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史记：1950-1976》之《卷二 1960年代》

　　《史记：1950-1976》
　　
　　柏桦
　　
　　卷二 1960年代
　　
　　一猪一年产百仔
　　
　　据1960年1月4日《人民日报》载，
　　黑龙江阿城县泉镇青年畜牧场女饲养员
　　祝有英完成了一猪一年繁殖百仔的试验。
　　这试验最初被认为是异想天开，
　　但祝有英却得到党支部的支持，
　　要来一头母猪就立马开始试验，方法如下：
　　对母猪的配种采取热配、双配、重配，
　　经过114天（前一年），母猪产下第一胎，
　　共得14个仔猪。产后第三天，又让这母猪配种；
　　母猪不发情，祝有英就把母猪和仔猪分开，
　　再把一头公猪赶到母猪宿舍去挑逗，
　　一天时间不到母猪就发情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交配随即结束。不久，母猪又产下12头小猪。
　　产后第六天，她又用同样的方法为老母猪配种；
　　同时还让第一窝小母猪配种。如此循环，当老母猪
　　产下第三窝时，九头小母猪也产下72头仔猪。
　　一年下来，大小母猪共产112头小猪。
　　从此，祝有英这一“一猪百仔”的先进经验
　　在哈尔滨全市得以广泛密集地推广。
　　
　　一份刘九珍大爷写的检查（1）
　　
　　我是一个老饲养员，技术全生产队第一。为此，
　　队里特别优待我，可我却从不优待队里。
　　我这个人私心重，思想从不沾集体的边；只想
　　自己多挣工分，身在饲养室，心在自留地，
　　集体的牲口一贯就喂不肥。可去年以来，大队
　　党支部开始狠抓政治学习，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的心，
　　脑子也翻腾激动：白求恩是一位有名的外国大夫，
　　却把中国的革命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拼上命干。
　　张思德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为革命烧木炭，光荣牺牲。
　　他们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革命，为了人类的解放，
　　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而我是个人民公社社员，
　　为什么不能把牲口喂好呢？毛主席的书是一把金钥匙
　　一下打开了我思想上的锈锁，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
　　把喂牲口和中国革命（2）与世界革命（3）联系了起来。
　　从此，我想得宽了，把内心的吃饭、穿衣、孩子、家庭
　　换成了集体、畜牲、国家与革命。在一次学习会上
　　我痛心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后悔没有早读毛选，
　　没有听毛主席的话。但我现在悔改还来得及。我下决心
　　为了革命一定要喂好队里的畜牲。很快，我把一头
　　垂死的瘦牛喂肥了。当其他社的饲养员都来向我取经时，
　　我笑道：饲养饲养靠思想，心中有了红太阳，人换思想畜变样。
　　
　　（1）写检查是中国的特产，尤其值得解释一番。如下这个注释会扩展一些，将从影响力的角度来考察“写检查”是怎样的厉害，它甚至改变了美国战俘的思想，当然也早就驾轻就熟地改变了本诗中刘九珍大爷的思想。
　　
　　犯错误写检查，这对过去的中国人来说是最为寻常的经历；现在的情况或许有变（由于经济时代的来临而改为了罚款），谁知道呢？以我而言，我从小就因一些我至今不甚理解的错误而写过几十上百篇检查。如今，写检查的历史已成过去，但回忆起幼时情景，在家长或老师的逼迫下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并等待通过的滋味，实在是既难受又怪异。几十年如流水般逝去，写检查之事也淡忘了，因为中国人是善忘的民族，我是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
　　
　　突然有一天，阅读到一本美国人写的有关影响力的书，该书谈论了中国人发明的写检查的方法是一种最有效又最前卫的运用影响力改变人心的方法，我才番然觉醒，重新发现了写检查的妙处。事情是这样的：在朝鲜战争期间，有许多被俘的美国兵通过写检查被我们逐渐改造了思想。但美国人毕竟不是中国人，写检查不能硬逼，得讲究一些技巧。于是我们的改造官一开始只让战俘们做一些看上去无伤大雅的很温和的反对美国或支持共产主义的声明（如：“美国并不完美”，“共产主义国家不存在失业问题”等）。可一旦答应了这些小小的要求，战俘们马上就发现自己面临着答应类似的且更加实质性的要求的压力。如果一个人刚刚向改造官承认了美国并不完美，改造官就会要他列举一些具体的不完美之处。一旦他举出了这些例子，他又会被要求列出一张“美国存在问题”的清单，并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后他们又要他在与其他战俘组成的讨论小组中宣读这个清单，并问他：“你的确相信这些，是不是？”再后来，他们又叫他以这个清单为基础写一篇文章来更详尽的讨论这些问题。这样一来他就开始钻进了写检查的圈套之中了。再接下来，改造官就会在一个反美广播中提到这个战俘的名字和他写的检查文章，而这个广播不仅整个俘虏营的人听得到，在南韩的美国军队也会听到，于是这个战俘发现自己成了一名给敌人帮忙的“合作者”。由于意识到自己写那篇文章并不是出于胁迫，他就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以便让自己的形象和所作所为符合新贴上的“合作者”的标签，而这又导致了更多更广泛的合作。事实表明，只有极少数能够完全避免合作，绝大多数人都免不了在这样或那样的时候做一些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却被改造官们转化成可以利用的因素。正是通过写作检查这一方法在引导他们自首或做自我批评等。另外战俘营还定期举行政治征文比赛，也就是写检查比赛。赢得这样的竞赛奖品是几根香烟或一点水果。通常得奖文章都坚定地站在支持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中国的改造官们非常聪明。他们知道俘虏们觉得自己只有写共产主义传单才能获胜的话，大多数俘虏就不会参加了，所以偶尔奖品也会发给一篇基本上是支持美国，但略有一两处对中国人的观点表示赞同的文章。这种策略非常有效。俘虏们继续自愿参加比赛。但在不知不觉之间，他们文章的调子就稍稍有了一点改变，偏向了更同情共产主义的立场，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得胜率。殊不知一篇自愿写成的文章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承诺。以此为基础，合作和思想改造就可以开始进行了。
　　
　　时间已到了21世纪，美国心理学家重新发现了“中国式检查”的威力，他们不仅从学理上研究它，而且也将其运用到现代企业的管理之中。由此可见，写检查至今丝毫没有过时，依然屹立不倒。顺势而来，它也就成了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这里再补记一则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心雕龙》专家，现已过世的杨明照先生在“文革”时所写的检查，读者可以此与刘九珍写的检查做一番互文阅读：
　　
　　雕龙对人民毫无好处，只能培养出如刘济昆一类崇拜封、资、修、大、洋、古的学生。养猪则对人民有很大好处，将猪养肥了，可以改善群众的生活，人人每个月多分配几两猪肉。自己也就越能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我深刻认识到，越雕龙越反动，越养猪越革命。（刘济昆：《文革大笑话》，香港昆仑制作公司，1993年3月5版，第103页）
　　
　　仍据刘济昆在《文革大笑话》第104页所说：“校革委委员们看了杨教授的文章（按：指检查）后，大表赞赏，通报表扬，强调这是知识分子的‘康庄大道’，要全校师生向他看齐。杨教授改造有成，升了官，被任命为养猪队队长。”另据我所知，杨教授生前一直是欢喜吃肥猪肉的。
　　
　　（2）刘九珍大爷那时的革命，早已不是流血牺牲的战斗了。此时的革命恰如R．特里尔所说：
　　
　　革命意味着在工厂整天的工作；意味着学习毛的思想；意味着一个小姑娘把她刚在学校里学的汉字教给她的祖母；意味着富有理想的年轻干部从北京奔向农村，向那些只关心天气和温饱的农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革命是健康的身体，冗长的会议，高的帽子，关闭的寺庙，新建的桥梁，粮油票证……
　　（见特里尔：《毛泽东传》第268页）
　　
　　（3）简而言之，就是要通过英勇斗争把全世界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兄弟姐妹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
　　
　　战胜干旱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这伏旱没有旱倒我们，因为我们读了毛主席的著作。
　　战天斗地，斗出了八十亩水稻田水足肥饱，生长丰茂。
　　看来毛主席的教导需记牢，忘了就会碰钉子走弯路；
　　且不，这次抗伏旱就是最好的证明。回想当初伏旱刚露头
　　我们没有按毛主席所说“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去做，
　　相反抱有幻想，存在侥幸心理，总以为稻田里有水，
　　说不定几天后会下雨，结果天天都是大太阳，这下我们慌了。
　　突然，有一根弦开始拨动，我们下意识感到种田是为革命，
　　而革命就不可能一帆风顺。说到底，天旱就是与天斗。
　　靠天既然靠不住，那就承认错误，立即改正。我们
　　火速召集社员学习“老三篇”（1）及《丢掉幻想，准备斗争》。（2）
　　用毛主席的话跟自己思想一对照，大家当即心明眼亮，
　　决心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与天斗与地斗，战伏旱保丰收。
　　革命干劲起来了，侥幸思想扫光了，男女老少齐出动：
　　戽水，车水，捶糊田坎防渗漏，找水源……贫下中农更是
　　一马当先，日夜激战，最终抗住了伏旱。但我们并不兴奋，
　　因为毛主席好像说过，有点成绩不能满足，要长期防旱抗旱。
　　
　　（1）指毛泽东著作中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之所以被称为“老三篇”，是因为人人（无论男女老少）日夜朗诵，皆能倒背入流；因此这“老”字不是苍老之意，而是烂熟之意。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一篇文章。
　　
　　对中山医学院的批判
　　
　　一，入学第一年
　　
　　学院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的乐园，
　　这里没有一条政治标语和口号，
　　只有精心栽培的鲜花与盆景。
　　女生穿得花花绿绿，男生踏着响底皮鞋，
　　刚入学的工农子弟身穿受人讥笑的黑衣和布鞋。
　　学院资产阶级权威不准在校搞体力劳动，
　　见到学生用粪水淋菜，就非常生气，
　　哼着鼻子制止，说什么学校已开展扫舞盲运动，
　　周末跳舞才是大学生应有的风度。
　　教育处更向学生吹嘘说：你们一定要
　　学好高等数学，将来成为高级医务人员，
　　唯有如此，才有向“宇宙医学”进军的本钱。
　　
　　二，入学第二年
　　
　　学校想方设法阻止学生过问政治，政治学习（1）
　　被安排在自修时间；毫无计划，放任自流。
　　政治课成绩评定，只看卷面理论，不重政治表现。
　　哪怕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背出理论就得五分。
　　学校故意出学生答不上来的“高深”考题，
　　因此大批学生不及格，惨遭留级或被开除。
　　权威们洋洋得意，自夸“把关严，质量高。”
　　学生气得死，但过年时还是笑嘻嘻向他们拜年。
　　
　　三，入学第三年
　　
　　偷天换日，又是业务挤政治，学校向学生提出
　　“红为指导，专为基础，政治落实于业务”，
　　实际上变相挤掉了无产阶级政治。资产阶级学者
　　在课堂上慢悠悠地大放毒，第一堂哲学课
　　就劝学生要珍惜时间，勤专书堆，
　　同时得学好数理化，将来走遍世界都不怕。
　　另外，学校也阻拦学生与工农相结合，
　　学生去郊区劳动，自起小灶，每人每天补贴二毛
　　绝不和贫下中农统一吃住。其理由是：
　　医学院的学生应当做“清洁卫生”的楷模。
　　
　　四，入学第四年
　　
　　工农子弟爱劳动，党员勤于社会活动，
　　但学校树立的校风是“刻苦专书堆”。
　　优秀生的唯一条件是学业成绩，因此，
　　他们从未得到这一光荣。同年，在校庆会上
　　领导鼓吹专家学者治校，把三十年教龄
　　的教授捧上了天。暗中又在教学上与党的
　　“少而精”方针唱对台戏，搞繁而杂，
　　一天到晚写病历，内容百分之六十是废话。
　　党规定考试科目不得超过三科，他偏考五科。
　　
　　五，入学第五年
　　
　　更气人的是在学生大会上，学校竟热情宣传：
　　学毛选三自由（自由参加、自行组合、自选文章）
　　甚至公开散布毛选可学可不学；另劈险途，
　　引导学生专“科学”牛角尖。而资产阶级权威
　　日以继夜大搞尖端，只管埋首进行疑难病症讨论。
　　如一次病案讨论，就费时一星期，找文献、抄论据，
　　最后得出的结果，仅是罗列一大堆“诊断不明确”。
　　学校从不鼓励我们去农村当“赤脚医生”，（2）而是要求我们
　　毕业后力争分配到设备优良的医院，起码要到县医院。
　　
　　六，最后一年
　　
　　这一年主要是实习，这一年也是资产阶级权威专家
　　言传身教，把资产阶级那套医疗思想与作风
　　灌输给我们的关键一年。譬如要宁静致远地对待
　　病人的疾苦，要尽量漠不关心；譬如
　　为收集科研材料，有时得增加病人的痛苦；
　　譬如要懂得生命无常，难得糊涂的微妙之道理，
　　……总之，在这最后一年的最后时刻，
　　他们以最后的冲刺，将我们塑型为他们的接班人。
　　
