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的诗学论集书名叫“看法”，是个很主观化的词语，一般翻译为“view”或者“opinion”。但是格式把它翻译为“viewpoint”，是“观点”的意思，观点则具有较强的客观性，是站在一个“点”上去“观”。也就是说，格式对诗学的“看法”是有明晰的“出发点”的，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够抓住格式的诗学批评的特殊个性，才能找到他窥视汉诗秘密的幽径。
那么，格式窥视诗歌秘密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语言。格式首先是一位先锋诗人，然后，才是先锋批评家，因此，他对诗歌的评论，均本于诗人的敏感与技艺上的自觉。“语言本体的自觉”便成为格式诗学批评的出发点，对语言的敏感、对文本的敏感，贯穿了《看法》的始终。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格式避免了很多非诗学意义的“假”、“大”、“空”式批评。
在他的批评文章中，多次摘引欧阳江河、海德格尔等的语录，如：“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必得通过语言的本质去理解”（海德格尔），“诗歌只做只有诗歌能做的事”（艾略特），“够格的诗歌写作，其实一定带有工作的性质，词就是工作对象”（欧阳江河）等，其意义就在于彰显、强调、强化格式自身的诗学立场。这种诗学立场的坚定，正体现了21世纪以来世界哲学重心的转向，即由对于外在表达对象的重视转换到对传达本身的重视，重视传达的精准，就必然会导致将语言置于中心位置。强调语言的本体地位，并不是形式主义，因为注重自我的表达是否精准，恰恰意味着更加自我化、更加主体化了。诗学在最本质意义上其实是能够接通哲学的，诗学应该是哲学意蕴中最敏锐、最柔软、最丰富、最细腻的部分。如果把诗人主体的生存感受、生命体验与精神价值的表达精准与否放置首位，那么，语言必然要成为本体因素。格式格外重视对汉语的审视，发现诗学领域里种种似是而非的语言观念，并予以辨析。他敏锐地意识到语音差异性与文字同一性的关系，并且将这一矛盾视为现代汉语表述的内在矛盾，清理了人们在诗学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不是语言的‘误会’和‘误读’造成了社会冲突——而是各式各样的地方性、差异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冲突，经常借助于方言对于共同语的‘误会’来表达和申诉自己。”（《每个人都在定义他自己——中间代漫议》）白话不断的书面化和标准化，造成了以同质化的话语霸权来取代方言的丰富多彩，压抑乃至取消诗人创造的自由秉性。格式呼吁道：“由此可见，一个诗人的任务，就是利用个我的语言对现实的语言秩序进行拨乱反正。”（《每个人都在定义他自己——中间代漫议》）洋溢着一个诗论家的使命感。《看法》的第三部分收录的十篇文章全部论涉汉诗的语言和文本。《算帐，在秋天进行》是极光论剑引发的关于口语的思考，本文厘清了“口语诗”、“口语”等概念的含混之处，并富有新意地把方言引入以加大口语宽度，对于口语作为语言质素和口语的阶层分析，颇富论辩色彩，赋予诗写者一种使命，具体地说，就是“以新的语言形式凝聚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在变动的时代和复杂的现代语境中坚持诗的美学要求……面对不稳定的现代汉语，完成现代中国经验的诗歌‘转译’，建设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以清洁的精神刷新口语的内质，口语的真正价值在于使存在的本真意味得以呈现，“让存在自身出来说话，……彻底放弃不必要的强调”，因为过分注重语言的“强调”，意味着诗人对语言把握的不信任、对读者的不信任、对诗人自我的不自信。
在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两篇值得细读的文章：《从句子开始》、《限定》。他对古代汉语的“韧性”和现代汉语的“脆性”的分析，新意豁然，发人深省。由于古人非常注重对前辈诗人、同辈诗人和个人诗写经验的总结，古代汉语呈现出句子的“韧性”，语感的整体丰厚度大大增强。加上两千年农业文明的积蕴，古代汉语自足而成熟，语言富有“紧缩与囊括”的质地；相比之下，当下诗人对语言的态度就令人汗颜了。本来现代汉语积年太少，在这个成长期又不断面临着裂变，呈现出“轻薄”质地，加之诗人对母语的不尊重，肆意扭曲语词，更加剧了现代汉语的“脆性”，无法释放出汉语所蕴涵的诗人精神信息和所指涉的生存现状，语言成为被淘空的碎片。格式倡明“从句子开始”，既是对语言的尊重，也是对诗写行为的尊重。当我们把语言重新置于本体地位时，语言自身的质地和色泽就应该通过诗人的精心运斤显豁开来，而且只有在这方面，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魅力才显现出来。极端一点说：“谁懂得了语言制作，谁就掌握了诗歌。”这当然需要诗写的难度，而诗写难度主要就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为此，格式提出了三点限定：题材、语言、手段。限定是一种标准，一种尺度，“对词语内空间的打量，对词语内节奏的倾听，对词语的甄别，都令我们对语言暴力的真相，认识得更加清晰。”（《限定》）
格式的文章需要细读，因为他常常在不经意间灿出灼见，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读者稍不留神，这种灼见就会被忽略而去。比如《语言是有潜结构的》是十则诗语随笔，篇幅短小，而深意颇丰。格式评说于小韦的小诗《火车》：“旷地里的那列火车/不断向前/它走着/像一列火车那样”，敏锐地抓住了诗的要害——命名的尴尬。格式析出了诗中那种由于命名的尴尬带来的“彻骨的单调与荒凉”。“旷地里的那列火车”是一个特指，是带定冠词“the”的“火车”，是实存的火车，而“像一列火车那样”里的“火车”是带不定冠词“a”的火车。特定的“旷地里的那列火车”由于找不到具体的命名方式，而不得不使用抽象的“火车”，这一不可名状的尴尬，正说明了存在远远大于语言的现实。这种荒凉感，也带有“元诗”的诉说味道，正如格式所说：“任何命名，都是宿命的，无论真与伪。任何命名，都具有一定的指认性，无论与最后认定距离有多远。”（《语言是有潜结构的·认定与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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