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楼外，父亲又懊悔地提到未在书上题字之事，说他也有责任。我也回应着。可是，我的心思并未在此事上。刚才钱钟书爷爷对我讲的那些话，是真正的金玉良言，必定如铭文般留在我的记忆中。还有，我也意识到自己在不经意间，可能勾起他心灵深处某种忧郁的回忆。或许，我那几句话又唤起他“碧海掣鲸闲此手”的遗憾?外人是难以理解这种遗憾的巨大创痛的。所以，他的神情才显出那么迷惘，那么复杂！于是，钱钟书爷爷瞬时间转化成的那一道很空漠的目光，总在我心头萦绕。
科学家认为，记忆像放在书架上的独立文件，每次取下来打开看时，又可以随意修饰。但是，最深刻的记忆却是不会更改的。在我记忆的铜镜里，这个片段是永远也不模糊的。
1993年5月18日，父亲病逝。第二天，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给我们家人写来一封唁信：“若莹夫人、亮、研贤伉俪同鉴：昨日得知咸荣逝世，不胜惊悼。数十年至交，临终未得诀别，尤为悲感。我自动手术以后，衰朽愈甚，一时未能康复。杨绛失眠减食，亦成病妪，本拟闻讯即造尊府慰唁，而实以精力不胜，稍待异日。先此草函，尚望节哀顺变，料理大事。指痛不便多写，书难尽意，即颁阖家平善不备。钱钟书、杨绛同上。五月十九日。”
这是钱钟书爷爷亲笔信，以前他写信从来是神采飞扬的毛笔字，如今却用钢笔了，且字迹颤抖。他是拖着刚动大手术的衰弱病体写来的这封信啊。
这年的11月中旬，也就是钱钟书爷爷的生日前几天，母亲精制几样小菜，嘱我和妻子傅研送去。她还给钱家打了一个电话，恰是钱钟书爷爷接的，他说不必送小菜了，可希望我和傅研过去一趟，也带孩子们去。
在大客厅里，钱爷爷穿一身亮蓝绸缎的中式棉袄，领口纽襻没有系，颤颤巍巍的，人消瘦了一大圈，面容憔悴。他见我们仍然是把小菜带来了，苦笑着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哪里吃得下去。能把食物嚼一嚼，维持住体内的营养就不错了。
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感伤情绪，绝无强颜欢笑之词。他对我们说，他自己也来日无多了。他的一切国家会管的，不过，他更担心的是杨绛奶奶。当时，杨绛奶奶正好出门了。他重复说了好几回，拜托你们多照顾奶奶！
然后，有好几回，他仔细端详着我，目光充满了忧伤和寂寞。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想起我的父亲，想从我的脸上看出我父亲的逝影来！我强忍住眼泪。那天，我们只呆了半个小时。本来，钱钟书爷爷让我们再多等一会儿杨绛奶奶，我们何尝不愿意陪他多坐一会儿？可我们知道，这只会勾起老人更多的哀伤，更多的痛苦。我们匆匆告辞了。
又过了三年半时间。1997年的正月初一，我和傅研去北京医院看望了长期淹缠于病榻的钱钟书爷爷。他微闭双眼，面色黑黄憔悴，一根鼻饲管维系着他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他见了我们情绪有些激动，引发了一连串咳嗽与喘息，身体也微微颤抖着。我拉住他瘦骨嶙峋的手，心缩成一团地疼痛。
他清清楚楚地说：“我已经不知年了。”
他的头脑仍然是那么睿智。可是，这也是与痛苦成正比的。他真的来到人生边上，受够了死神的戏弄，被推来搡去，在死亡深渊的悬崖边徘徊。还有，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这对老夫妇还要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就在半年前，杨伟成姑父及我与傅研把钱瑗姑姑癌症晚期的消息告诉杨绛奶奶，我们亲眼看到老人仰靠沙发，双目望着天花板的哀恸神情……
这次探望钱爷爷一个月以后，傅研陪同杨绛奶奶去小汤山的温泉胸科医院，与钱瑗姑姑见了最后一面，母女俩极理智地做了临终诀别。一星期后，钱瑗姑姑病逝。
我们那天参加钱瑗姑姑追悼会回来，阿姨对我们说，中午杨绛奶奶未吃午饭，阿姨劝她多少应该进一点儿食，因为下午还要去北京医院。杨绛奶奶凄恻地说：“我怎么吃得下去呢？这时候，我女儿的血肉正在炉子里被烧着呢！”
钱瑗姑姑病重期间，钱爷爷有所感觉，总问杨绛奶奶：“阿圆怎么不来看我？她最近怎么不来了？”杨绛奶奶就编出些话来，先瞒住他。又问了几回，他不再问了，却用一种忧愁的目光望着她。杨绛奶奶说：“那种眼光是很难受的，让我心里一揪一揪地疼。”
钱钟书爷爷去世了。那天晚上，我和傅研看过新闻联播后，立即赶到钱家。傅研拉住杨绛奶奶的手，哽咽失声。杨绛奶奶急促地说，别哭，别哭，不要哭！又对我们说，爷爷不喜欢别人用哭声送他。
我们都忍住了眼泪。我望着杨绛奶奶略显疲惫的消瘦脸庞，忽然想起，是啊，我从来未见杨绛奶奶流过眼泪。也许因为，眼泪是透明的血，它淌在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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