　　（1）这种学习，我最有体会：通常是几十人围坐一处，由一人或几人轮番读报纸，这些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当地党报，总之必须是核心党报，有时针对相关问题选读毛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亦称雄文四卷，这一文本规定了我们当时的言说和书写形式），有时也讨论（可发言可沉默）。这类政治学习至少需费时二小时。而且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参加这类学习，它已成为群众新生活的标志，有些人甚至是一天到晚会开不完，以至于通宵达旦，其中也闹出一些笑话。下面这个例子最为深动，引来便是：
　　
　　在上海，有数不清的街道会议。在一次街道会议上，一位文盲老太太发表自己对新宪法的看法。在上海方言里，“宪法”和魔术师变的“戏法”二词发音相同。整个讨论在老太太听来都是要“支持什么魔术师变的新戏法”，一位主持会议的党员要她谈谈自己的想法。“我活了73岁了，我记得我只看了一次戏法。现在人民政府要表演新戏法，我完全拥护，我一定要去看看”。会议主持人很恼火，结果会议一直开到半夜，直到这位老太太充满感情地发出“宪法”这两个音。（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238页）
　　
　　对于这种政治学习和不停的开会，毛主席也说了一番幽默的话：
　　
　　我们现在正在开会，这是集中。会后有些人可能去散步，有些人可能去读书，还有些人可能去吃饭，这就是自由。如果我们不休会，不给大家一些自由，而是一直开下去，那我们大家岂不都要饿死吗？（转引自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285页）
　　
　　（2）注释见后。
　　
　　不爱红装爱武装（1）
　　
　　是的，我们看到了大寨（2）铁姑娘开山队
　　邢燕子开荒突击队
　　抗着红旗上虎山的樊梨花远征队
　　但我们到底在她们身上看出了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
　　或者更准确地说，看到的是：
　　一种更加高于我们的超人镜像。
　　
　　在整个六十年代已经没有被看的人了，
　　我们觉得孤单，也觉得自卑，
　　甚至完全迷失了自己（由于他者匮乏）；
　　我们是谁？她们又是谁？
　　那原本仅属于我们的武装
　　现在也武装到她们的全身；
　　看！女中学生高射炮队已整装完毕：
　　
　　她们是山东益都二中的学生，
　　在夏季军事训练营的炮场上
　　她们正利索地操纵着高射炮
　　上炮、压弹、瞄准、发射——
　　天空中飘升的彩色气球应声坠落，
　　看上去真有些“不胜凉风的娇羞”，
　　而我们的女炮手当然不会“轻轻地，我挥一挥手”。
　　
　　（1）如今女性主义大行其道，女性之美已无人敢说，谁说谁就会被围剿批判，因为你只要开口，便逃脱不了“看与被看”的怪圈。但毛主席却不管这些，他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提倡男女平等，当然也提倡妇女应具有“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美感。1961年2月，毛主席写下这首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早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毛主席所题之诗，确有一个真实的对象，她是当年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李姓机要员。一天早晨，她去毛主席的菊香书屋送文件，即将离开时，毛主席问她有没有参加民兵组织，她回答说参加了，还从随身带着的笔记本里拿出一张自己在民兵训练时扶枪而立的照片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很高兴，沉思了一会儿，就随手拿起一本自己读过了的介绍地质常识的小册子，翻到有半页空白之处，用铅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这首诗，送给了女机要员，并亲切地对她说：“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噢！”
　　
　　1966年8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全体首都红卫兵把红卫兵袖章戴在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又亲切地说：“要武嘛。”宋彬彬随即便当场改名为宋要武，并且也开始过上了一种“要武”的生活。
　　
　　两天后，即1966年8月20日，宋要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在文章中她表了一个决心：“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要武，要闯，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还对“要武嘛”予以生发：“解放前，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就是跟着毛主席，紧握枪杆子，闯江山，打天下，用革命的暴力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这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要武嘛’，这个真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这个真理对中国适用，对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也都适用。……我们要做旧世界的叛逆者。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冲破一切束缚，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把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个稀巴烂。”
　　
　　（2）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遥想当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郭凤莲（大寨铁姑娘头领）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大寨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大寨精神得到发扬，大寨经验得到推广。　　论文写作在中国
　　
　　如今我以为：
　　全体大学老师写论文，还行；
　　全体中学老师写论文，好笑；
　　全体小学老师写论文，古怪；
　　全体幼儿园老师写论文，滑稽。
　　在此不继续讨论以上情形，
　　而是回到1960年夏天
　　北京铁路工人书写论文的盛况。
　　
　　举办者：中共北京铁路局委员会。
　　
　　参加者：整个局近十三万职工。
　　
　　特别者：火车司机、司炉、锅炉工、
　　养路工、装卸工、勤杂工等。
　　
　　战果：论文报告会连绵举行五天，
　　六百多名职工光荣登台宣读了论文。
　　另据统计，理论小组有八千多个，
　　其中八万职工半年内每人写出二篇论文，
　　优秀论文共十三万五千多篇。
　　
　　主旨：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
　　分析生产中的问题，
　　摸索生产运动的规律，
　　总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
　　把生产实践上升为理论，
　　又使理论转过来指导生产实践。
　　
　　榜样：石家庄车辆段检车员、老工人史恒昌。
　　他宣读的论文是
　　《掌握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确保安全运输》
　　该论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总结了他安全检车十三年的经验。
　　他说检车工好比是医生，
　　要对症下药，才能手到病除。
　　他指出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
　　如不同的车辆、不同的区间
　　以及不同的气候对车轴的影响。
　　另外，时时刻刻还须牢记：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得出结论：从此可见，我们有全民写作论文的传统
　　（至少有小传统），对此感兴趣者可继续往返追踪
　　以求得我们民族的论文冲动起源于何时？
　　
　　2009-9-1
　　
　　坏人被杀
　　
　　一
　　1931年反革命分子李天合（原名萧兴汉）
　　随蒋介石军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
　　并一贯掠夺民财、奸淫妇女；
　　1935年又随蒋军在怀玉山围剿红军
　　并抓捕了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方志敏
　　（我幼时读方志敏写的《可爱的中国》印象极深），
　　最终导致方在南昌被杀害。
　　1949年后，李天合改名换姓、伪造历史，
　　潜入甘肃省玉门市新民堡，
　　继续造谣、盗窃、破坏、作恶，奸淫妇女。
　　1960年，李天合终于被捕，受到应有处决。
　　
　　二
　　
　　1961年2月2日下午，山西平陆风南公路民工队
　　六十一个民工集体砒霜中毒（后经抢救得愈），
　　2月3日公安局就查获施毒者为张德才与回申娃。
　　张属老反革命，参加过阎锡山的“爱乡团”“反共复仇队”等
　　抓人、打人、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回是地主，“土改”后，一直有恨，扬言“要报仇”。
　　4月2日平陆县一万多人参加了对张、回二犯的公审大会，
　　在会上，二犯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2009-9-2
　　
　　在荒年，我看见……
　　
　　在荒年，我看见驻马店等地创制出食油增量法，
　　一斤油可炸出五十一斤油条（烹饪方法略去）；
　　在荒年，我看见密县米村公社月台大队，
　　用一斤鲜红薯做出了五斤二两红薯糕；
　　在荒年，我看见天津制成了自动化窝头机，
　　此机仅需一人操持，便能每小时做出六千个窝头；
　　在荒年，我看见邓县白牛公社五百四十四个食堂
　　为节省用粮，巧吃红薯（方法再略去）；
　　在荒年，我看见郭俊山以身作则勤俭办食堂，
　　实行粮菜混吃，干菜青菜混吃，粗菜细菜混吃；
　　在荒年，我看见睢县全县都在学习食堂红管家顾贵山，
　　只有他能做到十二个月的粮食按十三个月吃；
　　在荒年，我看见大人蹲在露天食堂门前吃饭
　　（请注意“蹲”，不是坐或站，这姿势非常中国），
　　小孩乖乖地围坐在桌边，米饭和白菜胀圆了他们的脸；
　　在荒年，我看见英国记者斯图尔特.盖耳德与其妻及一位朋友
　　在北京最大的饭店（相当于伦敦的萨伏伊饭店）吃饭，
　　油炒饭、带有素菜的牛排、鸭肫肝、五香豆腐、啤酒、茶，
　　每道菜不到三先令。类推：中国工人用餐只消几个便士。
　　在荒年，我看见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人一万八千多，
　　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人三万多，
　　现在增加到十万多；还有些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1）；
　　在荒年，我看见罗山县五年级贫农女学生项仙枝，
　　把写给毛主席的控诉信缝在衣襟里长达一年多，
　　这次拿出来交给工作组，要求替她死去的父亲和妹妹申冤（2）；
　　在荒年，我看见各大城市普遍召开“神仙会”（3），
　　其目的是加强自我改造，增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在荒年，我看见安徽商业部门组织了二万二千多个货郎担下乡
　　挨村串户流动服务，卖给农民计有：凉帽、扇子、夏令药品，
　　镰刀、锄头、扁担、粪瓢、粪桶等；同时又收购了他们的
　　菜籽、大麻、鲜蛋、茶叶、土特产以及各种废旧品。
　　
　　在荒年，我看见……看见的还有许多许多……
　　
　　（1）此处人口死亡数字及百分比皆出自《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书，该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出版。另，诗中的“去冬今春”指1959年冬——1960年春。
　　
　　（2）同（1）
　　
　　（3）“ 神仙会”是指运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矛盾和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形式。最初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一次会议上倡导的。它是进行和风细雨、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好形式。“神仙会”的主要特点是“三自”和“三不”，就是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1959年底至1960年，我国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召开中央会议及全国代表大会时，曾运用了“神仙会”的方式，采取民主的、和风细雨的方法，引导大家自由交谈、讨论，使与会者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献计献策，促进国家各项事业顺利发展。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心情舒畅。这些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全体人员。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见面的谈话中，高度赞扬了“神仙会”的方式。1960年至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前，人民政协的各项活动也普遍贯彻“神仙会”精神。由于“神仙会”精神的广泛传达，缓和了当时共产党同工商界、知识界及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中国人民政协全书》（上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于振善
