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枫 吴亮：如今的翻译不可尽信

　　如今的翻译不可尽信
　　
　　江枫 吴亮
　　
　　吴亮 1988年我们在北戴河第一次见面，你还记得那个夏天吗？20年过去了，你依然精神饱满……我还保存着一张我们的合影，在山海关城墙上，是叶廷芳给我们拍的，背后是大海。
　　
　　江枫 那个夏天确实是个值得怀念的一个夏天。北戴河之会，实际上也是一次暑期讲习班之类的聚会。当时的汤一介、乐黛云，谢冕、陈素琰，任洪渊夫妇、现在回想起来，都还称得上风华正茂。二十多年，就那么快到无情地成为过去，山海关古城墙上合影，我自然记得，那是万里长城延伸入海的“老龙头”。
　　
　　吴亮 在你的私人照相簿中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也看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艾青、韩素英、萧乾、谢冕、顾城、黄华、邓颖超、臧克家、杨成武……看来你是一个喜欢保留照片的人，特别是，你年轻时的照片，那么英姿勃发，风流倜傥，你是一个自恋的人吗？据说诗人都比较自恋。
　　
　　江枫 艾青和臧克家代表着一个诗歌时代，艾青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位素未谋面而登门求见的偶像性人物，他本来也许可以成为当代的李白，但是他做不到天子唤来不上船，不得不一而再地作违心的检讨；臧克家，是诗人任彦芳引见的，他本来也许可以算是当代的杜甫，几乎也曾经是每饭不忘君，每天都读社论，把每篇社论都当作真经。
　　
　　有机会接触到黄华、邓颖超、康克清，是由于翻译和研究史沫特莱的原因。杨成武跑过来找我说话，则是我在一次史沫特莱的纪念会上的发言，唤醒了这位将军对于抗日初期转战山西的回忆，和他关于史沫特莱的深刻记忆。
　　
　　而韩素英，则是在颁授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仪式上的留影。她不是最富有的华裔女作家, 她能提出彩虹奖的设想, 并且用她有限的财力实现了这一设想；以及她在世界上处处宣扬和维护我们国家的形象, 甚至引起不公正的误解；我能理解, 这是出于爱,对她娘家、对她父母之邦深沉的爱；正像拜伦所说：“祖国啊, 我爱你，连同你所有的瑕疵!”
　　
　　萧乾代表着解放后一直抬不起头来，57年落难，文革结束才得以复出的一辈，他在读到《文汇报》有关《书屋》创刊及其所载江枫评《尤利西斯》金隄、萧乾两个译本“持论公允”的报道后，便让文洁若打电话找我而有所垂询。他们对我的评论，至少看上去，表示欣然接受，而且立刻通知李锦端“英汉对照本”的工作停止，邀请我帮助校订，但是从后来嘱咐杨德豫为台湾某出版社编一套西洋诗歌丛书而唯独不得采用江枫译文的行为看来，这时萧已过世，至少是文洁若，对于我之不曾违心吹捧一直耿耿未能释然于怀。
　　
　　谢冕、张炯，和我一样都是当过兵又回到学校来读书的转业军人。与其说是同学，不如说是一道创建了《红楼》又一道主持《红楼》编务的同事和战友，虽在同一个系，却比我高一班，若不是办《红楼》，就难得聚首，真不曾指望，在这样一个年龄段，都有过一段社会经历，还能结交成这样一种可以说是真纯无邪的友谊：长时间不见面了，就会想念，想起来了，心里就一片阳光。在“崛起”论横遭打压的一天，我去看谢冕，他拉长了显然低沉的声音说：风雨故人来。
　　
　　你说“看来你是一个喜欢保留照片的人，特别是，你年轻时的照片，那么英姿勃发，风流倜傥，你是一个自恋的人吗？”不，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自恋”与我无缘。我不具备一般自恋症患者所具备的，那种搔首弄姿、顾影自怜的客观条件，我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一段历史时期出生和成长的，我的偶像是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我父亲请于右任书写的一幅长卷写的就是《正气歌》，那个时代，从不曾听到有人用“美女作家”来称呼冰心、林徽因和丁玲，在学校里学的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从19岁到27岁，我是在部队中度过的，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用今天的眼光看我那一时期的留影而加以赞美，倒可以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来解释：谁不曾年轻过呢？而英姿勃发，不过是年轻人的自然表象！幸亏我并不曾意识到这一点，更不曾犯下“风流倜傥”的错误，否则在那个绝没有个人“风流倜傥”余地的环境中，就很难设想那难以设想的设想了。
