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忆范用先生

　　1985年8月，浙江富阳举行郁达夫遇害4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革”浩劫后幸存的与郁达夫有过交往的新文学作家汪静之、许杰、楼适夷、柯灵先生等都参加了。范用先生也来了，他当时是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已是出版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傅雷家书》、《随感录》(巴金著)、《干校六记》(杨绛著)、《为人道主义辩护》(王若水著)等书，都是在他主持下才得以问世的。茅盾、王任叔、夏衍、聂绀弩、胡风、曹聚仁、宋云彬、徐懋庸、唐弢、柯灵、廖沫沙、秦似等位的杂文集也都在他的主持下陆续问世，我所藏的好几本就是他赠送的。这套颇有气势的杂文选集现在很少有人提到了，但范用先生说过：“这是三联版图书中比较豪华的一套书，作者也都是大家。”(引自《叶雨书衣》)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视之，如此大规模地展示现代杂文创作的成就，书的装帧又那么漂亮，至今后无来者，确实难得，足以体现范用的雄心和魄力。

　　也就是在这次郁达夫研讨会上，范用先生向我约稿，要我编选一部郁达夫谈书的书，我首次领教了他对书的挚爱。我当时正在为广东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编订12卷本《郁达夫文集》，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促使他首次见面就向我这个小小的大学助教约稿。我不免有点诚惶诚恐，他的口气却是不容置疑的，你可以做，你应该做！我除了答应他的吩咐，不敢说个“不”字。这部《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1986年夏编竣，虽然迟至1995年3月才由北京三联推出，但我与三联的书缘却是他一手开启的。

　　从此以后，几乎每次到北京都要去拜访范用先生，有时是单独，有时是《卖书买书》的责编秦人路先生带领。范用很忙，太忙了，总是风风火火地在处理各种大小事务，所以我的拜访时间都不长，说完事，拿了想要的书，就走，有点“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味道。他也就摆摆手，说一句：“下次再来。”我们真的成了不拘形式的“忘年交”了。有件事是必须一记的。我曾向他抱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免不了要与海外学者交流，互换资料，但香港同行寄来的专业书刊，常常被海关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收，以至引起对方的误解和不满。他听了当即表示，由于工作需要，他有一个专用信箱，海外寄进的印刷品不会查扣，建议以后给我的可能有碍的书刊资料就寄到他那里中转。虽然我后来并没有就此事麻烦他，但他愿意尽力帮助后学的热忱一直让我感到温暖，至今难忘。

　　作为出版家，范用先生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留下的文字并不多。我记忆中，他的第一本书是《我爱穆源》，一本可爱的48开本的小书。穆源是范用先生家乡江苏镇江的一所中学，是他的母校。“人在江湖，心存穆源”，此书所收就是他上世纪90年代初给穆源中学学生所写的16封信，其中有着他对风云激荡的青少年时代的细腻而又真切的回忆。我所得到的《我爱穆源》是署“洛瑛编”的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印刷本，大概是此书最初的版本，不但内容，装帧也与后来北京三联书店版有所不同，虽然都是他自己所亲为。此书书脊上印“范用给小同学的信：我爱穆源(1936－1937)”，封底印了题为“翠堤晨曦”的他的个人照(唐思东摄)，还有他抄录的W.S.Landor的诗《行年七十五》摘句(绿原译)：

　　我不与人争，胜负均不值，

　　我爱大自然，艺术在其次。

　　且以生命之火烘我手，

　　它一熄，我起身就走。

　　记得他寄我书时，向我提了一个要求，因为《我爱穆源》“附录”了他早年的两篇“少作”《一九三七年的四天》和《姐姐》，他忆起在穆源中学时期还写了一文刊于镇江某小杂志(我已忘了刊名)，嘱我代为查找，以后来信，包括寄贺年卡时还多次提及。我查过，可惜上海图书馆未藏此刊物，一直没有结果。我未能为他了此心愿，很觉愧对于他。

　　好多人都说，范用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出版家，一个为书而活着的人”。在我看来，出版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敏锐、大胆地发掘作者，竭尽心力地出好作者的书。范用先生推出曹聚仁、叶灵凤、柳苏(罗孚)等香港作家的著作，当时都有点风险，都是需要勇气的。三联版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三卷本)由丝韦(罗孚)编选，在他主持下隆重推出，我得到的是罗孚先生题签的毛边本，珍爱万分。范用先生后来回忆道：“叶灵凤的小品文写得好极了，没有人像他那样认真、细心地写东西”，“我在香港见过叶灵凤。那时很多人对他有误解。香港陷落时，他没离开，还在报上发表有关文艺知识的小文章，有人骂他是汉奸文人。我说他不是‘汉奸文人’，而只是个‘文人’。文人要吃饭，只好写文章。他没写过汉奸文字。”(引自《叶雨书衣》)可见，出版这书还暗含着他为故人辩诬的一份深情。他出版柳苏的《香港，香港》等书，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年国庆我适在香港，拜访已年届九十高龄的罗孚先生，谈到范用先生，罗先生不胜唏嘘，感叹次日赴京，却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罗师母回忆罗先生幽居北京十年，一次在饭店用餐，巧遇范用先生，他紧握罗先生的手不断地说：“你住哪里？住哪里？我一直在找你，找得好苦！”接下来的事就可以想见了，“文章合有老波澜”，正是在范用先生的鼓励和催逼下，罗孚先生的精彩诗文喷涌而出，柳苏的名字开始在《读书》上出现……从而成就了他后期文学创作的大丰收！

　　范用先生离休后，编了许多富有文化趣味的好书，其中有两部我认为特别值得注意。一部是《爱看书的广告》(2004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版)，这可是第一本关于新文学广告的专书。广告涉及新文学作品的传播史和接受史，研究价值不容忽视。此书不但信息量大，收录了鲁迅、叶圣陶、巴金、施蛰存、胡风、老舍等新文学名家，文化生活出版社、北新书局、新月书店、良友图书公司和生活书店等著名新文学出版社的广告文字，而且还收入了当代各家讨论书刊广告的文字。范用先生把研究新文学广告这个重要课题提了出来，现在已有人以此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了。其实，范用先生重视书刊广告远非自此书始。手头有一本仅62页骑缝钉装订的《书籍广告》，封面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封底署“参考资料酌收工本费0.15元”，无印行年月，估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的。这本小册子有三个部分：导言《三十年代书籍广告》、《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书刊广告》(图版)和《鲁迅写的书刊广告文字》。《三十年代书籍广告》署名“辛雨”，与“叶雨”一字之差，是否范用先生的笔名？我猜测很有可能。此文最后一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