　　
　　河北清苑人于振善从小做工，当木匠，没钱受教育。
　　1949年，近40岁的他焕然一新，创造出“于振善尺算法”。
　　党立即派他去南开大学学习（因为工人阶级是天之娇子），
　　经过六年苦读，他得到了该校数学系专科毕业证书。
　　之后，去南京数学仪器厂做技工；1959年，又创造出
　　“数块计算法”。之后，一跃成为河北大学数学系教师，
　　于振善“划线计算法”从此诞生，为求完美，他还制作了
　　“连乘连除立体划线法模型”。以上方法，总括一句：
　　如同华罗庚的“优选法”，其目的是以科学知识解决工农业生产问题
　　最后补充一点：他的研究工具很简单，仅是一些
　　铁丝、木头、线绳、锯子、刨子等，及各种各样用于计算的数块
　　
　　六十年代上海三异人
　　
　　许汉任卖糖果号称“一抓准”
　　不论你买一斤，还是三两、五两
　　他只需抓起四把、一把或二把
　　就能毫厘不差，份量精准。
　　
　　曹夏生卖粮食号称“一口清”
　　一次，有一顾客对他说：“我要买
　　三十斤籼米、二十七斤面粉、三斤切面。”
　　话音刚落，他就随口答道“八元八角八分”
　　
　　顾正祥号称“抛皮”（1）高手
　　他“抛皮”几乎百断百准。
　　见过他这一特技的人无不赞叹
　　他的耳朵像听诊器，眼力胜X光。
　　
　　（1）验收瓷碗有一项特技，内行人叫“抛皮”，就是把一捆密封扎好的碗，用手向空中一抛，以耳倾听碗捆中的声音，只要听见“啪啦啦”的响声，哪怕非常微弱，就说明其中有破碗；然后又用眼紧盯发音部位，便能迅速判断出破碗位置并从碗捆中抽出来。
　　
　　1963：印度战俘的优美生活
　　
　　俘虏收容所坐落在温和的藏南
　　周围是丛丛的绿林与幽静的村庄
　　一条小河清澈地流淌。
　　这里没有铁丝网、碉堡、苦役和虐待，
　　这里的印度战俘都说：“我们像是在
　　兄弟家中做客，享受着友谊和快乐。”
　　
　　战俘的住所宽敞明亮，床上垫着深灰色的毛毯
　　棉被叠得齐整，宛如一个个漂亮的冰箱，（1）
　　看，长绳上挂着雪白的毛巾，多么安静
　　瓷盆里还摆着小小的牙刷、牙膏和香皂
　　每天起床以后，战俘们就开始了自由的生活：
　　
　　有些去户外做早操，
　　有些坐在阳光下翻阅印地文或英文书报，
　　有些依靠在树荫下垂钓，
　　还有些喜欢运动的青年
　　就在体育场上跳高、跳远、打球或奔跑。
　　到了傍晚，手风琴与短笛声响起，
　　爱好文艺的战俘又围坐一块，
　　或跳舞或唱起了家乡的民歌；
　　也有些人三五成群地漫步、谈天
　　在渐浓的暮色里……
　　在山坡上、田野中、小河旁。
　　
　　一天，一个被俘印军士兵生病了，
　　不仅中国医生为他精心治疗，
　　就连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胡学朋
　　也亲自喂他汤药、茶水和饭菜。
　　这个士兵痊愈后，流着泪对胡学朋说：
　　在我一生中，父母对我最好；
　　但是你对我的好却已胜过了我的父母。
　　
　　（1）为何说棉被叠得像冰箱，是指棉被看上去已不像棉被，而真的就像一个个铁硬的电冰箱或一个个坚硬的方盒子。这种观感，我们都不会陌生，在此仅举一例：我们在电视中常常看到中央领导参观军营中解放军战士的宿舍，而给我们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就是那些床位上一个个宛如电冰箱的被子。后来，我还听我的一位朋友说过，监狱中的犯人们，由于要日日打发多得不能再多的时间，就每天在棉被的折叠中集中精力、一丝不苟地整理出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冰箱”。
　　
　　短讯若干
　　
　　一、
　　1962年夏日的一个早晨
　　从金门岛上偷渡过来一个“水鬼”
　　他刚刚爬上海滩
　　就被四面八方赶来的民兵
　　团团包围在烂泥滩上。
　　
　　二、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失物招领处应有尽有：
　　皮夹、衣服、手帕、钢笔、证件、
　　现钞、手表、钻石、金镯、银镯，
　　甚至还有各种畜牲。譬如，有一次，
　　一个失者去领取失物，听到柜台下有鸡叫声
　　就问警察，怎么回事？
　　警察边去拿饲料喂鸡边说：
　　这些鸡是居民们交来的，
　　我们正在想一切办法找到它们的失主。
　　
　　三、
　　各地青年争学雷锋，其表现若繁花盛开：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油漆工部青年，
　　展开了检废料翻修零件的活动，
　　几天内，为国家节约资金八千多元；
　　河北庆云县严齐公社冯桥大队四十名青年
　　为获丰收，向集体投资家肥四百多车；
　　在抚顺火车站，一个小学生扶一位婆婆
　　上下天桥，被问及姓名时，只答道：
　　“我是红领巾！”
　　西北国棉二厂女工高志娥决心用雷锋的学习公式：
　　“问题——学习——实践——总结”
　　联系实际，学习毛选，并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四、
　　有一位读者在新华书店前门门市部排了很长的队
　　终于买到了《毛主席诗词》；营业员刚要动手包扎，
　　他说，“不用包了，我马上就要读。”
　　就这样，他边读边走，出了书店。
　　
　　五、
　　电影或评剧《夺印》（1）是六十年代的焦点
　　一些地方出现了全家全队看《夺印》的盛况
　　它开始成为干部、民众、社员热议的话题。
　　所有人看完电影或剧之后，当场就开座谈会
　　表示要提高阶级觉悟，
　　绝不能让阶级敌人夺走了“帅印”。
　　
　　（1）故事发生在1960年春天，苏北里下河地区某人民公社小陈庄生产大队。这个队的领导权——印把子已经被反革命分子陈景宜所篡夺，大队长陈广清做了敌人的一把挡风遮日的“大红伞”。别的大队热火朝天搞生产，小陈庄却冷冷清清。公社党委调红旗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何文进到小陈庄生产大队当党支书，何的到来使陈景宜十分震惊。于是想出一个阴谋，以关心群众生活为名，要把仓库里的稻种分光，好给何支书的工作造成困难，他要是同意分稻种，就成了陈家门楼一条板凳上的人，要是不同意，就“难”字当头摆，让他在小陈庄站不住脚，小陈庄的印把子还得由他们陈家门楼掌握。这就是陈景宜的如意算盘。陈景宜叫大队长陈广清把何支书先迎到了陈家门楼，施展他那一套惯用的拉拢干部的手段，摆下酒宴给何支书接风。何支书不但不同意分稻种，而且烟没抽一根，酒没喝一口，一见下雨就带头挖缺放水去了。陈景宜见何支书没有“上钩”，惟恐自己偷窃稻种的事被何支书揭发出来，于是就叫陈广西(大队会计，实际是陈景宜的狗腿子)去到陈友才(曾上过陈景宜当的贫农社员)家里送粮食，以此威胁利诱陈友才，叫他不要向何支书说出过去偷运稻种的事。何支书在队委会上知道陈友才家里有困难，就带着救济粮到陈友才家，陈景宜突然闯来，企图把何支书支走。谁知友才妻竟说出陈景宜刚才叫广西送粮的事，何支书对陈景宜这鬼祟行动早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不禁更加猜疑。陈景宜又故意拿“下秧稻种不够”的事来试探何支书两下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何支书不同意分稻种，于是敌人的“难”字摆出来了，故意煽动落后群众来到大队部闹着要分粮，经何支书的解释说服，一场风波平息了。何支书发现群众并不是真缺粮，而是对仓库保管有意见，决定要胡素芳(年轻的共产党员)帮助兰菜花(陈景宜的老婆、仓库保管员)清查一下账目。不料这事被敌人知道，趁何支书去公社汇报工作的时机，设下圈套栽赃陷害胡素芳，好浑水摸鱼。胡素芳因年轻缺乏斗争经验，误入仓库，掉进敌人的陷阱，又遇上大队长陈广清浊清不分，认敌为友，偏听偏信，胡素芳有理难辩。何支书亲自送粮给陈友才，并且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唤醒陈友才的阶级觉悟。友才深受感动，刚要倾吐实情之际，陈广清叫何支书去开会，到嘴巴边的话又被打断。当夜，陈友才决定去找何支书，不料半路又被陈广西截住，叫他把藏在黑鱼嘴那船稻种沉掉。陈友才深夜来到黑鱼嘴，他不但没有沉掉稻种，反而把稻种船往村中撑来。陈景宜和陈广西尾随在后，威逼陈友才沉船，陈友才不肯，敌人狗急跳墙，顿起杀机。在这紧要关头何支书带领民兵纷纷赶到，救了陈友才，陈景宜和陈广西也落入人民的法网。
　　
　　记得我读小学时，学校也组织我们小学生观看过这个电影；可我什么也没记住，却永远记住了其中一句台词，“何支书，吃饭了。”为何只记得它？至今想来也是一个谜。这谜犹如“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一样——从2009年7月16日开始，百度“魔兽世界贴吧”中一个《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空帖迅速红遍全中国——至今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这里正有着中国文化中吃的热闹以及寂寞的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吧。或许谁知道呢？　　大庆精神（1）的一个生活细节
　　
　　一场1964年的暴风雪过后，气温突然下降了十多度；
　　年轻的单身工人张海青，被子又脏又薄。支部书记李安政
　　检查铺盖被时，发现了这个情况；他趁工人们上班后，
　　悄悄地把张海青的被子抱回家，让自己的爱人拆洗干净，
　　又把家里的一床棉被拆开，扯出一半棉花，塞入张海青的被子。
　　张海青发现自己的被子变得又厚又洁净，可就是找不出是谁干的。
　　一个刚从另一座大城市调来大庆工作的王文杰
　　看到了这一切，他也没有吭声，只暗暗地掉下了眼泪。
　　
　　（1）　指开始于1964年初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即号召当时的工人阶级发扬“大庆精神”，为了工业的发展而苦干，不为名，不为利，不依靠外国，自力更生，在冰天雪地里疯狂劳动。
　　
　　1963年底，中国开发了大庆油田，不仅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更培养出一支有组织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此后，“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在全国传播。
　　
　　无可否认，“工业学大庆”运动确实为中国的工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还产生了一些大庆式的企业。例如，当时的上海市学大庆见行动，全市三分之一的企业和车间干部一半时间搞管理，抽出一半时间参加生产劳动。
　　
　　但也有不少人在运动中仅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刮风走过场，流于形式；有些地方甚至生搬硬套大庆的做法，造成“消化不良”。
　　
　　更荒唐的是，有些企业将“铁人“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话随意乱用，蛮干硬干，结果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有的企业也想象大庆那样，除生产外也搞农林牧副渔，根本未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等等。
　　
　　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等称大庆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并将大庆的经验称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宣称“火烧一切制度、彻底解放工人”，甚至扬言“不搞科研照样出油”，大庆油田管理陷入混乱。
　　
　　文革结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主持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重新肯定了大庆的成绩和经验，但同时，会议也强调学大庆运动中，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浮夸和冒进倾向。
　　
　　“毒”粽子的启示
　　
　　1964年端午节前一天傍晚，
　　山西文水县孝义公社马村大队第十一生产队
　　地主王淑珍一溜烟跑进队长孟耀吉的家，
　　从围裙里拿出几个粽子递给孟妻，说：
　　“我知道你家没做粽子，特意给孩子们送来几个。”
　　接着还提出给孟家看小孩，
　　并执意要把磨面的工具借给孟家使用。
　　第二日上午，在地里锄玉米的一伙贫下中农
　　就纷纷议论起这事。有人说；“王淑珍有鬼，
　　我们可不能眼看地主把队长拉下水呀！”
　　很快，十一生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在会上，
　　社员们揭露地主的阴谋，也帮助队长提高认识。
　　贫农张松富说：“为何地主偏给你家送粽子
　　而且是在你当了队长以后送？”贫农张秀峰说：
　　“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地主，可你看不见，
　　原因是我们心中有阶级，你当队长的还没有。”
　　贫农刘占奎说：“地主现在出新招给我们软斗
　　当干部的可要时刻警惕呀！”孟队长恍然大悟：
　　“要不是阶级兄弟拉我一把，我可完了。
　　今后一定划清阶级界线！”从此，孟队长
　　遇事（无论大小）都和贫下中农商量，再未出错。
　　
　　掏粪工人刘同珍
　　
　　一、启：完成了身份认同
