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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全球化是一种洁癖,它从不考虑美

2020-05-19 09:2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 1994年,于坚第一次出国,落地巴黎,第二天推开窗户,发现视野里没有想象中的高楼大厦,而是少年时代在《格林童话》里看见的世界,一群低矮的楼房,到处灰溜溜的。一个旧巴黎。那时,他的故乡昆明,正在掀起维新浪潮,拆得灰尘滚滚。自那以后,他又多次去往巴黎,基本上是老样子,许多地方用中国的标准来说,可谓脏乱差。

△诗人、作家于坚 钱小华/摄
△诗人、作家于坚 钱小华/摄

全世界都在追求焕然一新,巴黎岿然不动,到处是历史、时间、细节、包浆、旧世界。一个今与昔、新与旧杂处着,没有被标准化、同质化消灭了诗性的世界。“走出旅馆来到街上,即刻进入了巴尔扎克小说的某一章里”,“随便扫一眼某一条墙缝,里面都堆积着百年前凝固的灰尘”……

对于坚而言,这样的巴黎于他有着亲近感。他在青年时代阅读了大量法国小说,因为是地下阅读,一边读一边担心着被捕,所以印象深刻。他曾经将《九三年》《基督山恩仇记》等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讲给工友听。在真理沉默如铁的日子里,是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罗曼·罗兰告诉他关于生命、爱情、人生、奋斗、生活的真理。昆明在十九世纪与法属印度支那毗邻,滇越铁路通到昆明后,昆明出现了大片的法国式私人街区,“尚义街6号”就在那里。于坚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法式建筑里,70年代,他和朋友坐在金碧路的咖啡馆里聊天。他有很多法国朋友,他的诗集有四本翻译成法语。这些对他写《巴黎记》很重要。于坚不喜欢虚构,他述说他所见。“大块假我以文章”,这位“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这些年将写作重点放在散文上,一边行走一边写作,出版有《昆明记》《云南这边》《众神之河——从澜沧到湄公》《朝苏记》,即将出版的还有《希腊记》《美国记》和关于青海高原的《在源头》。

于坚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在大地上漫游,受的是李白、苏轼、陆游这些古典诗人的影响,塞万提斯、惠特曼、屠格涅夫、凯鲁雅克、金斯堡这些西方行吟诗人也影响过他。那时今天所谓的“驴友”还没有出现,没有Toread户外登山鞋。他曾经穿着解放鞋和一位朋友沿着滇池走了五天,穿过没有道路的荆棘丛,夜晚就睡在瓜棚里。他也曾用两周时间,遍访苏东坡一生最重要的地方,从出生地四川眉山,到仕途之地河南开封,再到流放地黄州惠州儋州。

“中国写作缺乏田野调查这种传统。我一直心仪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或者奈保尔写的印度那样建立在田野调查上的散文。这种写作在汉语写作中比较另类。不仅仅是理论的前卫,也是行动的前卫。早年我的田野调查局限于国内,全球化令这种田野调查成为世界性的,这是一个歌德所谓‘世界文学的’时代。《巴黎记》不是观光的结果,是田野调查的结果。”于坚说。

现代快报读品:《巴黎记》写了一个让人迷恋的旧巴黎,主要是想表达什么?

于坚: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巴黎的新与旧,不是一种彼此否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它们之间不存在断裂。新与旧不断对话、讨论、商量、修改、整合。旧巴黎的目的是为市民有一种诗性的生活,美的生活,不仅仅是活着。新巴黎依然遵循这个传统。世界城市,有的追求权力,有的追求商业,有的追求形象。巴黎与众不同,它追求的是保守。因为巴黎已经美到位了,在着就行,新只是破坏巴黎,就像将古董上的包浆清洗掉。美不是风花雪月的漂亮,美是时间的深度所致。闪闪发光不是美,是俗不可耐。美来自生活的深度。美是那种激起人们热爱生活、充实于时间的东西。生命是一个不断抵达美而不是物的过程,不美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美是一种德性。

最近巴黎多了许多难民。巴黎人经常帮助他们,我的朋友穆沙直接就把一个睡在桥底下的马里难民接回家一直住到他找到工作,不是几天,几个月,是7年!巴黎不需要变,作为生活世界,他们对自己的故乡有宋代的那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认识。巴黎有许多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巴黎的人,博物馆就够看一辈子。

现代快报读品:《巴黎记》和《昆明记》可以对照着看,看着旧巴黎,缅怀着老昆明。这些年你一直生活在昆明,昆明对你意味着什么?

于坚:这是我的故乡。诗人来自故乡。路上没有诗人。诗人永远是“便向襄阳向洛阳”“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物。故乡意味着一位诗人的精神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出处意味着你是谁,“欲善其终,必固其始”。昆明可以说是漫长的古典世界的最后一班地铁,在我少年时代,古老的美刚刚开始消亡,但是还在。我幸运地在那个世界里阅读了那些不朽的经典,它们的对应物还没有面目全非。我十九岁时躺在昆明附近的山岗上背诵了王维的《辋川集》。那些不朽的天堂之歌。当我说“天堂”这个词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我曾见过。

现代快报读品:如果《巴黎记》是一次对现代性的反思,现代主义的危险是什么?出路又在哪里?

