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在黑暗中坚守大道

　　在黑暗中坚守大道
　　——谈新诗（在台湾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的发言）
　　
　　于坚
　　
　　一百年前诞生的新诗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同步的。过去的朝代更迭，对语言的影响是缓慢的，也就是语言是自然生长的。而1840年以来，语言巨变，因为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过往人们所熟知、所命名的世界已近黄昏，而一个崭新霸道的世界，正朝着中国逼来，古老中国危在旦夕。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这个变局在那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或许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局，而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其实在根本上是一个文化变局。文化，中国文化是以文明照亮黑暗，文就是语言，因此文化的变局就是语言的变局。在传统中国的黄昏时代，语言倾向于美文，诗意，雅驯，曾国藩曾说“古文之道，无施不可，唯不宜于说理。”在清末，虚美成为汉语的主流。与司马迁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汉语已经相去甚远。胡适痛斥：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如果像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如果说，语言是对世界的命名。那么汉语在过去五千年中，曾经为古典中国进行了辉煌的命名，这种命名的最高成就是诗。诗国对于中国不是溢美的形容词，而是存在。而在鸦片战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对汉语这个故乡发生了怀疑、动摇。汉语试图搬家。新诗诞生的初衷是言文合一。将文的明、照亮，从文言文扩大到白话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核心就是“言文合一”。注意胡适说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改良”已经意味深长地否定了像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出埃及那样的“大搬家”。世界上的社会变革，从语言开始的不乏先例，中国更是从文化开始。胡适意识到“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着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
　　
　　19世纪以降，中国日益感到文言在命名世界变化时的无力。林琴南以文言文翻译西方作品的失败就是证明。文言文已经难以活泼泼地“能指”了，强大坚固的隐喻系统使语言在新世纪面前成为名不符实的陈言滥调，新世界不断产生的陌生意义令传统的意义系统摇摇欲坠。　　
　　
　　从传统中国道法自然的风花雪月走向天翻地覆的现代社会，可能始料未及的不仅仅是重整山河、从国民性到生活方式、风俗的大拆迁，也是文化的重塑。过去五千年的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变局，他们或许经历从一个王朝向另一个王朝的变迁，但是大地没有变迁，生活方式没有变迁，风俗不朽，语言没有变迁。此时代经历的动荡变化是过去时代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巨大变局。
　　
　　正如西方一句现代格言所说：“Pastis another country” （过去是另一个世界）。
　　
　　“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创造规范”。（哈贝马斯）
　　
　　必然也是另一种语言。在许多文明的例子中，新世界的后果是，语言适应新世界并命名之，人们不再认识自己的语言。这一点在拼音语言中尤其明显。同样，文雅中国温良恭谦让的汉语与强悍野蛮积极进取的现实名不符实，但是，汉语的本性决定它无法像拼音那样自我革命。这是汉语独一无二的伟大特性，它可以改良，但无法革命。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大变局到来时，汉语力挽狂澜，没有走向拼音。现代化是植根在拉丁语系中的运动，这种起源于商业目的语言实用而精确，例如法语，物、主、性、数、格全部细俱。而汉语则相反，语词的含义是可以根据上下文随时变化的，一个词是动词还是名词可以随意改变。朦胧、混沌，非常利于诗性的言说。