　　
　　刘同珍今年24岁，是济南市肥料公司匡山肥料厂的掏粪工。（1）
　　六年前，他从家乡高小毕业，来济南找工作。他本想当一名
　　炼钢工人或医生，但却被分配去掏大粪，心里很难受。
　　而更让他难受的是回乡探亲时，人们见他就喊：“在济南府
　　掏大粪的人回来了！”但母亲的话给了他力量：“当年你父亲
　　和你哥哥都在家靠拾粪糊口。如今你一定要听党的话，叫干啥
　　就干啥，可别忘了过去。大粪有味，靠味值钱，庄稼还离不开它呢。”
　　同样，肥料公司经理的话也影响了他：“小刘呀，咱们这一行是脏，
　　但只有那些有臭气脏气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才瞧不起我们。”
　　接着，刘少奇接见北京市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教导又鼓舞了他：
　　“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是分工不同。”
　　
　　二、承：苦练硬功夫
　　
　　一天清晨，大雪刚过，刘同珍就与其他工人挨门逐户掏大粪去了。
　　他们把一桶捅粪便挑到装大粪的汽车旁，50多岁的老工人刘清和
　　再一桶桶倒进粪车里。老刘毕竟年龄大了，加上雪融泥滑，一下摔倒。
　　刘同珍见状，当场就跳上汽车踏板，接替老刘的工作。哪知他一伸手，
　　六七十斤的粪桶怎么也提不上去。晚间，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痛下决心。
　　第二天，就找来一个四十七斤重的石锁，每日清晨上班前猛练二十分钟；
　　先提石锁练臂力，后练双手提举，又练单手提举，一练就是三年。
　　1964年初春伊始，他就能每天站在踏板上轻快地负起手提的重任，
　　那可是一日复一日的1140多桶、共重40多吨的粪便装车任务呀！
　　
　　三、转：统率全局
　　
　　不久，刘同珍又出任调度工作；他那组的掏粪地段十分庞大：
　　共有24条街、63个巷、18处公厕、8800多户居民厕所。（2）
　　如何把全组15副粪挑合理地调度到每户去，并记住每个厕所的位置，
　　而且还要对每个厕所的粪便数量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遗漏、窝工，
　　这绝非易事。面对如此繁复的门牌和太多的厕所，一开始就乱了套：
　　15副粪挑工作起来，不是漏户就是两个人碰了头。刘同珍开动脑筋，
　　去市场买来一个小本，下班后，或节假日，就逐家走访、登记人头
　　（为了解粪便准确数量）（3）、厕所位置、有无上夜班的，及何时掏粪最恰当，
　　以上情报都一一记入小本。有人以为是民警查户口，也有人以为在侦破案件。
　　晚上，刘同珍就背诵那写在本子里的情报。但又有麻烦：城市的门牌
　　不是按每家顺序编排的，如上一个号数在街上，下一个则在巷里。
　　这时，刘同珍就根据大门的特点画一些自己才懂的代号，来加深记忆：
　　洋灰门、大红门、小窄门、高台阶、铁栅栏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死记硬背，
　　他终于把全段的户数、粪量及掏粪时间都掌握得稳稳当当。但又有特殊情况：
　　按常规，掏粪从早晨四点半开始，可有些剧团的演员由于夜里演出，
　　睡得很晚，早晨正是他们睡得最香的时刻，若此时去掏粪，就会影响他们。
　　刘同珍就躲开这段时间，把周围厕所挖完，再返回去。饭馆的厕所也这样处理。
　　
　　四、合：诗有别才（4）
　　
　　在掏粪功夫之外，他还是一个修理工。一次，他去济南市委幼儿园掏粪，
　　发现厕所年久失修，下水道被堵塞，粪水流不走。他就与同伴们开始修理：
　　污水和粪泥夹杂着碎砖乱瓦，用粪勺挖不出来。刘同珍就爬倒在厕所边上，
　　伸手插入又脏又臭的粪泥中，把碎砖乱瓦一块块全部掏出来，随后，
　　又把粪池和下水道用砖砌好。当他用同样的方法为济南三里庄小学
　　挖大便池的时候，小学生们齐声高喊：“快看呀，这里有一位雷锋叔叔！”
　　
　　（1）1964年11月10日，新华社记者丁乙在《光明日报》刊载了一篇长文《掏粪工人刘同珍》。此文读后，逗引出我万千思想，禁不住赋诗一首，也来歌唱一番济南市的明星掏粪工人刘同珍。哪知64年后，又是济南传来佳话，且看目前各大媒体宣扬的这件事情：
　　
　　2010年3月2日，济南5名经过层层考试被录取的大学生掏粪工在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二处拜师、上岗。
　　
　　这5名大学生是09年10月在近400名报考者中被录取的，经过近半年的培训和环境适应，单位为他们正式举行了拜师暨聘用合同签订仪式。他们从此将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掏粪工人。他们当中有学计算机的，有学会计的，还有学建筑的和政法学院毕业的，4个大学本科毕业，1人专科毕业。5人中有两名中共党员（按：其中还有二名女性），最小的23岁。所学专业涉及计算机、法学等。（来源：中国山东教育网）
　　
　　看来刘同珍的职业及其精神在济南尤具吸引力，如今又见这般高素质的掏粪工人出生于济南，真是可喜可贺矣！在此特别预祝他们续写刘同珍的传奇，不负济南这座刘鹗（《老残游记》作者）所欢喜的名城之美丽。
　　
　　（2）厕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值得连篇谈论，但此注释不想做考据式的爬梳，仅就阅读和本人经历所及，作一番适当的夹叙夹议，其目的是想提醒读者注意这个话题以及这个话题背后深藏着的兴味，这兴味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文学的，当然还可以是现实的。由于本注释只限于谈论日本和中国有关的厕所意象，因此厕所的兴味或传奇也仅限于日本和中国，而后者是议论的重点。
　　
　　“厕所”这一意象能给人风雅的形像吗？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关于厕所》一文中便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形像。据他所述，有一次他在一家馄饨铺吃饭，突然便急，就径直去了馄饨铺深处二楼的一间厕所，当他跨开两腿往下看时，看见的却是几十尺高空之下的泥土、野草，盛开的油菜花以及翩飞的蝴蝶。作家在这样的环境中排泄甚是快活，因此他说：“粉蝶飞舞于下坠的粪便之间，下面又是菜花盛开的菜地，我想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风趣的厕所了。”（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6页）另一次，谷崎在一个夏天去了纪州下里的悬泉堂，遇到了更令他感怀的一间厕所。这厕所位于这家古宅的幽僻处，周遭绿荫环抱，古意盎然，“厕所的臭气会立即发散到四面八方清新的空气中去，因此上厕所的心情就象在亭榭里休息一样，毫无不洁之感。”（同上，第126页）接下来，他再发思古之幽情，谈到了名古屋那些上流人家厕所里的幽雅气味，并说只要闻一下这些厕所的气味，便可知道这家人的人品，可以想象一番他们过的生活。而且厕所的气味会带来一种令人留恋的美好思念。“例如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一进家门首先到厕所去，闻一下过去熟悉的气味，便会唤起儿时的回忆，百感交集，真正产生‘我回来了’的亲切之情。”（同上，第127页）他甚至还说到应在小便泄里置放牵牛花和杉树叶，并认为这是最典雅的入厕。最后，他还要修建他喜欢的厕所。这样的厕所采用古典日本式，不用抽水马桶。其设计如下：“使粪池尽量远离厕所，设在后院的花圃或菜地里。总之，使厕所的地下到粪池之间多少有点坡度，用管道相连以便把污秽之物送到粪池去。这样在地板下面便不会有吸收光线的粪池口，而是一片昏暗。虽然会有微微的幽雅的使人冥想的气味，但绝不会有令人不愉快的恶臭。”（同上，第130页）
　　
　　以上是谷崎有关厕所的议论，其中传递出来的厕所意象或饮食起居之面貌可谓风雅之极。从此可推出日本文学中风雅清凉的一面，看来这与厕所这一意象是大有关系的。但厕所风雅到奢侈，还要数中国古代的厕所。如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厕所便风雅得令人眩目，其奢侈程度或许可称世界第一。他每次入厕都要用大量的飞蛾翅置于壶中，放在厕所的地板上，然后排泄粪便于其中。总之，他以飞蛾翅代替细沙作为粪便的垫料，由于飞蛾翅是轻飘的物质，所以排泄下来的粪便立刻埋于其中，不露痕迹。这真是令人绝倒，飞蛾翅的垫料给人以美的无边幻想。“粪便从上面巴哒巴哒地掉下，接着无数的彩翅象烟雾般腾升飞舞，它们都是汇集在一起的干燥的、闪烁着金黄色暗光的、非常薄的云母状断片。”（同上，第128页）当粪便掉下时，在你还未看清的当口，那些固体物质已被这些幻美的断片吞没了。但是，如此美丽的入厕是要付出代价的。想想看，搜集这么多的飞蛾翅需要多少人工，而且每次入厕都要换上新的垫料。这一来，云林先生必出动大量人手，在夏季捕捉成千上万只飞蛾，以备一年之用。这般香艳优雅的入厕，唯有在精致唯美的中国古代才能做到。那可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令人怀念的古典时代，当然也是中国厕所最为风雅的时代。而如今“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叶芝）
　　
　　一个古典时代结束了，厕所的古典意象也随之而去。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厕所又是何种模样呢？
　　
　　我曾在《另类说唐诗》一书中这样说过：“1992年我曾住在重庆一所大学最为简陋的住房里，楼下是幼儿园，日日喧腾，门前是臭水沟以及沟中的残渣剩饭，并已锈出暗绿，颇象闻一多写的《死水》。蚊虫、苍蝇、老鼠日夜奔忙。而最令人胆寒的却是那公共厕所，日夜恶臭熏天，入厕令人泪水长流，不能睁眼，粪便常年堆成小山，几乎要贴上屁股，但凭窗望出却是山川田野，真是美丑对照，相映成趣。”（柏桦：《另类说唐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这样的厕所现实，只能让我们写出“恶之花”式的文学，当然也可以写出滑稽可笑的文学，且看下面二段日本作家中野孤山在其著作《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里所写的有关中国二十世纪初年厕所的文字，前一段写他刚入上海时的遭遇，后一段写他在蜀地住客栈时的尴尬：
　　
　　厕所的构造也与我国迥然不同。在一个屋子里并排砌着好几个类似我国灶坑一样的东西,每个里面放一个土陶罐(土陶罐可以取出来),各坑之间没有挡板相隔,可以一眼望穿。解手时要蹲在坑上，有时好几个人并排蹲着。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此事发生在我等一行人第一次投宿的中式旅馆（按：须知这旅馆可在大上海呢）。投宿的第二天早上，大家起床后，纷纷诉说头天晚上的遭遇。有的为饱受臭虫的袭击而发怒，有的为床铺的简陋而抱怨，有的为卧具的凌乱而诉苦……有一个年轻绅士，起床后直奔厕所而去，可是当时已经有一个华人先蹲在茅坑上，瞪着双眼，鼓着腮帮子，用尽了全身力气在解手。见此情景，他只好退了出来。过了一阵，见有人从厕所出来，他又进去，没想到这次里面并排蹲着两个人，他又退了出来。又过了一阵，他心想这下应该都出来了吧？他一边嘟囔一边进去一看，结果这次并排蹲着四个人，还优哉游哉地抽着烟，满脸的不在乎。见此情景，他夹着屁股，铁青着脸，不知如何是好。我们都很同情他，没敢捧腹大笑。
　　
　　其中大部分厕所都与猪圈并排着。在一个大坑上架着板桥，板桥只有一块，看上去很悬乎。解手时蹲在板桥上，要么与猪相对，要么屁股对着猪，二者必居其一。由于板桥不牢靠又狭窄，而且还有一半已经腐朽，因此，遵照孔子“危邦不入”之教诲，旅客就在宽敞的庭院或安全的室内墙角方便。旅店老板不仅不责怪，反而因为厕所里粪便减少而对此行为表示欢迎。
　　
　　中野这样的经历我也曾在四川经历过，2000年春日的一天，我和一位朋友驾车从成都去重庆，半路上，这位朋友说附近有一农家餐馆做的鲢鱼特别好吃，而且许多人还专门驾车去那里吃鱼，他边说边从高速公路上拐入了一条乡村土路，很快我们就来到那间餐馆，一看沿路果然停满了各式汽车，其中高档豪华车不少。他领着我进了一个院子，整个已被吃客占满，他轻车熟路地又领我进入一间房舍，由于刚才外面太阳很亮，我还不能很快适应这屋内的昏暗，只觉得一股强烈的难闻气味扑面而来，而且听到了动物的噜噜声，定睛一看，原来是三头大肥猪正晃着头对我们打招呼，我真吃了一惊：一是突然这么近挨着这有些怪异的庞大动物；二是他怎么把我带到猪圈来了；三是我看到有两个吃客在那里解手，其中一个喝醉了正在大口呕吐；四是我们得非常小心地走过那摇摇欲坠的架在大粪坑上的板桥。还好，最后总算穿过了这猪圈兼厕所，外面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院子，我紧张乱跳的心放松下来了，而后面所吃之鱼，可想而知，没有任何感觉。只看见不断有吃客起身去周围的树丛中解手，而根本不去那猪圈上厕所。
　　
　　2001年，又是春日的一天，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译家执意要请我和我的家人去一处他认为风景很美的乡间小店吃饭。到了才知道那风景的模样，小店紧靠一条破烂的公路，要抖散架的农用车来来往往，那震天响的声音尤其让人撕心裂肺。更令人害怕的是那吃饭的桌子轻飘飘的，由于地面凹凸不平，要不停地在那桌子的脚底塞一点碎瓦或木屑。就这么免强坐下后，难闻的气味又冲了上来，四下再一细看，原来这小店不仅靠着灰尘扑鼻的公路，而且另一边还紧靠一条几乎不流动的墨黑色的臭水沟，沟坎上堆满了垃圾，而我的朋友却很兴奋，用手指点着不远处的一座水泥桥让我看，并随口吟出卞之琳的一句诗并评论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这地方真不错，我是好不容易才发现的。接下来，我们开始在这风景中喝酒，我三岁的儿子坐不住，就在那陡峭的沟边探查，儿子的妈妈一来此处就感到不对，这时见儿子的危险动作更是坐不住了，只好去不停地逗他玩。不久，我想解手了，就问朋友这里的厕所在哪儿，他说就在屋后竹林中解决。我旋即去了他手指的地方，那竹林里地面湿滑，看来常有人在这撒尿，加上又有些看不太清楚的人粪，因此我走起路来难免慌乱，结果在那里扭伤了脚。
　　