于坚:我在1996年代就在长诗《飞行》中预言了同质化时代的到来。现代化实用、便宜、快捷、方便,但是无德、不美。技术是无德的。美是时间导致的细节,同质化消灭细节。现代主义最大的危险就是人类最终被技术统治,美消失。这次瘟疫已经充分显露。瘟疫是多么丑陋乏味的一件事呵,它仅要求一个千篇一律的口罩。全世界现在都在等待一个技术上帝的救赎——疫苗实验成功了吗?全球化就是同质化、量化。全球化是一种洁癖,它从不考虑美,因为利润的驱使,它无法考虑。瘟疫利用了这一点。古代也有瘟疫,但是不会利用人类的技术迅速地传遍世界。过去,瘟疫的敌人不仅仅是药物,还有民族国家、宗教、文化……这些现在都无能为力了。是的,人类走到今天,已经山穷水尽,美国人都在开发月球了。或许人今天应该认真想想《诗经》提出的那个问题:彼何人斯?不是没有道路,而是许多道路被遮蔽在现代主义的专制下,比如孔子、庄子、老子在轴心时代指出过的那种人类持久存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中国实践了两千年最后由于技术的落后而式微,但是它不是不可以用现代技术来整合出某种方式,对同样是在轴心时代开始之后席卷世界的柏拉图主义导致的今天这些后果进行调整。

现代快报读品:你在书中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话:“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并说“这个真理在老中国过去的黄金时代(例如宋)一直被践行着。”你不止一次提到想“重返伟大的黄金时代”。你所说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于坚:上有天堂,下有江南。我可以用谢眺的诗来回答这个问题:“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当年郑和出海,不是像大英帝国的舰队是去征服,而是去输送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那些船载着瓷器而不是武器。宋已经总结历史经验,温故知新,意识到青花瓷器、茶叶、丝绸、四合院、画栋雕梁、鸟语花香、田园山水的世界乃是一种最高质量的文明,最好的生活世界。所以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是可以信赖的学者。可以去看看江南那些幸存的古村落,中国诗歌、绘画一直在歌颂这个生活世界。我们已经抵达,但我们希望更好,现在这一切,就是那个“更好的”,如此而已!拆掉了“江南”的世界是更有意义的世界吗?也许现在可以想想“彼何人斯?”回家去关起门来想想,家到底是什么,这是瘟疫送给我们的形而上礼物。

现代快报读品:你曾沿着苏东坡的足迹来了一次“朝苏记”。你想成为怎样的诗人?

于坚:今天的诗人似乎渴望成为“国际诗人”。我是祖国诗人,《世说新语》里面的那种诗人。诗人是一种尼采所谓的超人。诗是对生命的解放,语言对灵魂的勾引,诗是行动。我们时代的写作正在堕落为纸上、会议上的造句术。往昔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是屈原,他诗歌那些不朽的主题“离骚”,“去终古之所居”“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乃是世界文学的主题。《追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无不是。

现代快报读品:但你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作家,你的写作中对中国式拆迁以及现代化、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有自己的思考和抗议。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表达和行动。

于坚:我的野心是回到文人。文人就是为世界文身,文章为天地立心。宋以后,文人逐步堕落于宣纸上的造句术,以致文人声名狼藉。我心仪的是屈原这样的巫师,“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这就是古典文人。诗人今天应该重新回到这种身份,只有一点不同,就是独立而不再依附。我不是知识分子,我是文人。

《巴黎记》,于坚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第一版,88.00元
△《巴黎记》 于坚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现代快报读品:《巴黎记》中你也反复提到语言和人。语言和人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如何避免落入语言的陈词滥调?

于坚:语言即人,说什么语言意味着是什么样的人。语言也导致人的分裂,如果语言被控制,人们就会阳奉阴违,一种语言用于阳,一种语言用于阴。我有一次参加一位朋友的追悼会,听他单位的悼词,我发现单位上的他和作为我的朋友的他完全是两个人。如何避免?孔子已经指出:不学诗,无以言。读诗,诗永远是对陈词滥调的反抗。

现代快报读品:书中拼贴了大量的文本,巴尔扎克、波德莱尔、萨特、杜拉斯、叔本华、马尔库塞、福柯、红楼梦……是想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于坚:这是黄庭坚们江西诗派“点石成金”“脱胎换骨”的影响,或者“互文性”,本雅明也说,他想“用引文写一本书”。引文只是词,这些词的组合会发生全新的意义空间。这是一种诗的方式。拼贴,是一种后现代写作。我的拼贴其实就是对旧文的去蔽,就像古代的中国的许多艺术,常常是诗句、叙述文、评论、随笔、思绪、笔记、日记、小说、图像的拼贴,诞生一种叫做“文章”的东西。

现代快报读品:你在《巴黎记》里追忆了青春往事,比如40年前的地下阅读。是什么让你成为今天的你?你怎么看待你的写作与时代的关系?

于坚:我可能是那个年代塑造的。一个1966年站在街头看着“文”如何变成满街的大字报的小孩最后成为一个文人。这是意味深长。历史永远是各种悖论的历史。

现代快报读品:你现在云南师范大学教书,许多人认为今天的学生不如他们年轻时所具有的那种理想主义和激情。包括前段时间《后浪》演讲刷屏,也引来了很大的争议。

于坚:后浪和前浪都是浪,组成了生命的壮丽河流。没有前浪不会有后浪,没有后浪河流就干涸。前浪与后浪不是非此即彼、“彼可取而代也”的革命关系,而是先来后到,温故知新,彼此尊重、商量、讨论的关系。我们时代的文化是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自“五四”兴起以来一直维新是从,崇拜未来。前浪后浪都深受其影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一种人类欲望,我主张回到温故知新的伟大传统。“五四”一个多世纪后,中国已经焕然一新,也许可以反思下“维新”。

于坚

诗人、作家。1980年开始摄影至今。1992年开始拍摄纪录片至今。著有诗集、文集多种。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诗歌奖、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数十种诗歌奖、散文奖。纪录片《碧色车站》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银狼奖单元。系列摄影作品获201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华夏典藏奖。在国内外多次举办摄影展。

来源: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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