　　
　　吴亮 换一个词问你，不是自恋，是“自负”。
　　
　　江枫 自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这个词和我联系在一起。我不可能知道每一个议论江枫的人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我相信网上言论有一定代表性。请点击无论哪一个搜索引擎，有关于此一江枫的成千上万条结果，还没有一条涉及“自负”二字。
　　
　　我自幼就自负不起来，因为我父亲就是一座让我难以自负的高山，他是辛亥革命上海光复之役的领导人之一，虽然出身于贫苦农家，读书有限，却能以稿酬所得置地造屋，并名之为“俭庐”，而常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训育子女。
　　
　　当《外国文学研究》编委会来函称，“卞之琳先生为我刊顾问，曾说江枫译诗为五四以来所未有”，要我“撰一文谈谈翻译《雪莱诗选》的甘苦”，我以“译诗，应该力求形神皆似”为题，写了一篇“《雪莱诗选》译后追记”，文末提到“《雪莱诗选》出版时，我曾感到惶恐，因为发稿后，我又对译文感到不尽满意，但是，发行后竟得到了赞誉，确实使我受之有愧。这种赞誉又使我感动，因为我深知，其中包含着极大的宽容。”其中黑体一句在该刊1982年第2期刊出时曾被删去，但是后来被我郑重补上。而当我读到黄雨石批评我译的《暴政的假面游行》有些句子拖沓，我为有人能这样提醒我而高兴，并在再版时改正。最近有人批评我“连Utopia College 是大同大学的前身大同学院都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他的批评让我多增加了一点知识，我由衷感谢，奚落我几句能让他快活，就算是交学费吧。
　　
　　但是，经过多次修订的现今这个版本，我作为一名在雪莱研究方面下过功夫的读者，可以非常客观地告诉你，是世界上最好的雪莱诗汉译本。对照原文、比较译文，你就会明白这句话千真万确。我这样说，是自负么，不，是自豪！能够以一己的劳动使得他人的重复劳动成为不再必要，难道不值得自豪？
　　
　　《中国文学翻译史》指出：“江枫译诗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强调对原诗形神的全面忠实和采用新诗语言格律。在翻译诗歌时，他追求一种‘最佳近似度’，尽可能逐字逐行对译，最大限度地保存原作结构、形象和风格，移植原作节奏、韵式而又不过分拘泥，宽严有度，以形似求神似，从而达到形神兼似。”而且把我的一个译诗“秘诀”也挑出来告诉给了读者：其中重要的一个方法是：“把译出语中的每一个实词全都当作比喻而在译入语中尽可能准确或最大限度近似地落实为相应的实词”。
　　
　　我本以为，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些痕迹，看来是躲也躲不开的了，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我偶然发现，在现代文学史的一段文字里，居然还记下了一起与我有关而无论发生在谁身上也都值得自豪的往事，那就是面对来势汹汹的压力，一时间万马齐喑，唯有一马挺身而出，为了维护初生的“朦胧诗”而长啸独嘶！ 　　吴亮 你如何看那段历史公案，即“朦胧诗”？当年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为孙绍振辩护的？今天你又怎么评价“朦胧诗”，是原封不动坚持当时观点呢，还是又有新的思考？
　　
　　江枫 有关这个问题，屠岸先生曾在我八十岁的学术研讨会上说过这样一段，比我自吹自擂客观些，不妨由我读一段给你听听，他说：
　　
