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枫吴亮：如今的翻译不可尽信(2)

　　
　　此外，中外诗歌一样，几乎都是用比喻写成的，无论明喻还是隐喻，都是形象语言，而形象大于思维，所以可作多解而有多诂，好诗，都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品质。
　　
　　事实是，“诗无达诂”，并不能成为一首诗过分不同译法的辩护词，只能成为“不求形似但求神似”随意解释、随意翻译的借口。
　　
　　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形似而后神似”是诗歌翻译无可回避的规律，就会懂得，译诗，是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过程，是以相应的译入语构建语言形象再现原作的过程，而不是根据译者的理解、半理解和不理解传达原作所含有的“意义”，所以，以最大近似的语言形式再现了原作形象语言的译作，便能够在传达原作认知信息的同时传达原作的审美信息，也就是说，真正实现了形似的译本，不仅能够传达原作的言内之意，也能传达原作的言外之意，如果原作确有这种言外之意：原作多解，形似的译作便多解，原作“无达诂”，形似的译作便也“无达诂”。
　　
　　吴亮据说1947年复旦给你的作文考题是对“朱熹读书不放一字过，诸葛亮但观大意，陶渊明不求甚解”发表意见，我很想知道当年你是怎样答题的，假如你还记得的话。
　　
　　江枫我考大学是1946年，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第一次全国高考，考生之多不难想象，抗战8年未能升学的，和当年中学的应届毕业生，都要抓紧这年夏天的机会，挤进考场一试身手。严格说来，我连报考都是不够资格的，也许是以为让我考也未必考得上，检验证书的先生尽管嘴上说着不能用当年高二的成绩单报名，还是收下报名费，给了我一张准考证。
　　
　　作文考试，考题发下来了，一看，好长，实在是一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长题：“朱熹读书不放一字过、诸葛亮读书但观大意、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论”。题目读完，腹稿已成，动笔写来，真有一种行云流水的快感。
　　
　　朱熹读书，为做学问，不放一字过，是务求透彻理解每一个字的真意，是求真的读书方法；诸葛亮读书，学以致用，旨在修身齐家治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有半部论语就够用，完全不必皓首穷经，但观大意足矣，是一种致善的读书态度；陶渊明，不愿再为五斗米折腰而已经辞官，躬耕田亩、采菊东篱，兴之所至，翻阅诗书，不求甚解，乐在其中，则是审美的阅读。真、善、美，三种不同的阅读，满足三种不同的需要，可收三种不同的功效。
　　
　　见到英语作文的题目，我就知道，有了。尽管在六年一贯制的中学只读了5 年，还有些科目尚未学过、不得不弃考而得零分，我也敢于相信，十有八九是考上了。因为，我考的不是理工科，而是文学院的新闻系，作文非常重要，中文作文，写来得意之后，再遇到这样的英语作文题：WELL BEGUN HALF DONE 。还能再有更好写的题目么？简直是向我张开了双臂！
　　
　　果然，当我在浙江大学的教室里为考另一所国立大学（国立大学才有公费才读得起）而刚考过第一节，在上海运送来的《申报》上复旦发榜了，我见到了我的名字，对我的名字来来回回看过几遍复核无误，便把墨水瓶一摔，冒着江南的蒙蒙细雨，逛西湖去了。
　　
　　吴亮看得出，就译诗而言，你推崇卞之琳，贬郭沫若，那么徐志摩呢？恕我孤陋寡闻，也许你已在别处说过对这几位的意见，但我还是愿闻其详。
　　
　　江枫说我推崇卞之琳，不错，但是，说我“贬郭沫若”，就不对了。至于徐志摩，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作为诗人，徐志摩和卞之琳对于白话格律诗的的尝试和创建，全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就境界和格局而论，从文学史的高度来评价，都只算得是卞之琳自己所说的MINOR POETS，小诗人。　　在译诗方面，由于他们所译，多为格律诗，所以，他们，尤其是卞之琳，以白话格律诗译外国格律诗的努力，便和创建白话格律诗的努力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互启迪、相辅相成，特别是卞先生，在写诗、译诗两个方面，以自成一说的理论和成功的实践，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使他因为译诗而得以成为一位MAJOR POET ，大诗人。
