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宁肯相识，系在不经意之间。
那年，他的《蒙面之城》爆市，我得以在地摊上买到一本。读后震惊，感到书里的苍茫气象，是以往的长篇小说里所没有的。他写的是西藏物事，异域的神秘自然是勾魂摄魄，但给人以震撼的，却是他对宗教和人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不是居高临下的那种，而是基于生命的体验，深而可感，读之受用。看勒口上的小像，他长发覆额，像个愤青，唇角里有讥讽，眉宇间有不平。感到这小子是个另类，肯定不甘于流俗，拒绝与现实讲和。
真的和宁肯相识，是在老舍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他的《蒙面之城》和张洁的《无字》同时获奖。见到宁肯本人，我吃了一惊——他留着竖直的短发，发梢上有隐隐的白，面相憨朴，细细端详，像车间里的一个工友。再细端详，也不像工友，倒像一个常年浸淫在书堆里的知识者，因腹笥充盈，目光淡定，表情沉静而内敛。更令我吃惊的是，他在获奖感言里，有很入世的话，好像是说，像《蒙面之城》这样的另类文本，居然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且给以很高的评价，说明多元、宽容、理性、进步，所以他真心感谢等等。他自己把人们想象中的“愤青”形象彻底颠覆了，他是个很现实的人。
后来我们一起出行，旅途中大家嬉戏、笑谈、调侃，正经人也都变得很“不正经”了。宁肯也笑，也讲段子，但他努力躲避一些俚俗的用词，大家就挤兑他，说他是个毫无趣味的“正经人”。他逆来顺受，只是随和地笑，不作任何反驳。但我总觉得他的笑里有一种无奈，一如被伤害的人，还不能喊疼。也因为此，对他我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那一年，在交谈中，我无意间说道，京西边陲有一个小山村，闭塞到不知山外物事，都二十一世纪了，百姓生活还一如明清遗老，竟引起宁肯极大兴趣，说一定亲自勘考一番。以为是随口一说，不久他竟真的要来。正好那天我要出差，便建议他推迟一下行程，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一个当红的写家，是不应该怠慢的。他却说，你只需差一个带路的人就行了，别把简单的事弄复杂了。我便派了属下的一个地方文化学者，嘱咐他，一要做好专业言说，二要尽好地主之谊。事后，我们每见一次面，他都要表达一次谢意，说我的属下太尽职了，让他感动不已。这只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他却久久萦怀，顿觉得他这个人，宅心仁厚，胸怀里荡满春风，待人接物以他人为先、为上。
更让我感念的是，2009年秋日，在苇岸逝世10周年之际，他发起了追思会，并亲自拟定名单，亲自逐一通知。苇岸已经被人“淡忘”了，而他却要“隆重”，看得出他心底里保有着对思想者真诚的敬重。宁肯与苇岸，自然也有我，是“新散文”第一代的写者。后来我主攻小说，已经不看重这个身份了，而宁肯也写小说，且成就斐然，却依旧珍重，可见他是个不忘“来路”的人，真的把精神之道视为神圣大途。
因为重来路，所以他重阅读，他读书很多，小说家的面貌，却是学者的底色。
关于阅读，他在《想象的悬崖》一文中说过一句话：阅读就是写作者的故乡，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是走不远的人。
他的话，我是同意的，因为经年不断的阅读使我感觉到，已有的书籍，都跟人类的来路有关，是精神遗传的细胞，影响着心灵的走向。也就是说，信念的确立，心像的形成，精神的创造，都不是空穴来风、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历史的根脉和思想的坐标的。宁肯的小说，为什么有丰沛的思想，从这里，是可以想见的。
在一个文人的聚会上，众声喧哗，高谈阔论，争领风骚，宁肯却偏居一隅，安静地看一厚册普鲁斯特的传记。这让人联想到狄金森的一句话，我不怕喋喋不休者，敬畏的是那个沉默的人，因为他一开口，或许就一鸣惊人、使众芳失色。她的意思是说，有定力者，必有大境界。
宁肯正是一个有定力的写家。与他相识多年，从未听到过他喋喋不休地议论自己的创作，也没见到过他眉飞色舞地得意于自己的成功，更不被外界的臧否弄得诚惶诚恐、失去阵脚，他只管写，一如农人潜心侍弄庄稼，秋后的籽实再饱满，自夸的话，也是一句也不说的；即便是歉收，眼神里也不缺少对来年的信念。这样的农人，虽然普通，但却伟大。因为他姿态低，一抬腿就步步登高，别人的眼色，只能停留在他坚实而上挺的脊背之上。
十年间，他不事张扬，潜心创作，卓有贡奉。《蒙面之城》之后，连续推出了《沉默之门》、《环形女人》和《日光之城》(《天·藏》)，均获得广泛影响，堪称步步登高。这种“连续”，或许给外人一个“快”的感觉，其实他是慢的，每天苦心推敲500余字，别人用一二月就能成就的篇幅，他用了三到四年。他自己也说，长篇小说，就是“慢”的艺术，因而他不忍心快，认为那是降格以求，大有亵渎神圣之概。能够“连续”，是时日累积的结果，背后所映衬的，是信念、耐力和意志，是灯火阑珊，心血煎熬的景象，非艺术至上者不可为。
宁肯的确是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他不慕虚荣，不羡颜色，不堕时尚，心里只有他的长篇小说。或许与他西藏的经历有关，对创作有宗教一般的情结，静虚守成，心无杂念，仅有一个“写”字。因此，从开篇就珍重，精心谋划，匠心独运，苦心斟酌，可谓章章节节、字字句句均一丝不苟。他进入了一种“大化”之境，走的是经典写作的路数。
因为艺术至上，他的长篇小说，从一开始就避免流俗，执着地书写卓异的东西，或卓异的书写，努力把自己与传统和他人区分开来。他的《蒙面之城》就有形式感，到了后来就更加明显，强烈的文体意识，统领着他一贯的创作。
他在《沉默之门》中，有意识地运用了叙述人转换的写法，多声道地发音，让叙述本身成为对话的现场，给读者以事实的多样性和思想的丰富性，将意义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而不是简单地由作者得出结论，从而将阅读的过程变成读者和作者共同探讨生活意义的过程。在《日光之城》(《天·藏》)中，他则把注释的附属地位一改为叙事主体，叙述转换更加多元、更加自由。既有作者全能视角的主导叙述，也有小说人物的自我言说。注释在宁肯那里，已获得了独立的叙述人格，处在与小说叙述者对话的自主地位——既可以对故事的内容作解释或补充，也可以与小说中的人物辩论，还可以对小说的叙述方法进行评论，让读者在对叙事的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故事伦理的合理性，因而构建了立体的认知维度，使本文、文本互文、互动，有了不尽的意绪和纵横捭阖的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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