　　
　　在中国，语言的运动必然是文化运动，也必然是意义和精神方向的运动。西方语言学误导甚深，汉语从来不存在所指和能指的二分。汉语的能指所指是天人合一的，这个一就是字，这与拼音语言不同，拼音语言没有字这个东西，而字是意义、声音、字合一的。
　　
　　当然，当汉字失去“中”的平衡的时候，它确实会向某一极偏移。比如书法向字形的偏移，新诗取消汉字、标语式地向朗诵（声音）的偏移、功利性实用主义地向意义（例如文革对所指的控制）的偏移。
　　
　　在我看来，现代化的实现，乃是汉语偏向所指的实用。最近一世纪的汉语，向着实用的意义偏移。是当代汉语呈现一种粗陋、实用、立竿见影的风格。这自然成就了现代化。普通话可谓这种偏移的典范。
　　
　　现代化是在西方兴起的，现代化基于西方人对未来的虚构和谋划，当然它也基于西方文明。现代化与古老的汉语是完全相悖的。汉语即使到今天已经非常粗鄙实用，但它依然是古代巫师使用的那种语言，许多字可以在甲骨文上找到。现代化就是祛魅，就是标准化、量化，同质化、把世界变成、可以用一个通行标准、一种度来衡量，精细化、指标化的东西。汉语的模糊、朦胧、魅力、不确定、太极图式的语法变化与现代化是完全矛盾的。马克斯·韦伯曾说过，现代文明是一种“除魅”，也就是把古代社会中巫术、迷思、甚至诗意去除，让世界主流朝向科学、契约、经济这些必须清楚、准确、明白的方面。诗在中国有宗教作用，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在中国是一种形而上的语言巫术，一种语言的超度，与现代化的祛魅是完全冲突的。
　　
　　1840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激进者提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首先要消灭“万恶之源”汉语。鲁迅就曾经说“汉语不亡，中国必亡”。但是100年的经验证明，中国未完，也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现代化，汉语并没有灭亡，而是不自觉地走着胡适提出的“改良”之路，如何“良”？就是向实用倾斜。
　　
　　汉语并没有走德语、日语或者越南那样的路线。就命名来说，文言文已经过度，失去了命名的活力。白话文的诞生，恰恰是一种使汉语在命名的功能、活力上重新回到中的运动。白话文改变了汉语的速度，也使汉语朝能指偏移。在1949年以后，汉语有偏向狭隘的所指（意义暴力）。而在最近四十年，它又偏向实用主义的能指。
　　
　　事实证明，汉语是可以对现代化进行命名的。简单化、粗糙化使汉语在越来越偏于实用。反过来，汉语最近一百年的贫乏也说明汉语的某种丰富性，拒绝隐喻，偏向能指，汉语也可以成为实用性的和意识形态的语言。
　　
　　新诗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就像唐诗宋词一样，新诗同样是用汉字写的。它改良的只是韵的位置、断句的长短、叙述的方式、精确以及思的深度等等。新诗是汉字写的。许多词也见于甲骨文。曾经有过革命的实验，用拼音取代汉字，但失败了。像日本那样在汉字中插入拼音（假名）都没有。简化字只是使汉字的书写更快，它并没有改变汉字的本性。而所谓的西式语法，在新诗中基本上被忽视。新诗体现的汉语运动就是从书面化的、雅驯的汉语回到口语的、更野蛮也更有活力的汉语，将这种汉语书面化。言文合一，新诗一直在探索这种“合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的最丰富最复杂最接近神灵的尖端地带。唐诗曾经抵达的地方，言文合一也可以抵达。新诗使汉语再次展现了它的无穷魅力。它有过唐诗、宋词，还可以有新诗，这是一种伟大深厚的语言。
　　
　　新诗的开始本身就是汉语改造的急先锋，一旦汉语实用性的改造完成，今日之现代化的突飞猛进就是汉语越来越实用的结果。诗从急先锋到边缘化也是必然的。因为诗的言文一致与汉语的言文一致不同，后者是要为现代中国的实用潮流命名，而前者的命名则是要重返中国之道，它要在现代中召唤隐匿已久的中国之神。唐诗的局面对于新诗来说，从来都是一个理想，新诗是语言改良的急先锋，其理想却是后退的，通过白话的言文合一，使诗重获唐诗那样的光荣、那种伟大的魅力。
　　
　　传统中国的诗已经为古代中国完成了一个辉煌的命名，正因为命名的成功，中国可以以伟大的文明自豪。1840年以来被迫走向世界，不走也得走，西方的炮舰已经开到你的大门口。全球化不是中国自己主动的迎合，而是被迫的选择，选也得选，不选也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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