　　
　　郭沫若是五四时期的大诗人，《女神》堪称新诗草创期的里程碑，对自由体新诗的尝试。但郭沫若晚年的“百花诗”却成了他个人和整个中国诗坛的一大败笔。我不相信也不赞成他所谓“我译雪莱就是要使我自己成为雪莱”、“即使字义有失而风韵能存”等难以成立的“理论”， 1956年，郭老，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诗歌编辑我清华的同学张奇，向我提出合译雪莱，我译而由他定稿的建议，我当即谢绝了这份荣幸。
　　
　　我指出他译雪莱而并不能成为雪莱，所译《云鸟曲》又颇多错讹，只是指出错误主张导致错误实践的事实，却毫无贬郭之意。
　　
　　我推崇卞之琳，首先是推崇他主张的：译诗，对于原作，应该尽可能做到“亦步亦趋，刻意求似，以似致信”，同时，也是钦佩他的为人，他有很强的事业追求，孜孜不倦、勤勤恳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学术评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门户派别的成见。
　　
　　吴亮大多数人是以汉语方式了解非汉语诗及一切非汉语文本的，因此翻译者的可靠与否，决定了另一个世界转换呈现的准确性、接近性与相似性程度，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翻译者的争端和交锋显得极为重要——但问题在于：当一个术语、一个论点在被误译多年之后再回头纠正，是否为时已晚，因为它们已经将错就错，成为汉语中的一部分，并已改变了我们的部分现实。对此，你又有什么看法？
　　
　　江枫你问的问题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其实，如你所说“一个论点在被误译多年之后再回头纠正，是否为时已晚，”我以为，有错能改，善莫大焉，什么时候也不晚。比如说，当初，president 译“普列玺天德”，后来改为“总统”；telephone，曾译“得律风”，后来改为“电话”；日本投降后，上海大电影院如大光明，给看美国片子的观众配备“译意风”，现在叫“耳机”，原来“译意风”是earphone音意兼顾的译名。改了就改了，只要改得对，晚改该总比不改好。至于你说“它们已被将错就错，成为汉语中的一部分”，这也不是问题，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很有一些人特别是念过几天书的汉奸，喜欢说中国话时夹杂几个日文词语，或是日语汉字，当时叫协和语，那也曾经“成了汉语中的一部分”，不是说改就改了么？问题是要有人管，应该说，要有官管。其实，管语言、管文字的官，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是有的，而且不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有，问题是想不想管，当他们想管繁体字时，管得何等严格、何等严肃、何等认真！我们的报刊杂志，什么样的外国字都可以有，唯独不可以有中国传统的正体字，也就是所谓繁体字。这样难做的事情，也硬是被他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完全彻底干干净净做到了！，其辉煌战果，我们睁开眼睛就能看到！
　　
　　至于当前的翻译成果是否可靠，不调查就不能贸贸然回答。近来，我倒也读了几本，就算是随机抽样吧。比如说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读译者的序言可知，翻译此书，曾耗时多年，经多国专家指教，而译者本人又是相关学科资深教授，既如此，则大可以想当然，此译本必是至善译本。然而，展卷开读，竟然如读天书，我还以为是德里达存心扮演先知，说起话来超凡脱俗、故弄玄虚，直到读了英译本，才明白，问题出在那个中文译本。但是当我提到44页有一句引自索绪尔有关文字的引文译错时，却有人立刻跳出来反驳道，“我觉得汪译的意思蛮清爽，没什么含糊之处，倒是汪译纠正了高（名凯）译本中的几个明显的错误，……如高译本这段话：“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的”，经汪堂家先生改译为：“表音文字有时用音节，有时用字母，也就是说，它以不可还原的言语要素为基础”，显然改译得非常好。”
　　
　　却说不出为什么好，而且说评议者一定不懂法文。但是，这个既能译不能再缩减，也能译不可还原的法文词，碰巧我还认识。我告诉他，“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有解，所指为“音素”，“ 不可还原的言语要素”无解。这个词作“不可还原”解时，所指是一种化学现象，是说某种氧化物之“不可脱氧”。还好，这位先生并没有强词夺理地纠缠。
　　
