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在黑暗中坚守大道(2)

　　为现代中国命名也是被迫的，它与汉语历史上那些自然生长的命名不同，例如唐诗向宋词的演变。现代汉语的命名一开始就是功利的、实用的，这种被迫的急功近利恰恰与传统中国之命名的与杜甫式的“寻章摘句老雕虫”不同。
　　
　　“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创造规范”。但是，现代依然有“道”，道依然是“非常道”意识形态、主义无法取代道，如果过去一百年，知识分子曾经狂热地以为意识形态、主义可以取代“道可道，非常道”的话，那么他们今天应当明白，中国今日的文明低落，正是“大道缺席”的结果。道不可推陈出新，也无法革命。现代化可以提供货币、合同、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却并不负责为人类提供新上帝。中国之道依然是那条“道可道，非常道”。
　　
　　新诗依然意识到“诗言志”这个汉语的天然使命。志在二十世纪后期汉语向意识形态的偏移中变得非常狭窄。志就是道，就是大道，诗是要载道的，这个道并非意思、意义、意见、意图、意念、意味、意志、意向、意愿、意识形态…而是道可道，非常道，知白守黑、有无相生。汉语是存在性的语言，不是工具性的语言。大道之显是诗的“被抛性”。在中国，诗是文明的核心，诗就是宗教，就是那种标示一个民族与上帝之距离的最高言说。汉语诗人不能忘记他们是用汉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写作，是中国诗人不是西方诗人。西方之道可以通过教堂存在，完全不读诗的人的“志”可以在教堂得到寄托。中国没有教堂，中国通过文的明照亮精神的黑暗，文章为天地立心。中国诗和西方诗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它不仅仅是语言游戏。就像对诗这个字牵强的字形解释一样，诗就是言寺，语言的寺庙。新诗的探索过程中受西方影响，把诗看成是文学专业分工中的修辞术之一，可有可无的巧言。诗的边缘化除了汉语运动方向所导致的边缘化，也由于诗人自己对重建大道之使命的犹豫不决，诗变成了无足轻重的语言游戏。在中国，“纯诗”必然被冷落，在中国文化中，“纯诗”总是次要的，文明不认为语言游戏是成熟的诗，语言游戏在中国文学史中仅在青春狷者的文字馆中聊备一格。
　　
　　新诗的目标与汉语的整体运动不同，它是通过对现代世界命名重建“大道”“礼失而求诸野”，再次扮演为文明招魂的祭司角色。也许前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关于20世纪俄国文学的发言也可以用在这里：“我们是在荒地上——更准确地说，是在荒凉得可怕的空地上开始的，我们有意识地，但更多则是直觉地致力于文化延续性效用的重建，致力于文化的形式和途径的重建，努力让文化那不多几个尚且完整的、也常常完全败坏了名声的形式充盈我们自身的、新的或我们固有的当代内容。”招魂在早期新诗中非常强烈，20世纪初的新诗人可谓回到了“巫师”的角色。典型者如鲁迅、郭沫若。
　　
　　言文一致可以说是“礼失而求诸野”。白话使新诗面向文明的荒原，就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之前的诗经时代，自由而鲜活，文明的空间突然开启到巨大的黑暗中、开启到无名的白话口语世界中。白话文经典作家鲁迅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散文诗、白话小说、杂文、随笔、文学史……这位伟大的作家可以说是写疯了，命名的狂欢！
　　
　　“诗言志”不是诗的某种倾向，而是汉语的本质所致。
　　
　　一百年过去，新诗可以有一位“采诗”、删定的“孔子”了吗？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白）
　　
　　如果把一百年新诗的历史进行梳理，从胡适开始到创造社的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30年代为人生的艺术、花边文学；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现代派的纯诗追求；艾青；50年代“诗言志”的意识形态化；1979年《今天》在总结新诗前阶段历史对诗的再认识、第三代的“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以及70后诗人对意义的开拓……等进行梳理，文本的比较，我认为，在一个普遍追求“有用”的时代，新诗固然也受时代影响，有着严重的对“无用”的焦虑症，因此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泥沙俱下。但在诗的金字塔的顶端地带，新诗也是越写越好。新诗已经形成它自己的小传统和金字塔。
　　
　　现代化背后没有上帝。拿来主义，我们可以把西方现代化的「框架」拿来，却无法把「上帝」拿来。语言的现代化，汉语只发挥了一部份作用，也就是工具性方面的作用。文明被语言工具主义遮蔽着。这个时代的语言方向不是追求大道，汉语在大局上日益向经济修辞迈进，任何事情都以货币式的语言衡量。新诗被冷落是因为它的追求与时代的方向背道而驰，它拒绝有用。诗曾经被用得很惨，诗在五十年以来的御用运动中声名狼藉，诗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最近三十年，诗逐步回到大道，因此大音希声，被疯狂的物质主义冷落是必然的。与时代向着“有”的巨大运动相比，诗人们在写作中对如何接近“无”的探索所导致的读者的疏远微不足道。最近三十年，新诗就像传统上的诗歌运动一样，总是在如何写、写什么的两极上摆动而不再是在意义和意识形态（意缔牢结）的两极摆动。这种摆动必然被20世纪以来习惯视语言为意义之宣传工具而不是彰显存在之道的读者的冷落。
　　
　　在1840年以前，我们置身在雅俗共赏的古典汉语中，但今天，我们与古典汉语有了某种对象化关系，古典汉语某种程度上被彼岸化了，升华了，也令我们看到古代作者看不到的汉语的可能性和空间。还有文革方面的遗产，文革不只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文革让我们知道，一旦摆脱、否定历史，汉语可以疯狂、暴力、贫乏到何种程度。大陆的诗人，首先继承的文革是遗产，对汉语有深切反思。大陆过去三十年的诗，可以视为对汉语的一种反思。但今天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古典文化的遗产，让这笔遗产也在黑暗里亮起来。
　　
　　今天，新诗彻底孤独。它甚至孤独于当代文化，完全被遮蔽在黑暗里，因此诗人们终于有时间和可能性来完成诗所要求的最根本的东西。
　　
　　我相信，这是新诗出现那种完整的诗人、神的诗人的时代。
　　
　　新诗最近三十年一直在努力使汉语从粗糙的、简单的、暴力的语言重新回到丰富的、常识的、能够召唤神灵的语言。诗依然是汉语的金字塔尖。
　　
　　现代化最恐怖的就是把全世界的地方统一成一个标准化的小区，完全丧失地方性知识、丧失方言、特点和细节。今日世界在物质生活上差距越来越小，现代化是某种洁癖之类的东西，它将世界理顺、全面沟通、拆迁一切、将异类同质化。高速公路、摩天大楼，全世界都一样，同样的方向盘、同样的按钮。但诗永远守护着人类灵魂的黑暗大陆、守护着不可在经济层面沟通的地带，它恰恰是民族作为独一无二的文明得以确立的东西。
　　
　　新诗是可以期待的，因为现代化并没有为中国迎来上帝，这个上帝，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中继承、创造。当然，中华民族若完全跟着西方走，走向取消汉语的地步，这就没有任何希望了，这个民族若继续使用汉语，我认为新诗就有希望。
　　
　　新诗三十年最重要的品质正是它的孤立、它的不被理解，新诗在黑暗中坚守着大道。
　　
　　2012年10月17日于台湾东海大学“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
　　
　　2012年10月23日于《深圳特区报》“诗歌人间”新诗三十年研讨会
　　
　　2012年11月应《长江文艺》编辑部之约改定
　　
　　2012年10月19日在台湾东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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