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在复旦读书，为了赶上海至老家铜陵每天一趟早晨五点开的火车，常借宿车站附近一上海同学家，就近搭车，“笃笃定定”。有次进站前，该同学陪我吃早餐，大饼油条端上来，早点铺女青工发话了：“小阿弟今朝哪楞嘎好白相，忒阿拉开起国语来勒？”该同学很不自在，随即改用上海话。
之前也听过上海人说普通话，但那次印象最深，知道他们“弗作兴开国语”。后来发现老辈更甚，“普通闲话讲弗来”，在单位学一点，退休扔掉，碰见说普通话的照旧“伊拉阿拉”，也不管人家能否听懂。上海的文化人从小学到职场，或与外地人结婚后，都能讲“上海普通话”或标准普通话，但聚在一起也“弗作兴”。方言在方言区的力量，可见一斑。
这是口头，书面又两样。上海话在现代国语形成过程中贡献不小，普通话里还留下痕迹。一百多年前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横空出世，后继者也有周天籁张爱玲等。上海话自有其地位，但现在上海作家很少用上海话。他们互相不开国语，写作则只用普通话。嘴巴坚持，手上放弃，口语特有的文化气息无法进入写作。王安忆、王周生、王小鹰、沈嘉禄、沈善增、殷慧芬等虽然尝试在作品中不同程度输入沪语，但基本还是“言文分离”。直辖市中，京津方言与普通话差距不大，饶是如此，王蒙、冯骥才、王朔、刘恒等还经常在作品中加入大量土话。广州重庆文化人用普通话写作也会输入方言，跟其他方言区作家（如陕西贾平凹陈忠实、山东张炜莫言、长沙何立伟何顿、河南阎连科李佩甫）差不多。比起“外地”作家，上海作家的特点竟是语言上全无特点。
上海话是近代以来江浙两省多种方言的融汇，但作为移民城市，“海派文化”又一直溢出上海方言之外。上海文学不等于上海方言文学，上海作家可以不用上海话写作，不宜单纯从方言角度看上海文学。长期在上海生活通晓沪语的现代作家一般也不用上海话写作。鲁迅戏言要禁说苏州话，他听上海话大概也不舒服。话虽如此，上海文学若无一点上海话的神气，终究可疑。上海出生的作家，普通话上海话都是母语，上海话作为母语之一排除在写作之外，母语资源只用一半，很难说是彻底的“言文合一”。上海话固然不是面向全国的上海作家唯一的语言凭借，但上海话能否适当进入上海作家的普通话写作，给后者提供方言文化特有的滋养？对比其他方言区文学，这问题本不难回答，但上海作家至今还无力回答。上海愈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话版图愈收缩，其“有声无文”的现象就愈显目。海外有一些号称“小上海”的华人社区，没有普通话干扰，也未见沪语报刊和文学作品。
普通话和上海话也有“融合”。滑稽戏和“上海清口”就杂用普通话，上海的学者、艺人、明星乃至一般市民偶尔也开国语，但“阿拉上海人开国语”不同于“伊拉外地人讲普通闲话”。“外地人”用学习仰视的态度说普通话，暂时忘掉方言，上海人“国语弗推板”（普通话不差），却无此认同，乃是姑且一说，说过就忘，顶多朝普通话大门踏进一只脚，身体还留在体己的上海话里。明星市民镜头前开国语，被动扭捏之态可掬。学术讨论和一些说唱艺术“开国语”，只是把某个话题用普通话包裹起来拿到“上海闲话”外面作为个案“酿大尕窠窠”（请大家看看），仿佛理想的翻译确立之前，暂用几个英文单词表达某些中文不易表达的内容，方言主权，不可让渡。现在“宽带山”等网络空间有些热心的沪语保护者，且看效果如何。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在上海发起，浙江一位懂上海话的文友老是追问：“‘拧温筋绳’上海闲话哪能讲？”他不信市民气十足的上海话能喊出人文精神之类的豪语。迄今为止，上海话的精彩确实也只限于自我消费无伤大雅的小捣乱，大手笔是没有的。
甚矣，上海话之衰也，和生猛热烈的广东话没法比。上海话能否及如何进入普通话写作？是单纯造字记音（如粤语写作）还是音义兼顾而避免生造？上海话融入普通话的前景与别处方言有何不同？普通话进入上海话很生硬，上海话也很难与嵌入的普通话构成紧张同构的良性关系。普通话如何进入上海话？如何看待上海话主导的场合偶尔出现的普通话？这都不妨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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