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后来才对我说，他深知钱先生和杨先生不喜欢应酬，也很少见客，许多名人要人甚至外国记者学者都被拒之门外。可是他那天被赵老师一片仰慕之情所感染，决定替赵老师说一说。过几日，父亲高兴地对我说，事情办成了！一天晚上，他与钱先生聊天，讲起赵老师颇想拜见钱先生之事。意想不到，钱先生竟爽快答应说，是个中学教师？那我倒想见一见。他对父亲说，中学教师里真正有学问的人是很有一些的。前一段时期，有一位中学教师给他写信，指出《谈艺录》一处引证失误，他很高兴地回信向那人致谢。
钱钟书与杨绛在书房
这天下午，父母与我一起陪同赵庆培老师拜访钱家。我们先去电影院同看一场外国影片，然后又赴三里河南沙沟的钱家。天气已经很热了，钱先生穿一件旧府绸短衫，亲自为我们每人沏茶。他风度翩翩，和蔼可亲，谈得融洽了，赵庆培老师将他听到的两桩轶闻向钱先生求证，先是问：听说您留学归国后回西南联大任教，被破格任用，直接任教授，可有此事？钱先生确认此事。赵老师又问，听说您考取的那一年庚款公费奖学金只有一个名额，许多同学知道您要参加考试，就不去考了，这传说是否当真？钱先生也微笑点头，并说出几个名人的名字。
赵老师又说，您编的《宋诗选注》确实是一本好书，我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让人回味不已，极有收益。不过，在十多年前，我曾经在《读书月报》看到一篇文章，似乎是批评对文天祥诗篇选目的……
钱先生敏捷地问，大概是指责未选《正气歌》吧？赵老师点头答是。
这打开了钱先生的话匣子。他滔滔不绝，旁征博引，举许多事例论证这首诗有堆切典故之弊。他说，他认为这首诗并非上品，所以他选了文天祥其它的诗，没有选这篇。而且以后修订本再版，也会坚持不选的。可惜我记不得钱先生所说的大部分具体内容了。不过，我记得有一回父亲与钱先生闲聊，讲起彼此熟识的一位古典文学专家撰文批评《宋诗选注》为何不选《正气歌》，钱先生就说，这首诗并不怎么样，只是道学气浓重，居然有那么多人喜欢它！他又转向也在座的我说，你要记住，一个作家最有名气的著作，未必是他最好的著作。一部作品出名，常常是因为政治和社会各种因素造成的。那时，我并未听懂钱先生这一番话，如今回想起此乃至理呀。
钱先生又对赵老师说，不要迷信那些专家学者之类的。其实，中学老师里面倒是有一批具备真才实学的人，这些人的学术根底不见得比专家学者们差。他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相所著的《诗词曲语词汇释》一书，以后又有一位江西的中学教师王锳搜集了资料，又写成了《诗词曲语辞例释》的稿子，他读过了，很有价值。此书中华书局将要出版。
这次会面持续了近两小时。随后，父母应邀在钱家吃晚饭。我与赵庆培老师就回家了。本来，钱先生也提出请赵老师一起吃晚饭，但我父母替赵老师婉辞了。归途中，赵庆培老师颇感慨地说，有人讲钱先生是个骄傲自负的人，见面后我倒没有这种感觉。他很直爽，有什么说什么，绝无哼哼哈哈、装腔作势、摆架子模样，真是一片纯真呀。这在名学者中是少有的。
岁月倏忽而过，已有三十余年了。真有意思，当年一些具体场景，包括钱先生的神姿，似乎恍如昨日。可是，有些更重要的事实却又模糊了。赵老师说，他记得杨先生是始终在座的。我却明明白白地记忆，那天下午杨先生恰去参加邓小平与西班牙国王的会见。回来对我们说，礼宾人员介绍她是《堂·吉诃德》的译者，邓小平说一声，噢，《堂·吉诃德》已经出版了，我怎么没看到？
记忆铜镜中的影像，或许，就是这一道记忆的残影，又与那一道记忆的残影互相连缀？所以我说，记忆只能是一面铜镜，而不可能是玻璃镜，也更不可能是画面清晰的录像再现。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1990年出版了。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很关心这本书，几次询问过。大批样书到了，父亲让我挑上一本，一块儿去钱家。我竭力挑拣出一本最漂亮的，内心却忐忑不安，总觉得自己的作品太小儿科，仿佛是小学生的作业拿去给大学教授批改。
翻开书的扉页，我觉得不好意思写什么“敬请教正”之类的话，显得傻里傻气的。我把这个心思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
那天晚上，走进钱家宽敞的大客厅里，我头一回有了手足无措的感觉。奉上这本书时，杨绛奶奶没戴眼镜，就未翻开看。她抚摸着书的封面，“嗬，挺厚的呢，有30来万字吧?”我尴尬地笑一笑。
钱钟书爷爷也拿过那本书，翻至扉页，却见什么字也没有,一片空白。他诧异地停一下，也往前翻一页，还是白白的。他看我一眼，又望了身边的父亲一眼。父亲注意到他的神情，显得很窘，呵斥我说：“施亮，你怎么回事儿!书上怎么什么也没写?”
我嗫嚅答：“我，我……这个东西，很幼稚的!我不好意思写……”
钱钟书爷爷放下书，唇边带一丝浅笑。“你坐下吧……不要紧的。”他拍一拍我的胳膊。见我坐下，也在旁边沙发坐下。“好啦，你的头一部书出版啦，最艰难的一个时期过去啦。以后，你要多注意身体，不要急于发表作品，多积累，好好写。”他又加重语气对我说：“记住，不要以成名为目标！太早成名对你没有好处，容易走上功利的道路。”以后，杨绛奶奶也好几回对我重复这个意思。
“爷爷，不过，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水平太差。”我鼓足勇气说，“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一些著名作家，也没有赶上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作家的水平。”
“那倒不见得。”钱钟书爷爷摇一摇头说，“我有一种想法，也许，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要从你们这一代人开始呢。我读过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刚发表的小说就很不错。只要不急功近利，勤奋写下去，是能够成功的。还有，你也一定要明白，有些著名作家并不见得就是优秀的，不过是一时走红而已。我们那个时代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像是一堆泡沫，一眨眼，又消失了。留不下一部真正的作品。”
我听过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内心感动，感到他的心跟我接近了，我就有胆量提出内心存疑已久的一个问题：“爷爷，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您……”
“说呀!”
“您在《围城》的‘重印后记’里说，后来您又写了新的小说《百合心》，可惜只写了两万字，在搬家时丢了。可我猜测，并不是丢了，而是您自己把它烧掉了。”
“哦，”他一怔，问我，“怎么是烧掉呢?”
“因为，您心里一定很明白，在那个年代，即使把这本书写完，也根本不可能出版了。另外，在当时社会气氛下，您也没有心情写了。看着它，心里难受，索性就一把火烧掉了事!”
钱钟书爷爷并未答话，却细眯起眼睛，用一种极复杂的眼神注视着我。注视着，注视着，目光倏忽间又变得很空漠，虽然还瞧着我，又似乎注视更遥远处。
沉默少顷，他改变了话题，向父亲问起熟识的一位老友的近况，随后又说起其它事情。杂七杂八闲聊着，他显现出迷惘的模样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间歇处，有两次他瞧我一眼，疲惫地一笑。
送我们出门时，在走廊上，钱钟书爷爷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两下，说：“施亮呀，要珍惜你现在的好时光，搞好身体，写吧，写吧，好好地写。”说完，又使劲拍一下。我也用力点一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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