　　好了，以上所说还没完，再让我们来看看芥川龙之介，这位神经脆弱的敏感天才(据其传记作者进藤纯孝所说：他“神经脆弱到连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在中国又遭遇了怎样的“厕所”打击？据他自己说，有一次他的日本朋友请他在上海著名的雅叙园餐馆吃饭，吃着吃着他想上厕所了，就去问跑堂的厕所在哪里，“他指示我在厨房的水槽上解决。实际上在我之前，一个满身油污的厨师已经在那儿做了示范。我对此是大大的折服了。”因此，他感叹道：“味觉以外的感觉与其说是得到了满足，不如说是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而更刺激的还在后面，芥川在他的《中国游记》（按：上面所引芥川的话，也出自此书）中写了许多中国式的入厕方式，在庐山旅游时，他看到附近江面上这样的一幕现实：
　　
　　江面上有一艘木制的军舰，架着一门仿佛还是征讨西乡隆盛时曾经用过的大炮，停泊在琵琶亭的旁边。且不说浔阳江上的猩猩会现身，本来以为至少里面会藏着浪里白条张顺或者黑旋风李逵一般的人物，却没想到从眼前的船蓬里伸出一个丑陋至极的屁股，而且那只屁股竟然肆无忌惮地（请宽恕这里粗野的叙述）悠然地在江上大便。
　　
　　芥川本想在浔阳江上发怀古之幽思，慢慢观赏熠熠的汉风，但看到的却是一个中国屁股正在大便，不免又“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书写厕所这一当代意象最具现实主义功力的应属虹影。她在她那本“美丽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中国史诗”（玛丽·维斯利）《饥饿的女儿》中为我们描述了当代典型的中国厕所，这种厕所正是我们苦难生活的“客观联系物”（T.S.艾略特），它成了我们朝夕相处的现实：“女厕所的三个茅坑脏得无处下脚，白蛆，还有拖着尾巴发黄的蛆，蠕动在坑沿，爬到脚边。”（虹影：《饥饿的女儿》，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因为普遍人家的室内无厕所，大家只好在清晨走10多分钟的路程去远处厕所排队等待入厕。中国厕所没有隔间，里外都站满排队的人，因此作者说：
　　
　　的确，这屎拉得实在不容易，多少双眼睛盯着排泄者的前部器官，多少人提着裤子，脸上冒汗憋着大小便地候着。年龄大的，蹲上茅坑，享受自己一时的独占权。排队的人，则会毫无顾忌地盯着没门挡蔽的茅坑，她们嘴一敞开就难以封住了：谁的谁的子宫脱落，肯定是乱搞男女关系；谁的谁的下身生有红斑湿疹，是婊子，卖逼的，不烂掉才怪。
　　
　　排队紧张，上厕所也紧张，我总要带样东西，装作不在意地挡在自己面前，有时是蒲扇，有时是一本书或书包。要让衣裤和鞋不沾着屎尿，又不让蠕动的白白红红的蛆爬上自己的脚，又不能让挡着自己的东西碰着茅坑的台阶，还得装随意，不能让等着的人觉得我是有意不让人看我的器官。否则，碎嘴烂嘴婆娘们必定会说我有问题，什么好东西遮起来见不得人？（同上，第139页）
　　
　　以上所引只是关于厕所的两个小段，虹影在书中第八章开篇便用了近五千字来描写中国厕所的全景图，其中有“红爪爪”（中国女厕独有的怪物），有在厕所里口吐蛔虫的女人，有昏倒在屎尿边的，有上霸王厕的，有乱说下流话的。芸芸众生在一个清晨拥挤在厕所，这一夺目的中国意象周围，消耗着她们一天刚开始的生命。厕所这一意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尤为引人注目，它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中国人的饮食起居、精神生活全在此得以反应，这里的厕所也表现出了现实的复杂性，如通过厕所会让人产生以下联想：恶、丑、堕落、肮脏、腐烂、迷信、颓废、下流等。虹影对中国厕所意象的直面书写，让人肃然起敬，一个艺术家“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加对世界的改造。”（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的确，虹影并非仅报道厕所，说明厕所，在她行文的背后，也就是说在她的厕所意象的背后，有一种坚韧地企图改造厕所和现实的英勇决心。
　　
　　诗歌中能写厕所吗？在我记忆中第一个将厕所写入诗中的当代诗人是李亚伟。他在他那名扬天下的《中文系》一诗中第一次把厕所这一意象引入中国当代诗歌，这应是一次了不起的壮举。而这一壮举发生在20年前：“在晚上/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他大声喊：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李亚伟《中文系》）。厕所与现代派联系在一起有一种错综的机智与深刻的反讽，其中的调侃与反抗性也不言而喻，这里的厕所似乎成了现代派的战场。与此同时，厕所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又被赋予了“狂欢”的意义（整首《中文系》就深具狂欢效果），那是青年人胆大妄为的场所，一切秩序可以在这里被破坏，一切所谓的现代派可以在这里被尽情书写。总之，这是一个语义十分丰富的意象。厕所甚至与孩子般的“胡作非为”及涂鸦有关。不是吗，男孩们就常常在厕所的壁间画上各种王八的图案。我甚至至今还记得我10岁时所经受的震撼：一天下午，我们一群少年在公共厕所附近玩耍，大家正觉无聊时，一个比我大三岁的男孩兴冲冲地从厕所跑出来，对我们说，快去看，里面有一个大人的锤子（四川话，指男性性器）好大呀！这一下，众人都兴奋起来了，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假装入厕小便，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观看。我也看到了那骇人的一幕，但给我留下永恒烙印的并非那成人的巨大性器，而是那中年男人斯文且敏感的形象，他带一副近视眼镜，很紧张地抖动手中的一张正在阅读的报纸，企图遮挡他那个部位，脸色也有一丝懊恼，他知道小孩们进来的真实原因。
　　
　　时间到了2001年5月22日，这一天，尹丽川写出了一首真正全面与厕所有关的诗。从而彻底破了厕所不能入诗的禁忌，并且为我们带来了新的颤栗，犹如老雨果曾说波德莱尔的诗为其带来新的颤栗一样。一个新的视界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新的现实尺度为我们确立了。全诗不长，现录如下：
　　
　　郊区公厕即景
　　
　　蹲下去后，我就闭上了双眼
　　屏住呼吸。耳朵没有关
　　对面哗哗地响，动静很大
　　我睁开眼，仰视一名老妇
　　正提起肥大的裤子
　　气宇轩昂地，打了个饱隔
　　从容地系着腰带
　　她轻微地满意地叹了口气
　　她的头发花白
　　她从容地系上腰带
　　动作缓慢而熟稔
　　可以配悲怆的交响乐
　　也可以是默片
　　
　　尹丽川这首诗在形式上并无什么新意，不象“非非”有形式上的突破，但在内容上却有极大的创新，甚至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母题。“温柔敦厚”的优雅诗法之迷信被破除了。诗人诚实地面对了自己及其生活，正如波德莱尔所说：“诗是最现实不过的。”这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之诗，也应了庞德（Ezra Pound）所说，所有艺术说到底都是现实主义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尹丽川这首诗是一首及物的诗。正是在及物这一点上，她又如同波德莱尔一样，为我们带来了题材、内容的新颤栗，这颤栗让我们紧逼了现实并感到人在世界上一种真实的存在的形式，由此我们继续读出“这种现实主义的定义不能不考虑作为它的起因的人在现实中心的存在，因而是极为复杂的。”（同上，第167页）的确，作者在现实中的思考是极为复杂的，尹丽川并不象单纯的波德莱尔那样执着地书写拾垃圾者、腐尸、恶魔、蛆虫、苍蝇、粪土（这些意象对于传统诗歌来说已经是十分惊世骇俗了），而是以一种东方似的微妙手法，通过厕所书写了普通人的沧桑、麻木、荒凉，一句话，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必选择。但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处境时，作者又在诗中贯注了极深的慈悲。最后二句是公开的细腻的悲悯，当然也是对“恶之花”般的现实的升华。但这悲悯是以冒犯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作者一贯的风格），她提请我们注意这位老妇，她的生命在厕所“打了个饱隔”（一个最准确、最惊人的细节），“满意地叹了口气”（这是平凡之气，也是空白之气与衰败之气），这就是平凡生命的本质。我们通过这间郊区公厕感到了作者笔下的厕所的确为我们带来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波德莱尔），这欢乐绝对配得了悲怆交响乐，也绝对令我们震动。为此，这位老妇人的形像也是我们的形像，她的“悲怆”或“默片”式的生命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核心意象“公厕”。我们在《郊区公厕即景》中既读出了悲悯也读出了诅咒，那正是作者一种深情的对现实厕所的诅咒与悲悯。这悲与咒的结合如此饱满有力，又恰好呼应了佛家语中的大悲咒！
　　
　　就在我写完这个注释后的十天左右，我收到了我的挚友，毕业于法国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波德莱尔专家，现为四川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刘波写来的有关西方人如厕的精彩文字，我以为切切不能遗漏，特别在此转引过来，以使此注释更趋全面：
　　
　　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沈志明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中有对西方人（纽约人）如厕的描述，全无东方式的委婉而精致的趣味和唯美做派，而是把如厕看成是片刻的解脱甚至解放的时光，直脱脱宣示西方人的张扬和放肆，在屎尿中体会迪奥尼索斯式的恣意狂欢。现将这段文字抄录于后，聊备一格：
　　
　　人同肠子完全一样，只不过粗大些，多变而贪婪，体内装着一个梦幻。（第219页）
　　
　　我坐的凳子右边正好有一个大洞口，就在人行道上，很象我们的地铁（……），里面宽宽的，有粉红色的大理石台阶，我看到许多人进进出出，原来他们到地下室去大小便。我立刻行动起来。地下室也是用大理石建成的。但见一个大池子，有点像游泳池，但没有水，散发着恶臭。透进来的日光非常弱，再被解纽扣的人一挡，几乎没有日光了。大家都不回避，涨红了脸向池子里泄赃物，发出不堪入耳的声响。男人之间这样随随便便，嘻嘻哈哈，互相打气，大有足球场的气氛。人们一到，首先脱去上衣，好象要进行体力的较量：干事要有合适的穿着嘛，这是规矩。然后放肆起来，打嗝的打嗝，放屁的放屁，手舞足蹈，各自占个粪坑，好象这里是疯人院。从台阶下来的人和在粪坑旁的人互开玩笑，语言污秽，但大家都喜眉笑眼。但他们在人行道上却一本正经，甚至闷闷不乐，不过想到要廓清叽里咕噜的肠子，不由内心欢喜，已经显得如释重负了。（……）里外鲜明的对比使一个外国人瞠目结舌：在地下人人衣冠不整，落拓不羁，随随便便泻肠污，而在街上则行动拘禁，道貌岸然。（……）我从原来的台阶返回光天化日之下，在原来的长凳上休息，恍然领悟消化和庸俗的奥秘，发现了共同拉巴巴的乐趣。（第 220-221页）
　　
　　看来，正如克里斯蒂瓦所说，塞利纳的作品中的确包含着一些“搅混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东西”，一些“不遵守边界、位置和规则的东西”（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利——论卑贱》，张新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6页）。
　　
　　巴赫金有一段话说得也很有见地：“粪便还是欢快和令人清醒的物质，这种物质既是贬低性的，又是温柔的，它用一种轻松的、毫不可怕的诙谐方式将坟墓与分娩集于一身。”（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0页）这段话说的是拉伯雷的《巨人传》，不过放在塞利纳身上倒也贴切。
　　
　　拉伯雷的书真可谓屎尿文学的大全，大大方方地列数各种粪便的名目，讨论屎尿的威力，也有一种大气的狂欢气象。至于说到擦屁股的方法，那也是不厌其详，其精致细密的程度丝毫不让东方同行。主人公高康大如是说：
　　
　　有一次我拿一位宫女的丝绒护面擦屁股，觉得很好，因为丝绒柔软，使我的肛门非常舒服；
　　还有一次，用了她们的帽子，也同样舒服；
　　另外有一次，用的是一条围脖；
　　还有一次，用的是紫红色缎子的耳帽，但是那上边的一大堆粪球似的金饰件把我整个的屁股都刮破了。巴不得圣安东尼的神火把造首饰的银匠和戴首饰的宫女的大肠都烂掉！
　　后来，我用了一个侍从的、插着羽毛的、瑞士卫士式的帽子擦屁股，才止住了疼痛。
　　还有一次，我在一丛小树后面大便，看见一只三月猫，我拿它擦了屁股，没想到它的爪子把我的会阴部分抓了个稀烂。
　　第二天，我用我母亲熏过安息香的手套擦屁股，才算治好。
　　从此，我擦屁股用过丹参、茴香、莳萝、牛膝草、玫瑰花、葫芦叶、白菜、萝卜、葡萄藤、葵花、玄参（花托是珠红色的）、莴苣、菠菜——这些，用过之后，腿部都觉着很好！——还用过火焰菜、辣蓼、苎麻、止血草，但是用这些，我却得上了隆巴底亚的痢疾病，我用我自己的裤裆擦屁股，才把它治好。(《巨人传》，成钰亭译，台北，桂冠图书，2005年，第61-62页)
　　
　　这段汪洋恣肆的文字还很长，所引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到后来终于得出结论：
　　
　　但是，总的看来，我可以说，并且也坚持这个意见，那就是：所有擦屁股的东西，什么也比不上一只绒毛丰满的小鹅，不过拿它的时候，须要把它的头弯在两条腿当中。我以名誉担保，你完全可以相信。因为肛门会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快感，既有绒毛的柔软，又有小鹅身上的温暖，热气可以直入大肠和小肠，上贯心脏和大脑。别以为极乐世界的那些英雄和神仙的享受，就像这里老太太们所说的那样，只是百合花、仙丹或是花蜜，他们的享受（照我的看法），就是用小鹅擦屁股，苏格兰的约翰大师就是这个想法。(同上，第66页)
