仅是侵略者，而是整个人类的前途。这已部分回归到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他晚年的深刻解悟，更表现出对人性的信心。他注意到，由于“强弱”成为“判荣辱”的标准，于是“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这不仅是表述的转换，更是善恶的混淆。在“举世附和”做“人头畜鸣”的现状下，必须有哲人出来辨别黑暗与光明。他知道这样做的代价，然而“忤众非所忌”，哪怕“坷坎终其生”。陈独秀仍寄望于少年的个人自觉，希望他们“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那句“忤众非所忌，坷坎终其生”，既是言志，也是实述。鲁迅曾说，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陈独秀一生的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他坚持扮演战斗不息的哲人角色，时时都在“忤众”。所以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他也乐于接受，仅指出这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的确，为了坚持“探讨真理之总态度”，他“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一切“迷信与成见”，均不放过。他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晚年的陈独秀，已被共产党开除，又不可能认同逮捕他的国民党，还不得不配合政府和两党抗日，处境的确艰难。但他坚持表态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一言以蔽之，“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更顽强地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实际上，很少有人真能“不怕孤立”。英雄也有落寞寂寥之感。在他弃世的前一年，听说一些后辈友人在屈原祭日饮酒大醉，陈独秀赋诗赠友，起首便言“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那是中国很不如意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未必轻松。而别人还能相聚饮酒，他却僻处乡间陋室，孤身面对老病。已过耳顺之年的陈独秀，或渐趋于从心所欲，终于撇下了“超我”的面具，不再像鲁迅看到的那样虚张声势，而是回向“本我”，在后辈面前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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