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几年前写了一篇《冒辟疆与水绘园中的遗民世界》的学术文章，柏桦兄读了这篇文章，随后写了一本长达二十万字的新诗与笺释集《水绘仙侣》，我和柏桦兄因为这段文字因缘而结识。2009年3月在成都会面，又陆续拜读了他几篇关于杜甫与白居易的文章，觉得他除了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还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也许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诗人，所以在分析古人的诗作时，格外能鞭辟入理，令人折服。让人想起美国学者欧文(Stephen Owen)在《追忆》一书中所作的种种精彩而令人感动的诠释。8月，我前往厦门开会，在一位共军英雄出身的村长的热情灌输下，和几位西方学者，喝了过多的金门高粱，几至全军覆没。酩酊之际，我脑中想起的居然是柏桦兄分析杜甫日日买醉曲江的文章。为了纪念这段情谊，当柏桦兄要我为他这本新书写一篇序文时，我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下来。
我原来研究的领域在中国近代历史，过去几年间，一步步地为明清士大夫的文化和文学作品所吸引，卒至耽溺其中。我原来答应写这篇序文，只是想单纯地站在一个读者和研究者的角度，从我过去几年阅读明清士大夫文学作品的经验，写一篇心得报告。但在读完全书后，我原来所受的近代史训练，又一层一层地浮上心头。
1988年，我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前此对文化大革命几乎一无所知，但却担任起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讲授的文化大革命一课的助教，现学现卖。这门课是哈佛大学中国史部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我担任助教的那两年，每年大约均有一千人左右的学生选课。由于学生太多，还对选课学生的资格作了一些限制，印象中好像只限大三大四的学生。这门课非常具有象征性地在哈佛纪念堂内昏暗的桑德斯剧院进行。当近千名学生在麦教授的带领下，拿着小红书，用英文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时，莎士比亚笔下「一个由白痴讲述的故事，充满着喧嚣与愤怒」的描述，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除了拿着小红书高喊革命口号，我和其他二十几名助教，和学生一起阅读有关文革的历史、小说，并一起看了一场《公审王光美》的戏剧演出，和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在看惯快节奏MTV的西方学生眼中，红色娘子军夸张的剧情和缓慢的演出，格外显得遥远可笑。
MacFarquhar教授出身政治世家，作过记者和英国国会议员，体格魁梧。当他迈着台步，在舞台上走来走去，从大跃进开始，一月革命、二月逆流，一步步地带着学生进入文革的世界时，我突然觉得灯光下的麦教授竟然有了毛主席的身影。也许因为是国会议员出身，教授口才一流，雄辩滔滔，将本该是枯燥的政治史讲得活灵活现，难怪会吸引这么多听众。
据说在前一年讲授此课时，课上了几周后，一位学生纳闷地跑去问麦教授，你这门课叫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讲到现在都是运动、斗争，什么文化也没有。虽然革命样版戏从城市唱到村庄，震天价响，但外国学生会有此一问，完全可以同情。另一位已经过世的哈佛大学中国思想史教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政治在中国人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正可以说是政治弥漫乃至窒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最高峰。我因为文革一课，阅读了不少从大跃进前后到1976文革结束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事隔多年之后，再读到柏桦兄这本《史记：1950－1976》，竟然读出更多历史的纵深。我原本想从过去几年阅读明清笔记小说──如顾起元的客座赘语、王士祯的池畔偶谈、甘熙的白下琐言──的经验，来读这本写于21世纪初的诗作，结果竟真在作品中读到了笔记小说般如真似幻的诡异记事。
不同的是，在这些宛如笔记小说的条目外，我们也看到了新中国解放二十多年间所特有的时代故事。不可思议的感觉联结了明清笔记小说和柏桦的史记，断裂之处则在于，政治无孔不入所引发的荒谬感，取代了笔记小说中无所不在的鬼魅神怪。
用笔记小说和荒谬之感的视野来看这本时代记事，当然有极大的限制。我虽然对1949年后中国新诗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但凭着一个读者的直觉，也可以强烈感觉到《史记》一书在文字和体裁（夹杂着新诗、叙事和笺注）上的创新与突破。尽管我对本书在文字、体裁上的突破创新，无法作任何有意义的文学史论述，但作者驱使文字的魔力，却正是那种让我在阅读明清士大夫的诗作、笔记小说乃至戏剧作品时耽溺不前的同一质素。
这些作品除了呈现一个时代所特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在很多方面，却和我们熟悉的伤痕文学大异其趣。在多数段落中，作者其实是用一种精炼、简约的文字，像写生或静物画一般，勾勒出时代的印记。
MacFarquhar教授在哈佛昏暗的大教堂中，如天方夜谭般讲叙着宫廷的政治斗争和知识分子的创伤经验；诗人柏桦则从日常生活的琐细之处，从政治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对工人、妇女和农民的深刻影响着手，既成就也颠覆了宏大的政治叙事。因此，我们看到了七十年代的中后期，重庆棉纺厂一个文化水平极低的老工人王大妈，如何以燃烧的热情，日以继夜的研读《资本论》；看到了1958年广东一位高龄100岁的农民婆婆，以同样狂野的热情，在家中燃起五个熊熊烈火的大炉灶，为制肥而努力。我们也看到在毛主席的启发下，各地人民展开了对猪的宏大叙事，学会了对猪和牲畜的礼敬。而作者对「粪」与猪这两个主题超乎比例、近乎偏好的描叙──从1950年代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颂诗《小粪筐》：「小粪筐，小粪筐，你给了我思想，你给了我方向，你我永远在齐唱。」到受到粪之美感染的湖北省长、副省长，再到1960年代的掏粪工人刘同珍，进而到文革时期弃文心雕龙，转而歌颂猪与革命的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既印证了古来「道在尿中，道在屎中」的圣贤名训，也将革命叙事带到一个和MacFarquhar教授与伤痕文学完全不同的新视界，既彰显了毛思想的无孔不入，也颠覆了革命叙事和革命想象的庄严、神圣。
从《左边》到《水绘仙侣》，再到杜甫、白居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浪漫、耽溺于波特莱尔式颓废美学及中国士大夫逸乐生活的现代抒情诗人，但在《史记》一书中，柏桦却以沈从文式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沉静，缓缓地为中国的新诗和中国的革命，注入了新的视野和生命。
李孝悌
2009.11.15
（注：序作者系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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