　　“江枫兄大家知道的比较多一点的是他在英诗汉译和翻译理论方面的成就。但他在文学理论上也做出了成绩，我举一个例子。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一个诗人群，写出了被称作“朦胧诗”的作品。当时许多人对它持反对态度。但“朦胧诗”，是对50年代至70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统治下舆论一律、诗歌形态一律，畸形状态的公然反叛。是诗歌领域的人性回归和新的升腾。现在，它在中国新诗史上被公认为有一定地位。但在当时，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有一位程代熙先生，写文章发表，攻击“朦胧诗”。江枫立即撰文反驳，为朦胧诗辩护，并指出程代熙把T.S.艾略特的诗歌理论都搞错了。江枫的仗义执言，赢来一片喝彩声。有人说他有大侠之风，言之有理。”
　　
　　可以略加补充的一点是：我这篇文章主标题为“沿着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的道路前进”，副标题为“为孙绍振一辩兼与程代熙商榷”，《诗刊》一位编辑部主任曾劝诱我，“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的回答是，“我要断其十指，也能断其十指！”他就是不许断其十指，我就转投《人民日报》，当然不是指望这张最大党报整版全文发表，只是想让“上头”知道，对朦胧诗的批判并不正确。后来蒋荫安给我写来一封长达四页的退稿信，我也就满意了。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诗探索》。
　　
　　还可以透露一点“秘辛”：程代熙此文是奉命之作。我怎么知道！当时我的上班地点在东厂胡同，离朝阳门的人文社不远，人文社里朋友多，我也就成了人文社和人文社食堂的常客，程代熙是人文社编辑，当然也是人文社食堂的食客，他曾不止一次在食堂出示一张授意撰文的有字纸条，尽管那几个字是用铅笔写的，他每次出示，都还是面有得色，因为写字授意人是一位有较高官衔的诗人—— 请允许，姑隐其名。
　　
　　“朦胧诗”的出现，既如屠岸先生所云“是人性的回归”，也该承认“是诗歌艺术的回归”。
　　
　　吴亮 你坚持译诗应以“形似第一神似第二”为准则，与严复“信达雅”关系相近，当然，严复讲的可能是多半是指学术翻译——你觉得当前的学术翻译在“信”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又存在哪些问题？古人说“诗无达诂”，可以为诗的不同译法辩护，那么，在学术上，翻译是否也可以“见仁见智”，因人而异？
　　
　　江枫 不是“第一第二”，而是：“ 形似而后神似”，不是坚持我的主张，而是遵循规律，“形似而后神似”是译诗乃至译一切文学作品的必然规律。任何艺术作品，任何事物，形式与内容从来不可分割，这里的“而后”，是形而上语境下的“而后”，是为了便于分析的分析；同时又是修辞性的修辞，所谓“而后”，意在强调：是说：只要做到了形似，也就自然而然神似！译而求形神皆似，是求全面的忠实，应从语言形式的忠实再现着手。
　　
　　严复的“信达雅”说，高度概括了我国的传统译论，但是，未能考虑到文学翻译的独特性，尤其是将达和雅与信对等并列，显然有欠妥当。因为，信，是翻译的核心要求，不信，便不成翻译；达，自然不在话下，不达也不成其为译；雅，对于说理文字，可雅、可俗，可深、可浅，对于文学翻译，则必须以原文为准：深不得、浅不得，若将薛蟠的大作也译得含蓄而文雅，薛蟠便不成为薛蟠了。雅，只能作使用文学语言解。
　　
　　至于“诗无达诂”，并不能一概而论。像“床前明月光”，就不能说无达诂， “黄河之水天上来”之类，也明白易解，鲜有歧义。中国古代诗歌，有一部分之所以难有达诂，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语言文字，属于分析语一类，词无定性，形无变化，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常以词序表达，如“绿”，是名词、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动词，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便用作动词。另一方面，中国古诗词句中字有定数：四言、五言、七言，有时，为了压缩字数以便于入诗，而不得不有所省略，有时由于用典、有时又为了避俗而用奇、用僻，以至于使得读者读诗，如入雾阵、如猜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