　　
　　巴赫金说这段文字展示了快感生发的生理路径：小鹅的软毛和热气，从肛门直达脑门。“这种满足正是阴间永恒的快感，以这快感为满足的，确实，不是基督教天堂里的圣徒和遵守教规的人们，而是极乐世界的神仙和英雄。”（《拉伯雷研究》，第437-438页)
　　
　　巴赫金从小事情中看到了大道理：“这是一场欢快而自由的戏弄物品和观念的游戏……它的目标是驱散包围着世界及其一切现象的阴沉、虚伪的严肃氛围，使世界有另一种外观，更加物质性，更加贴近人和人们的肉体，更具有肉体的合理性，更容易接近，更轻松，而且描述世界的语言也会是另一个样子，是狎昵─欢快的和大无畏的。可见，这段情节的目标是已为我们熟知的世界、思维的语言的狂欢化。”其实这又有点像是在说你的（按：指柏桦的）《史记》。
　　
　　（3）在此可见刘同珍心细如发的专业感以及天生的科学家精神。需知当时并无这方面的专业书籍（人体排便量）可供参考，但他凭直觉，一下就抓住了事物的关键，即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天排便数量。这正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刘同珍的确堪当此行翘楚。说到这里，我正好读到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的一段话,也是谈排便量的,甚觉有趣,亦可互文，难免手痒,趁便引来:“某位名为贝里永的作家在一战中创作的一部《德意志种族的巨大排便量》——作者在该书中称一个普通的德国人排出的粪便量比法国人更多，且气味更加难闻。”（参见埃科：《密涅瓦火柴盒》，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334页）
　　
　　（4）诗并非总是“忧伤的玫瑰”等待着诗人去发现，“而是那个坐在电车里张望世界的人的眼光，他能够从正在工作的人的平凡普通中发现美：骑着三轮车的脏兮兮的面包店伙计啦，把邮筒清空的邮递员啦，甚至那个正在把牛肋肉卸下来的司机：
　　
　　但是也许最好看的是那些肉块，铬黄色，带粉红色斑块，一圈一圈的涡形图案，它们堆在卡车上，那个系着围裙、戴着皮帽、后沿披挂到脖子上的人正把每片肉块搭到背上，弓腰将它从人行道上搬到红色的肉铺里去。”（参见博伊德：《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331页）
　　
　　不是吗？我就从掏粪工人刘同珍的工作中发现了别样的精密的诗性，这一切犹如纳博科夫从扛着肉块去肉铺的司机身上看到了美的精神一样。
　　
　　毛主席的感伤
　　
　　在1964年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喃喃道：
　　一万年以后，北京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1）
　　接着他又说：谈论哲学有半个小时就足够了，
　　否则你就讲不清楚了。
　　
　　（1）毛主席的这一问，让我不仅想到了他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二行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还让我突然想到了拜伦《唐璜》中《第十五歌》最后一节：
　　
　　人生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
　　就象在昼夜之交一颗星徘徊于天边。
　　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知道得多么少！
　　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我们更不知道！
　　永恒的岁月之流滚滚而去，把生之泡沫
　　带到远方：旧的破灭，新的浮现，
　　从年代的浪花中冲击而出：帝国的坟场
　　上下起伏，也不过和一些逝去的波浪相像。
　　
　　（拜伦：《唐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948页）
　　
　　二行
　　
　　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1）
　　
　　（1）弗兰克曾在《虚无主义的伦理学》这篇名文中说过：“社会主义的道德激情集中于分配公正这一思想，并仅限于这一思想；这一道德源头也可以追溯至关于幸福的机械唯理论，追溯至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总体上并不需要为幸福创建各种条件，而只要从那些为了自身的利益非法占有这些条件的人那里去索取或抢夺。”（转引自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东方出版社，2009，第190——191页）
　　
　　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
　　
　　“有人说中国热爱和平，那是吹牛。实际上
　　中国人喜欢斗争。（1）我就是其中一个。”
　　
　　（1）毛主席年轻时为了强筋骨、练意志，曾运用过多种方法进行锻练，其中风浴、雨浴、冷水浴、登山、露营、游泳等，可说是不一而足。在他青春时节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以上所引毛主席的话出自萧三之书：《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
　　
　　有意思的话
　　
　　一、1957年，毛主席第四次横渡长江的时候，曾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年轻时，他还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二、1966年，庄则栋在参加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时说：一个战士在上阵以前，不去想怎么把仗打好，而是先顾虑打败仗牺牲了怎么办，这叫什么样的战士？
　　
　　三、长沙市一中高三（三）班共青团支部在1966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升学考试制度的二十一大罪状》，其中多是老生常谈，不必一一录来，其中二条有些意思，转抄如下：其一、阻挠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临高考，许多同学就不想与工农相结合的事了，就不愿“抽时间”去和工农群众共甘苦，同劳动了。毛主席说：“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而绝大多数同学一心一意为了“高考”，考上的就高兴，考不上的就不满，不愿下乡。其二、把一些牛鬼蛇神和会猜考题的投机的家伙捧上了天。中统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彭靖，曾经一度把持了我校语文教研组的领导权。而政治教研组长，曾经因连猜中政治考题，考生出场时喊他“万岁！”
　　
　　为何喜欢《首战平型关》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否喜欢这册连环画？
　　或许喜欢吧
　　因为封面有一挺正在扫射的机关枪，
　　因为另一个拿驳壳枪的八路军（1）显得很大
　　而我又很小
　　而那一年是1966
　　
　　（1）“八路军”一个在大陆耳熟能详的词，还需解释吗？在此，我要从另一角度（史沫特莱的角度），告诉你另一副八路军的面孔，他们既天真又可爱：
　　
　　史沫特莱随一个连队作战，她看到战士们战斗了整个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点东西吃。小米唾手可得，但是他们没有钱，而指挥员不允许战士们不付钱就拿走别人的东西。
　　在这个残酷的夜晚，指挥员开始给战士们讲毛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中的有些内容就是不允许不付钱强行拿走别人的东西，特别是群众的东西。战士们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迎接黎明的到来，歌声直冲云霄。她说：“他们的声音像一支大型乐队。”
　　这些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们焚烧日元，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中国的钱才是钱。他们第一次见到火车就像美国的儿童第一次见到剑龙。他们到西安，不顾身上的伤痕，排起队希望按一下开关，因为他们对于手指一动电灯就亮感到很惊讶。（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74页）
　　
　　毛主席像章
　　
　　如同儿童喜欢玩具，我们曾热爱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1）
　　1989年12月26日我写下《1966年夏天》，
　　当然也写下我心中的像章：
　　
　　成长啊，随风成长
　　仅仅三天，三天！
　　
　　一颗心红了
　　祖国正临街吹响
　　
　　吹啊，吹，早来的青春
　　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1）毛主席像章在“文革”时曾铺天盖地、风靡全国，据《人民日报》1966年10月9日一篇文章（《戴上主席纪念章颗颗红心永向党》）报导：“最近以来的北京街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生动景象：一些书店、供销社、文具商店门口，常常拥挤着成百上千的外地学生。他们排着队，在那里耐心等候，等候一件最珍贵的纪念品——毛主席纪念章。买到纪念章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三三两两聚拢在一起，彼此倾谈着无限喜悦的心情。”但一般人有所不知，早在“抗美援朝”时毛主席像章就已成为朝鲜前线最抢手的礼物，一时成为时尚。1951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毛主席纪念章在朝鲜前线》（作者为中国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团员，上海青年代表哈宽贵），作者在文章中说：“这次我们去朝鲜前线慰问，带去了全国人民对战士们的热爱与关怀，也带去了大批慰问品。其中最受战士们欢迎的是毛主席纪念章。纪念章是红色的底，上面是金色发光的毛主席像，下面有‘抗美援朝，保家为国’八个字”。由于带去的像章不够，仅有功臣才能得到，而“得到纪念章的功臣们乐得像个孩子一般，其他的战士也争着观看。”依然是1989年冬天，我再次写到“像章”：
　　
　　麦子，我左胸的一枚像章
　　我请求你停止疯长！
　　
　　——《麦子：纪念海子》（柏桦）　　一些有趣的事
　　
　　一、一百粒“红花生”
　　
　　四川一间农业中学的革命师生送给毛主席一百粒“红花生”
　　他们说：请您老人家检阅我们“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成果；
　　请您老人家尝尝，这一百粒花生组成的千百颗红心。
　　
　　二、在列车上
　　
　　在一辆大连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位解放军战士正当众讲述
　　他学习“老三篇”，狠斗“我”字的体会。他本是一名战士，
　　后被调去炊事班工作，觉得丢人，干得懒心无肠。后来，
　　学了“老三篇”才彻悟：原来锅台就是我的革命阵地！
　　
　　三、洗头
　　
　　有一天，天刚亮，一个红卫兵就跑来天安门用水管洗头。
　　一个守卫天安门的战士说水很冷，劝她不要洗。
　　她却兴奋地说：天安门前的水是毛主席身边的水，
　　它最甜、最有抗毒作用，用它洗了头，
　　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永远也不会迷失方向。
　　
　　四、对联及剪刀手
　　
　　许多服装店的门上出现了对联，我记住了其中一副：
　　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
　　横额是：兴无灭资。（1）在最热闹的街头，我还看见
　　红卫兵剪刀手或“群众专政大军”专用剪刀剪小管裤。（2）
　　
　　五、全聚德变脸
　　
　　首先变为北京烤鸭店
　　接着被一百幅毛主席画像
　　及数以百计的毛主席语录装扮；
　　一张醒目的标语贴在门前：
　　“欢迎工农兵进餐”
　　菜牌上增加了五种菜：
　　最贵的二角五，最便宜的八分。
　　
　　六、一个英国记者说
　　
　　他们确实一向让访问者去参观肥料工厂的。但是，我突然
　　被一个拿着大字报和一桶浆糊的狂怒的人所吸引住了。
　　这个人从旁边一条小路上冲了出来，在空白的砖墙上
　　涂抹浆糊，贴上写有“工厂党委书记见鬼去吧”的大字报。
　　翻译解释说：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粉碎他的荒谬理论。
　　
　　七、《毛主席语录》在国外
　　
　　《毛泽东主席语录》已在全球书报摊上出现
　　并在法国畅销书单上居首位，且售价很便宜，
　　在法国卖二角八分，在香港卖一角七分，在美国卖六角
　　
　　八、焦裕禄对孩子很严
　　
　　一次，国庆（焦裕禄的儿子）想买本子，焦裕禄就先查看他的
　　旧本子是否写完；买了东西哪怕剩一分钱，他也要向孩子讨回来。
　　他说，这是为了让孩子从小养成节约的习惯。
　　
　　九、热爱
　　
　　一天夜里，狂风暴雨吹得哨所（位于黄海某岛的山巅上）
　　墙上镶着毛主席像的镜框乱晃，战士马绍君忍着风吹雨打，
　　用手扶住镜框，使毛主席像在狂风中纹丝不动，直到第二天放晴。
　　
　　十、老来变
　　
　　六十七岁的王洪亮退休后，准备好好度过晚年。
　　于是，在家养鸡、养兔、养金鱼；也玩鸽子和鹦鹉；
