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以为格式是形式主义者，语言从来都不是孤零零的物理意义的符码，它是从灵魂、生命、感情之海里流溢而出的，是饱蘸着湿漉漉的生命润泽孕育出来的。格式清醒地认为：讨论语言应该从语言的背后或者语言的前提谈起，否则会割裂整体，应该从生命本体来认识语言，语言是一种以生命的展开而生长着的形态。他说：“真正的语言能一下子刺疼你的心脏，然后让你沉默，继而让你感到孤独。”所以，严格地说，格式的诗学立场应该是“语言—生命本体论”。所以他的诗评话语也充满丰富的生命情调，这就与学院派的纯理论话语风格迥然有别。他的行文总是充满了诗性、体验、弹性、趣性，甚至夹杂着方言俚语，生动活泼，可读性很强。他这样论述安琪的特点：“安琪善于发现每个词语的私情，并采取多种手段鼓励寄身于不同体系的词语大胆私奔，即使乱伦也没有关系。其情形有时类似于偷渡，有时又类似于走私，至于通过此类非法手段获取语言的增值部分，只有安琪自己心知肚明。”（《语言的私奔》）如此精妙的语言在书中比比皆是。他论述色情语言，独辟蹊径。格式固执地认为，世上最好的艺术语言就是色情语言，因为“它准确的暧昧，直接的了然，让你主动去贴近它，体味其中的妙不可言。”（《小说九十年代诗歌文本的三种取向》）“荤解放了语言的板结，同时也制止了语言的沙化”，因而，他主张语言的荤素制衡。这样的论说，就把一个看似形而下的问题升华到人性化的语言的高度，语言与生命融而为一了。
秉着“语言—生命本体论”的诗学立场，格式在对诗人个案的剖析中，保证了解读和阐释的有效性，做到鞭辟入里，丝丝入扣，透过语言的腠理而切入生活的腠理，并深深地探触到诗人灵魂的底盘。比如格式对殷龙龙、伊沙和曾蒙的解读。他认为，殷龙龙吃力地说出汉语，绝对不是缘于个我的身体残疾，而是处于对汉语的一种内在恐惧，一种像玻璃一样的羞涩，透明、尖锐、会刺人的羞涩。伊沙的“结结巴巴”是词语的解构，殷龙龙则是呈现语言的真相。同样以“大词”（big word）写作，殷龙龙由于在意识形态话语占主导地位的京城生活积年，识透了大词的“血腥”，对大词的处理和消化具有了生命和灵魂的血肉感受；而曾蒙的《病历》一诗中，作者的感受力却饱受大词之害，影响了对于语言的色泽、节奏、空间等因素的感悟。他特别善于比较相似的诗人的语言特色，在比较宇向和寒烟时，他概括到：“就语言的内存上，宇向显然不如寒烟高强；但从语言反弹的空间来看，寒烟又的确不如宇向舒展。”（《在黑暗中，所有的东西像人》）格式对潘维的分析放置于南方的文化地理之中，通过对“南方的阶级分析”，在阴性的腐蚀这个文化地理语境里，论述潘维如何擦掉汉语浓郁脂粉气去还原南方本来面目，从而在阴性磁场中保持定力。他论述祁国的长诗《晚上》，也立足于文本中词与词、句与句、节与节之间的荒诞语法，以此方法对诗人的密码进行破译，对这一“病毒性极强的诗文本”进行想象式解码还原。格式对语言的敏感，几乎无人能及，把安琪的诗写概括为“语言的私奔”，感性而妥帖，精妙绝伦！对赵思运《毛泽东语录》的反讽手法的论说，流泻的是论者的诗、语、思的智慧。他在看到马累诗歌语言的“沉静”、“清澈”、“富有张力”的同时，“从声音的空间感、声音的造型能力、声音的想象能力入手，深入探讨一下乐音与噪音的关系，就会发现马累的乐音太多，应该适度溶入一些噪音”以便“使一个人诗写语言的糙感迅速增生”，可谓细致入微。《看法》的第四部分收录的文章都是作品细读，涉及的诗人有魔头贝贝、杨键、余怒、韩东、海子、杨黎、左后卫、孙磊、姚振函、汤养宗、孙文波、叶辉，无一不是基于“语言—生命诗学”立场的言说与品读。