　　吴亮老弟啊，头疼的是，懂得几个英文词的人多了，本来是好事，但是，连辞典也不会查就要当翻译评论家，就不太讨人喜欢了。有个中学老师，他知道boy是“男孩”却不知道在性别不言而喻时，比如说上帝，我们都知道上帝是个老爷爷，老爷爷就是老男人，说如果他是个boy，显然，说如果他是个孩子也就够了，但是他偏偏认为不加个男字就不行。他还知道大写有时表示强调，他就认准了所有的大写全都表示强调，而且当boy被强调时一定是强调性别而不会是强调年龄。他不知道狄金森诗句中的大写比德国人的德文诗句还要多，大写的也不一定是名词，那么多美国狄金森学者也没有能找出她使用大写的规律，只有一位阿诺德先生，写了一整本书“论证”那些大写字母是隐含着秘密情人姓名的密码，有人夸他写得有趣，更多的人称之为垃圾。尽管这位中学老师不依不饶没完没了烦人，却有一点可取，就是能把我的回答和解释全都附录在文末。
　　
　　但是，最近，有一条被我批评过的好汉，把这位中学老师的“指谬”文章，转贴到“译文论坛”上来了，这就不是不太讨人喜欢，而简直是无耻！因为，显然不是为了讨论问题，所有的附录都被他删掉了，也就是不让人家知道应该让人知道的道理，是何用心，昭然若揭！
　　
　　总之，如今的译文，不可尽信，如今的翻译评论，也不可尽信，读来必须谨慎。但有一点可以作为判别优劣的根据，请看译文有解无解、像不像人话！以上所举，还只是草根性评论。我可以再举一例：曾经受到一名狄金森博士吹捧的一本狄金森诗选《我们无法猜出的谜》，几乎每一首全都译错，封底用作广告的“狄金森名言”：“疯狂是最大的清醒，清醒则是十足的疯狂。”只要动动脑子，谁能不怀疑，究竟是谁，神经错乱了：是狄金森，还是译者，还是评论者？
　　
　　重要的根源之一是，有人在提倡错译、改写和删节：据方平在《译介学》的序言里转述：作者又说“创造性叛逆”“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见141页）“正是由于它，‘才使得一部又一部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与接受’。（见140页）”
　　
　　吴亮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不仅是雪莱的名句，在我看来，几乎就是你的名句了……还是说说艾米莉·狄金森吧。尽管她的诗被翻译到中国已有多年，但影响力仍然不大，作为狄金森的主要译者和研究者，你想过这是什么原因没有？究竟是时代风气使然，还是中国读者的接受程度有距离有隔膜？
　　
　　江枫你关于艾米莉·狄金森的问题，如果是在外语教学界或是诗歌作者和读者群中提出，你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个外星人。因为在我们地球上，狄金森研究，不仅在美国是一门显学，在今日的中国，也是外国研究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热门论题，还没有一个外国女诗人的影响能和狄金森的相提并论。由于江译狄金森诗进入了大、中学教科书，狄金森也已经成了中国大中学生无人不知的外国诗人了。
　　
　　1981年我在《诗刊》杂志上发表的5首艾米莉·狄金森译诗是中国大陆最早的狄金森汉译文，随后我于1984年出版的《狄金森诗选》是中国第一本狄金森诗歌汉译选本，此后不断再版。最近的版本是2008年3月出版的《暴风雨夜，暴风雨夜：狄金森诗歌精粹》，如今已经脱销。而另一个英汉对照精装本又已经在2010年1月问世。而到目前为止，我的狄金森译本已经出过８个版本。
　　
　　2000年和2003年，我的一首狄金森诗译文《篱笆那边》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第3册和第１册；另一首译诗《你无法扑灭一种火》也被选入人教课标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外国诗歌散文欣赏》中；更多的青少年读者也得以认识到狄金森诗的魅力。
　　
　　我还要补充一句：叶文玲曾有一个中篇，写的是一个年轻译者，在九平方米一间陋室内，埋头翻译狄金森的故事。
　　
　　吴亮和你聊天很愉快，你已八十高龄，依然如年轻人般言辞锋利，思维敏捷，最后我问几个最俗套的问题，有点像我多年前在一些欧洲小说中常见到的问句游戏，它多半发生在年轻人之间：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你最嫌恶的是什么？你最反对的是什么？你最能宽容的缺点又是什么？
　　
　　江枫我最喜欢的是，正直善良。我最嫌恶的是，口是心非。我最反对的是，两面三刀。我最能容忍的缺点是，无伤大雅的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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