　　开会不参加，集体事情不关心；后加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在回忆苦难和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又蜕变为一个新人。
　　
　　十一、唱歌
　　
　　上海爱国小学教师段东红1968年4月28日上午正在乘25路无轨电车
　　这时，坐在他后面的一个中年妇女对着她的小孩唱一首外国歌曲《宝贝》
　　他听了感到很刺耳，就猛地站起来训斥道：“这首歌不能唱了！”接着
　　转身对车上的众人高呼：“让我们唱《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1）注释见后
　　
　　（2）用剪刀当街剪行人裤子，并非“文革”首创，民国时亦有之。1923年6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就载有一则新闻如下：
　　
　　长沙函云：记者昨有事城外，经过落朋桥地方，见一女子，年方二九，风致嫣然，似一时派女学生。衣着湖绉夹衣，颜色鲜明。下穿羽纱裙子，徐徐行走。忽来剪毁衣服者数十人，将该女子围住，旋将其羽纱裙撕毁，嘱令解下。讵该女子耳红面热，呆若木鸡，既不言语，复不将裙解下。予心知有隐，顷见风吹该女裙作旋飞舞，而雪白如藕之大腿，映入眼帘。岂意该女子真未穿里裤耶？如是拍掌者有之；笑骂者有之；围观者甚众。该女字则羞人答答，几欲钻入地缝，奈地无缝也。予以此难乎为情，奈请警察前往，将人劝散，带该女子至缝衣店借裤一条，解开此围，该女子始狼狈归去云。
　　
　　更名记
　　
　　一、北京
　　
　　长安街——东方红大路
　　东郊民巷——反帝路
　　西郊民巷——反修路
　　王府井大街——防修路
　　越南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援越路
　　王府井百货大楼——北京市百货商店
　　东安市场——东风市场
　　协和医院——反帝医院
　　同仁医院——工农兵医院
　　全聚德烤鸭店——北京烤鸭店
　　亨得利钟表店——首都钟表店
　　徐顺昌服装店——东风服装店
　　蓝天服装店——卫东服装店
　　瑞蚨祥绸布店——立新绸布店
　　
　　三、上海
　　
　　永安公司（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之“永安”
　　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是资本家想永远安安稳稳
　　剥削劳动人民的意思。在这个1966年的夏天，
　　“永安”必须更名。但更什么名？争议还在继续
　　“永红”、“永斗”、“红卫”、“东方红”……
　　
　　三、合肥
　　
　　包公祠堂——阅览室
　　包河公园——人民公园
　　包河浴池——人民浴池
　　胡开文笔墨店——工农兵笔墨店
　　陶广盛菜馆——回民饭店
　　刘鸿盛饺面馆——人民饭店
　　张顺兴糕店门市部——立新门市部
　　四古巷——四新巷
　　三孝口——红路口
　　回龙桥——立新桥
　　庙街——红街
　　四牌楼——东风广场
　　逍遥津公园——东风公园
　　丽芳照相馆——要武照相馆
　　县桥旅社——东风旅社
　　
　　四、武汉
　　
　　三民路——人民一路
　　民族路——人民二路
　　民权路——人民三路
　　民生路——人民四路
　　一元路——红卫一路
　　二曜路——红卫二路
　　三阳路——红卫三路
　　四维路——红卫四路
　　五福路——红卫五路
　　六合路——红卫六路
　　山海关路——红卫七路
　　张自忠路——红卫八路
　　郝梦麟路——红卫九路
　　卢沟桥路——红卫十路
　　刘家琪路——红卫十一路
　　合作路——井岗山路
　　兰陵路——延安路
　　黎黄陂路——韶山路
　　张之洞路——工农路
　　四官殿码头——江汉码头
　　张公大堤——解放大堤
　　双洞门中学——红卫中学
　　集贤村中学——井岗山中学
　　黄云记棕床厂——武汉棕床厂
　　高洪太锣厂——国营武汉锣厂
　　干太裕家具厂——武汉家具厂
　　曹正兴菜刀厂——武汉菜刀厂
　　生生印刷厂——人民印刷厂
　　谦祥益百货商店——工农兵百货商店
　　盛锡福帽厂——人民制帽厂
　　维新百货商店——红旗百货商店
　　
　　五、广州
　　
　　永汉路——北京路
　　长庚路、丰宁路、太平路——人民路
　　长寿路——曙光路
　　朝天路、米市路——朝阳路
　　泮溪酒家——友谊饭店
　　莲香茶楼——东升茶楼
　　
　　六、太原
　　
　　迎泽大街——工农兵大街
　　湖滨会堂——工农兵会堂
　　府东街——东风东街
　　府西街——东风西街
　　长风剧院——东方红剧院
　　大中剧院——东风影剧院
　　并州剧院——劳动剧院
　　和平剧院——红光剧院
　　林香斋饭店——人民饭店
　　认一力饺子馆——太原饺子馆
　　华泰厚毛料服装店——太原市东方红服装加工厂第一门市部
　　
　　香港“文革”小报名录
　　
　　1967年，香港有一份《千钧棒》小报。
　　这小报在沸腾的生活中颇有闲趣与急智，
　　它把在香港出版的小报报名集成了一首诗歌：
　　“东风，怒潮，漫天雪；反英，抗暴，风雷激。
　　进军，战斗，新挺进；港九，群众，抗顽敌。
　　灭英，尖兵，娘子军；造反，先锋，红卫兵。
　　闯将，伏虎，文锦渡；平英，驱帝，突击队。
　　奋斗，红色，新香港；红日，东升，满江红。
　　星火，燎原，换新天；黎明，曙光，东方红。”
　　
　　自虐狂陈善斋
　　
　　这天（1968年1月初的某一天），上海朝阳新村综合商店职工
　　陈善斋参加完单位“天天批”会议后，一回家，就颇觉失落，
　　又似乎是意犹未尽，总之，坐立不安；突然他明亮了：心想
　　爱人退休在家，对外面的大批判一无所知，现在正好趁热打铁，
　　开一个家庭批判会。老陈边想就边从包里摸出批判材料，
　　对爱人和子女说：“这几天我们店在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接着，他又连忙读了几段中国赫鲁晓夫说的黑话“吃点眼前亏，
　　大的不吃亏”；“入党可以做官”。刚读到这里，老陈话锋一转：
　　“你们帮忙看看，这种反动思想的流毒在我身上有没有？”
　　大女儿当场指出：“爸爸，你就有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思想。
　　记得妈妈退休时，你不让我顶替妈妈做辅助工，叫我做艺徒。
　　还说什么做艺徒暂时虽然工资少，吃点眼前亏，但可以学技术，
　　将来有希望当技术员、工程师。当辅助工虽然工资多一点，
　　但以后升级就难了。”女儿还没批判完，儿子又抢着批：“爸爸，
　　姐姐读初中时，你叫她参加共青团，说入了团升学、找工作方便，
　　前途有希望。现在看来，你是中了入党做官的流毒。”老陈一听，
　　急得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朗读起来：“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
　　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
　　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时全家也庄严地加入进来，
　　奏起了朗诵的合声，并感到一阵阵淋漓的脱俗与温暖。
　　
　　新媳妇被当场染红
　　
　　老贫农孟庆菊大娘的儿子房德经的婚礼非凡：
　　首先是这婚礼被命名为“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新学员入学仪式”；接着是出席人在“仪式”上的表演：
　　一开场，新媳妇的讲话就引起众人的高度警惕。
　　她一条语录只背了半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就羞得扭头朝了里。面对此景，社员们没有嘻嘻哈哈，
　　表情十分严肃。他们内心很着急，想到的是怎样完成
　　教育新学员的义务。嫂子第一个发言，讲了自己
　　是如何通过读毛选，在头脑里闹革命，树立新思想的；
　　孟大娘逻辑分明地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旧婚姻制度的危害性，
　　二是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三是让毛泽东思想当家。
　　年过半百的老贫农挺身而出，朗诵道：“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青年人也开始“献宝”：
　　我们要经风雨、见世面，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最后，
　　男女老少纷纷针对新媳妇的活思想向她送语录，他们说：
　　千珍贵万珍贵，毛主席的语录最珍贵。这时，新媳妇的心
　　定了下来，她大方地同爱人齐声高唱她刚才没背完的语录歌：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
　　一起来了……”婚礼在歌声中落幕，新媳妇的思想被当场染红。
　　
　　女社员星夜积肥（1）
　　
　　还是肥料有意思（前面已写了许多），那就继续写：
　　1969年4月2日晚，大寨的女社员几乎全体出动，
　　个个担着箩筐，打着灯笼，一阵风地涌向村西头。
　　为了夺得今年的新丰收，为了朝毛主席表忠心，
　　为了向党的“九大”献礼，她们利用夜间寻找肥源。
　　妇女们边唱着“下定决心”的语录歌，边把那旱池塘
　　里的淤泥挖起，川流不息地挑往田间，一夜送肥八百担。
　　
　　（1）妇女参加家庭之外的重体力劳动，并非始自“妇女能顶半边天”（毛泽东语）的新中国，它有着一个悠久的传统，“根据19世纪中期一位西方旅行者在湖州的大运河边看到的情况，‘中国妇女不会在任何哪怕最肮脏的活计面前退缩，只要那项活计能够让她多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参见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07页）又犹如曼素恩在其书中所说，盛清的妇女也去挖河泥，并用筐将河泥担到稻田中作肥料。但过去的妇女积肥之目的与本诗中大寨女社员积肥之目的不同，正如前面引文里所说：前者这样做，只是为了维持生计；后者却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
　　
　　杂记：日常的政治
　　
　　一、挟海带
　　
　　这天，贫农社员李婆婆听说革命委员会（1）发动妇女
　　去崮山挟海带，就抢着报了名。而老伴栾世仁一听
　　便不高兴：“咱们都是快入土的人了，还跑那么远干活
　　既不能挣工分，又叫人不放心。”李婆婆当场让老伴面对
　　毛主席的画像，帮他斗起了私心（读毛选自然不在话下），
　　直斗得栾大爷满脸发烧，把烟锅抽得吱拉拉响，
　　最后竟把他斗哭了，他只好一个劲地忏悔：
　　“刘少奇害得我忘了本，我实在对不起毛主席！”
　　
　　二、犁地
　　
　　下乡知识青年高克强跟着老贫农郭同新学犁地
　　犁得左右晃动、歪歪斜斜，郭大叔盯着他的双脚
　　心里明白，就让他学毛主席语录。克强学得豁然开朗
　　猛然醒悟：刚才郭大叔是赤脚走在犁沟内犁地，
　　所以犁得又稳又直。可自己呢！生怕把新鞋、新袜弄脏
　　不敢走入沟内。看来犁地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因为自己头脑里还有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三、母鸡
　　
　　欧大娘右手擎着本“红宝书”，左手抱着只肥母鸡
　　欢欢喜喜来到食品收购站卖鸡。收购员过秤时，
　　习惯性地往鸡脖子下面一摸，发现鸡嗉囊空空的，
　　觉得很怪。欧大娘开口说：是毛主席叫我狠斗私心的。
　　过去我卖鸡时，总是给鸡猛灌砂粒、大米，只想多卖钱
　　那管鸡的死活，这是中了刘少奇占公家便宜的毒。
　　现在我排了毒，（1）私字早就扫地出门了，哪来胀鼓鼓的鸡。
　　
　　四、唢呐
　　
　　回乡探亲战士赵希正刚端起饭碗吃饭，忽听到村西头
　　一阵唢呐声，便问“哪里吹唢呐？”父亲说，魏有富爹死了。
　　小赵以阶级斗争的敏感性，马上听出了问题：“这决不是办丧事，
　　魏有富父子都是地主，他们是在为死去的老地主招魂，
　　这唢呐声中有阶级斗争！”小赵当场放下筷子就往外跑。
　　来到魏地主院子，只见中间放着棺材，几个吹鼓手正在吹打，
　　魏地主也在作揖磕头。小赵霍地跳上一个土堆，带着内心的火烧
　　朗诵起毛主席的教导：“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
　　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这时，一群青年民兵
　　及时赶到并围了上来，命令唢呐声停止，命令魏地主认罪。
　　
　　五、罐头
　　
　　“我们生产的罐头，运往五大洲，支持世界革命。而你
　　称的罐头，一只少了十克，一只又多了二十七克。不行！
　　这说明你没有时刻想到世界革命。”曹师傅如是对小王说。
　　
　　六、酱油
　　
　　一天晚上，下乡知识青年王大军发现桌子上有一瓶新酱油，
　　正在纳闷时，有人就一脚跨进门来。小王回头一看是祁大爷，
　　边让座，边把酱油的事对他讲。“我看见肖长贵提个瓶子来过，
　　我就为这事来找你。”老贫农祁德贤吸了口烟，开讲了：“小王呀！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主席的话，我们可要牢记、执行呀！给你酱油那家伙是个反革命。”
　　王大军听到这儿，汗毛都竖立了，没想到阶级敌人就在身边竟未发现。
　　“祁大爷，我马上把酱油还他！”“不！”祁大爷拉住小王：
　　“我们要把酱油留着，让全社队员看看，阶级敌人心不死的活见证。”
　　在批判会上，王大军手提这瓶酱油，瓶上还写个“毒”字，登上台
　　开始了大批判：“看！这是一瓶酱油吗？不！这是毒药！
　　是阶级敌人想把我们青年人拉下水的毒药。”……
　　多年后，大军颓废下岗，日日在家中无事，思想又有了转变；一次，
　　他对我说：“现在就盼着人人都是肖长贵，每天都给我送酱油来呢。”
　　
　　七、糖球
　　
　　仍是1969年的一天，有一个人来长垣县烟糖门市部买糖球。他要买的这种糖球，一粒只有碗豆那么大，一分钱可买十一粒，通常人们一次只买几分钱的，给小孩吃着玩。这个人一开口就要买几元钱的，而且，一定要这种小糖球。售货员盛荷花想：“这个人可能是不务正业的，用这种小糖球，到乡下换废品，从中渔利。”想到此节，毛主席关于“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这一教导，响在了盛荷花的耳畔。她立刻意识到，这里面有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八、邮包
