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巧合，陈（独秀）、胡（适）二人皆早年遭遇父丧，教养多自母亲。陈独秀对少年的回忆，即他“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后来虽有继父，但关系似不甚融洽。用胡适的话说，陈独秀曾“实行家庭革命”。广东方面，甚至传闻他曾组织什么“讨父团”。而胡适虽提倡他人实行“家庭革命”，自己却无表率的行为。再加上胡适对人一向温和周到，陈独秀则不注意细行。在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里，这一差异非同小可。胡适1921年的日记曾说：外间传说陈独秀力劝他离婚而他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的造此大诳”。这里所说“人情”的“不知不觉”非常重要，提示着抑陈扬胡那时便已成时代认知(perception)。
在文学革命那次表述方式的革命中，表述方式本身也决定了社会认知和历史记忆的形成。在一般认知和记忆中，其提议从“革命”退向“改良”的胡适，比陈独秀更为“温和”。其实若回向原典，看看具体的主张，这一形象大可再作分析。
胡适提出的“八条”(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及不避俗字俗语)，就有六条是否定；而陈提出的“三大主义”，还一一都有推倒和建设的两面。所以陈虽有“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气概，其实际主张，却是破坏与建设并列的。
在胡适自己的记忆里，他一开始提出的就是完全否定的“八不主义”。他稍后自供说，过去那些主张都“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面着想的”，到回国后“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化为四条“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新主张，成为一种“建设的文学革命”。而“一半消极、一半积极”正是陈独秀所提三大主义的特点，故胡适后来在口号上和具体主张上恐怕都受了陈独秀的影响，不过在表述上仍维持原来出以温和的态度，遂使许多后之研究者也和时人一样，仅从“革命”与“改良”的标识，就得出陈独秀比胡适更激烈的印象。 可以说，“抑陈扬胡”的现象形成既早，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在当事人心目中，陈、胡的领导作用是共同的。陈独秀自己在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时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胡适稍早也说，五四学生运动，就是陈独秀和蔡元培这些“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带动“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所酿成的。
实际上，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当年更多扮演的是后援性的荫庇角色。但两人都提到蔡，凸显出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凝聚作用。如前所述，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都因倡导者所具有的北大文科学长身份而增强了全国性的影响，然而陈独秀个人的道德问题也因此成为舆论的关注对象，并终成其离开北大的导因。陈、胡二人也从此逐渐分道扬镳，更演化出不同的历史记忆。
当时北京新旧之争相当激烈，旧的一方曾以陈独秀私德不检为攻击目标。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汤尔和等浙江籍教授的策划和支持下，于1919年春决定取消文、理科学长，而改设一教务长统辖文理教务。结果，启用他为文科学长的人为撤换他而废除了这一职位，陈独秀也因此改制而“自然”成为普通教授。五四学生运动后不久，陈氏因发传单而被捕，释放后南下上海避难，参与组织中国共产党，走上一条相当不同的道路。
这样看来，陈独秀和胡适共为年轻读书人“模范”的时间，其实不长；所谓胡、陈时代，与康、梁时代同样短暂。但两者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都不止于典范被共同接受的时段。在瞬息万变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各类人物大都难逃章太炎所说“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现象。但多数“小成”者在时过境迁之后，便真成过眼烟云，不复为人所记忆；而这两个“时代”，却都印证了历史的转折，成为一个思想时段的象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胡适后来认为，那次解除陈独秀文科学长的决定，导致了陈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故这一决定不但影响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而主使陈独秀解职的当事人汤尔和有不同看法，他以为陈独秀本“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使没有这次的改聘，最后还是会脱离北大。
按陈独秀本是从实际政治中回归文化、教育事业的，在他当时的言行里，确实看不出多少又要走向实际政治的意向。然而陈氏之可能走向实际行动，也有其半内在半外在的逻辑理路：从外在视角看，他在1919年5月已注意到当权的“少数阔人”在面临提倡新潮者的挑战时，“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似已有运用国家机器处置的思想准备，则新思潮一方，或也须有相应的行动；从内在理路看，既然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最后觉悟，则觉悟到了头，下一步也只能是行动了。 五、走向行动的政治革命
早在《青年杂志》创刊的第一期上，陈独秀就提出了他心目中的近世三大文明，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在民初的中国，或许因为“国体”问题带来的困扰，任何与“国家”对应的范畴都容易引人瞩目，而“社会”以及相关的“主义”尤其受到思想界的普遍关注(当年很多中国人常顾名思义，视社会主义为与社会相关的主义)。那时不仅趋新者和激进者有此思虑，就是接近政府的“安福系”和偏于守旧的孔教论者，也都在思考和探讨各种类别的社会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还偏于思想一面，不少人进而向更实在的社会“改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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