格式的诗学评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鲜明的问题意识。他说过：“我的写作来自于阅读，但常常是对阅读的背叛。”这种理性的间离式观照，使他在考察现象时，一下子就能窥视到对象匿藏的秘密，直抵命门和死穴，稳、准、狠！《当下女性诗歌书写的软肋》一文指出女性诗歌写作的软肋：有感无觉、有情绪无内容、有经历无经验、有境遇无境界，并且提出“三反”（反自恋、反任性、反夸张），切中了要害。他说：“一般说来，女性在具体的诗写中比较喜欢处理情感类的题材。但是，情感类的题材，一旦缺乏必要的自省与控制，女性诗写者不是沦为情感的奴隶，就是在持续的自我感动中迷失自我。”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有“觉”无“悟”。所谓“觉悟”即是透过一般意义的情感、经历、境遇而深入深层生命乃至实现自我价值的认定。其实，本文前面所论及的格式的“语言本体论”立场的自觉，以及他对诗歌语言方面的评论，无不彰显出他那犀利的问题意识。再比如，人们普遍在为九十年代诗歌写作中出现的“叙述”叫好的时候，格式看出了内在的隐患和症结，呼吁“叙述”应该使“智性”与“诗性”相结合，强调二者的平衡与适度问题，认为：“没有智性的叙述，其文本容易一览无余，一泻千里。没有智性的诗性，其文本是有见无识，有眼无眶，臆想，偏执，神经质，单相思，白日梦。没有诗性的智性，其文本枯槁，干硬，无趣，无活力。”（《小说九十年代诗歌文本的三种取向》）
诗评界一直流行的是社会学批评。格式并不是没有社会学批评的底气，而是他知道，诗学评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事情，在架空式的社会学批评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有效进入汉诗文本呢？从文本切入的诗歌批评，才更有利于揭示“诗歌内部的真相”。从诗歌文本出发的发掘，才是真正诗学意义的批评，即使社会学批评方法，也应坚持这一立场。格式在评论马累的诗作时，论及他诗中的基督教的原罪意识时，流溢出思想上的卓见：“让集体承担责任是国人逃避个人责任的惯用伎俩。说出存在时用‘我’，说出责任时用‘我们’，罪责的丧失造成了国人信仰的匮乏、不定的立场、摇曳的态度、暧昧的腔调在现实中轮番上场。”（《我可以在每一个词中减轻我的罪》）还有，格式在《干净的欺骗》里论述“安全的写作”问题，也充满了思想的烛照力度。“安全性写作”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我最近一直在考虑“非安全写作”与“安全写作”的关系。所谓安全写作，指的是那些无论精神深度和高度还是诗艺的开拓与探索上，都严重匮乏的写作，虽然没有致命的缺点，但是也没有为诗歌史提供任何新质，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庸诗”。而“非安全写作”指的是对现实的深度指涉与介入，体现了诗人对历史的洞察与良知，揭示了历史被遮蔽的某些侧面，这种揭示会带来非安全性的因素，有的时候，会使得被指涉的对象，那些负面的形态，产生激烈反弹，有的时候，不愿意让你揭示真实面相的“权力”因素会干扰你。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非安全写作”另一方面指的是诗歌技艺上的“非安全因素”，也就是诗歌写作中的先锋因素、探索因素，有时带来一些“骚动”，产生争议，这种“非安全写作”如果不发展到极端，是应该肯定和提倡的，因为文学史需要不断的拓展诗歌自身的元素，“非安全写作”是文学史的重要动力与活力。格式的这篇《干净的欺骗》，应该引起更多的人去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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