　　
　　小林收到家里寄来的一个邮包
　　里面有三件打了补丁的旧衣
　　昨晚点名时，指导员当众说小林
　　是艰苦朴素的榜样。
　　小林得了表扬后，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那邮包里
　　还有五个咸鸭蛋呢，怎么办？
　　要不要说出真相？算了，
　　下次叫外婆不寄就行了
　　何必自己跳出来出丑呢。
　　这事我不说，没人知道。
　　但指导员的一些话又响起了：
　　“我们是不怕苦、不怕死的战士
　　艰苦朴素是我们的好作风。”
　　指导员现在还盖着十五年前的棉被
　　身上穿的衬衣也是补丁重补丁。
　　而我初来农场时怕穿旧衣服、挑食
　　写信向外婆要东西，
　　这次又寄来五个咸鸭蛋……
　　小林越想越羞惭，难过得哭了
　　她决心把丑恶思想亮出来。
　　第二天班务会上，她把自己
　　一夜的思想苦斗倾吐干净
　　大家为她斗私批修（2）的胜利而激动
　　再次表示要向她学习。
　　
　　九、一分钟
　　
　　读到此处，请读者不要介意，我又要写到粪便了，奈何？
　　那曾经是一个全民积粪的年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极需粪
　　为了粮食、蔬菜和肉类……你看，这天午饭后，小柳和小李
　　（北京部队某部十一连七班战士）便惬意地背着粪筐去拾粪。
　　走之前，班长叫她们在政治学习前赶回。天气无常，
　　刚刚还是秋晴，转眼间已是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时，二位女战士正拾了满筐初秋的粪便乘着游兴往回走。
　　雨开始猛烈地下了，她们想找一个地方避雨，一看表
　　离政治学习还剩二十分钟。如果避雨，肯定不能准时赶回。
　　怎么办？她们想起了炊事班长王丙文，去年野营时的一件事：
　　当时吹风机坏了，王丙文到四十里外的沙城去修。等修完后，
　　最后一班汽车已经开走。正巧又遇上一场大雨。王丙文
　　背着吹风机，顶着暴风雨，连夜赶回了野营地。想到这里，
　　她们还温习了毛主席“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教导，
　　于是决定立即赶回营地。在狂风暴雨中，她们倾心地保护着
　　粪便，艰难地往前走。当她们抵达时，离开会仅剩一分钟。
　　
　　十、裤脚管
　　
　　一日闲来无事，乱翻书，偶读到196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上一篇文章《小事情里的大文章》（作者为解放军六七六一部队学生二连毛雪琴），头二段尤其有趣（后面的生发无趣，略去），这便引来如下：
　　
　　到农场后，我们来锻炼的大学生每人发了一套旧军装。我拿起一看，哟，裤脚管又肥又大，这可怎么能穿呀？可是同学们都穿了，我也只好套上。走在路上，我总觉得裤脚管透风，又觉得别人老注意我的裤子。一下工，我脱了下来，拿起针线改了起来。
　　
　　没想到这件事立刻引起了排长的注意。他问我：“小毛，你改军裤啦？”我不以为然地说：“裤脚管太大了，穿在身上不像样。”排长一听，就接着说：“不像样？咱们解放军穿了几十年没觉得不像样，你才穿了一天倒嫌它不像样了？这里有个思想感情的问题啊！”我听了心里一怔：这么件小事中有这么大的文章吗？
　　
　　这文章大小见人见智，这事情因果也可这可那，我不必在此多作什么解释，仅以最大的客观之笔为读者呈现出历史之一斑。
　　
　　（1）注意：此处的“毒”，不是目前广告中那铺天盖地的“排毒养颜的毒”，即生理上的毒，而是专指当时的思想之毒或灵魂之毒，即一个人的私心之毒。
　　
　　（2）“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1968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全国各地效仿，纷纷夺权，各地组织的新政权名称并不统一。毛泽东认为上海公社的名称不好，发出了“最高指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革命委员会好”成为全国必须遵守的法律，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甚至农村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代表）。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到了文化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撤消。
　　
　　（3）“斗私批修”是自“兴无灭资”中延伸出来的，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兴无灭资”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简称。而“斗私”，自然是要斗掉私心；“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这两个口号有个共同点，就是否定私人利益，否定私营经济，而且十分坚决，容不得一丝马虎。
　　
　　“兴无灭资”口号出现较早，195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大跃进”运动兴起之际，“兴无灭资”流行到社会上。“斗私批修”则是文革产物。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谈话。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他提出“要斗私，批修。”这是“斗私批修”口号首次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10天之后，10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
　　
　　六天后，12日的《人民日报》再度就“斗私批修”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经过毛泽东仔细修改的重头文章，根据“文革”实践，概括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主要论点共六点。第六个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经过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宣传，“斗私批修”在口号丛林中拔地而起，超越群伦，成为思想领域的纲领性口号。
　　
　　毛并不仅仅让人们像《圣经》要求的那样“无私无利”。“私”这个词既有“隐私的”，又有“自我的”意思，毛是在教导人们要与别人一致，不要独出心裁。在新中国，没有任何自然空间或心理空间留给个人，让个人去思考真理。（R.特里尔《毛泽东传》）　　课程表
　　
　　刚从外单位调回北坞教书的王老师很兴奋，
　　他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积自己二十多年
　　教学工作之经验，排出了一张完美的课程表：
　　每天有政治课、语文课、算术课、农业课。
　　但红小兵不满意，认为头都被搞晕了，而且他们
　　还把此事反映到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那里。
　　管委会马上敏感到这不是一张普通的课程表，它表明
　　在贫下中农夺得教育权之后，是继续走毛主席《五七指示》（1）
　　的光辉道路呢？还是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老路的大问题。
　　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对旧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薄弱环节。
　　而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是“文革”的重要任务。革委会主任
　　在会上说：“一张课程表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它使我们
　　更深刻地认识到：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
　　曲折的、复杂的，特别是在旧学校生活惯了的知识分子，
　　受修正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很深，它会变换形式表现出来。”
　　王老师听到这里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1）《五七指示》是指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五七指示全文如下：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赤脚医生小像
　　
　　赤脚医生（1）好就好在有一个轻便的药箱
　　里面只有红药水、蓝药水、APC等
　　仅仅二十来种常用药就够了；
　　赤脚医生好就好在“赤脚”二字，
　　它意味着永葆劳动者的本色
　　意味着电影《春苗》（2）中田春苗那美丽的形象。
　　
　　（1）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合作医疗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了。
　　
　　在乡村里，选拔赤脚医生，一般是从以下三个条件来选的。一是从医学世家中挑选，二是从高中毕业生（略懂医术病理）中挑选，三是从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挑选。选出之后，集中到县卫生学校培训三至六个月，结业后回到乡村便算是赤脚医生了。乡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没受过系统的学习，医学、病理等知识是比较低的，大病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赤脚医生能解决的问题，通常是一些头痛身热，擦损外伤等小病而已。虽说是小病，但能治理能解决，也大大方便了乡村民众。
　　
　　乡村的赤脚医生，医术虽不高，但服务态度特别的好。他们常背着一个印有鸡蛋般大的红十字药箱，穿着白大褂，挨家串户走访群众。乡村里的小孩怕打针，赤脚医生便会千方百计哄小孩，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为他们唱歌，有时甚至买一颗糖送给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下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
　　
　　（2） 1965年，江南水乡。朝阳公社湖滨大队阿芳嫂的女儿小妹患了急性肺炎，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抢救，医生钱济仁对小妹见死不救，妇女队长田春苗见此情景痛切地呼吁：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正在这时，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公社党委同意湖滨大队党支部派田春苗到公社卫生院去学医。但田春苗却遭到公社卫生院院长杜文杰和医生钱济仁的打击和刁难。田春苗不畏打压，在医务工作者方明等的帮助下，勤奋学习。她目睹了患腰痛病的老贫农水昌伯受到钱济仁的刁难，杜文杰又不准她和方明为水昌伯治病，田春苗愤然回到大队。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支持下，她办起了卫生室，背着药箱，为群众服务。阿芳嫂的儿子得了急病，公社卫生院拒绝出诊，并卡住田春苗的处方权，不准水昌伯取药，田春苗连夜冒雨采来草药，及时挽救了小龙的生命。在田春苗的影响和带动下，公社许多大队纷纷成立卫生室，培养自己的赤脚医生。这些都遭到杜文杰的反对，他对田春苗施加种种压力，并摘掉了卫生室的牌子，没收了田春苗和公社赤脚医生的药箱。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杜文杰以名利为诱饵，办起赤脚医生集训班，田春苗和赤脚医生一起揭穿了杜文杰的阴谋，田春苗与方明等将水昌伯接进卫生院，用老石爷献出的土方进行治疗。水昌伯服药后，原来麻木的双腿突然剧痛起来，杜文杰借此大造舆论，诬蔑田春苗和方明谋害贫农，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田春苗走访了老石爷，证实水昌伯的病是好转的表现，而且需要加大药的剂量。她不顾生命危险，试尝含有毒性的加大剂量的草药。这时钱济仁妄图暗中下毒谋害水昌伯，嫁祸于田春苗；杜文杰以抢救为名，调来救护车要把水昌伯劫走。这些都被田春苗识破，杜文杰最后又利用职权禁止水昌伯继续服药，无理将药碗砸碎。田春苗和群众更看清了杜文杰的嘴脸，更坚定了把农村卫生事业办好的信心。
　　
　　该片产生于“文革”后期。由于国内多年缺少新的故事片，它的推出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它将对“赤脚医生”这一“文革”中“新生事物”的歌颂与跟“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文革”时期艺术作品普遍具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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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史记：1950-1976》之《卷二 19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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