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贾平凹的《说话》，至少要让你一愣：连“说话”这样习焉不察的事也可写成一篇散文，而且全然不顾散文的体式，不顾开端呀，照应呀，结尾的升华呀，有无意义呀，真是太大胆也太放纵了，真是只讲过程，不问意义，到处有生活，捡到篮里都是菜。据说，《说话》是平凹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期间接受约稿，在一张信纸上随手一气写下来的。为什么想到说话问题了？大约一到北京，八面应酬，拙于言辞的贾氏发现说话成了大问题，才有感而发的吧。这篇东西是天籁之音，人籁之声，极自然的流露，完全泯绝了硬做的痕迹，里面的幽默、机智、无奈，都是生活与心灵自身就有的，无须外加，浑然天成，可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最佳实践。
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非漫无边际的胡侃。大街流氓的爆粗口和小巷泼妇的海骂，倒也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那能成为好散文吗？冬烘先生的喃喃，满嘴套话的豪言，那能成为好散文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精义，全在于自由、本真、诚挚、无畏。我一向认为，精于权术，城府深藏，把自己包得严严的，面部肌肉擅长阿谀，却丧失了大笑的功能，“成熟”得滴水不漏的人，是不大可能写出好散文的。他经商，会财源滚滚；他从政，会扶摇直上；他整人，会口蜜腹剑；他恋爱，会巧舌如簧；他治学，会偷梁换柱；他偶尔也会“幽默”一下，结果弄得大家鸦雀无声。他在很多领域都会成功，唯独写不出一篇好散文。这是不是天道不公，或反过来说天道毕竟公正？
提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不排斥开掘、提炼、升华的重要。我们常说散文要有真情实感，原本不错的，但关键要看是什么水准的真情实感，从怎样的主体生发出来的怎样的真情实感。牛汉的《父亲、树林和鸟》，不是饱经忧患且充满悲剧感者，断然写不出来。感情浓到化不开，重到承受不起时，才产生了这样简洁、饱满、幽咽、滞涩的声音。父亲说了：“鸟最快活的时刻，向天空飞离树枝的一瞬间，最容易被猎人打中。”为什么呢？因为“黎明时的鸟，翅膀湿重，飞起来沉重”。作者庆幸于“父亲不是猎人”，可是猎人却大有人在啊。作者对生命的美丽和因其美丽而带来的脆弱，满怀忧伤。那意思是说，纯真的生命是快活的，纯真的生命是不设防的，惟其纯真，惟其快活，就特别容易遭到践踏、伤害和暗算。作者其实是在为天真、善良、单纯的美唱一支忧心的歌啊。多么质朴的画面，多么深沉的感怀！作者还写过一篇《早熟的枣子》，也是寄托遥深，他说，在满树青枣中，只有一颗红得刺眼，红得伤心，那是因为“被虫咬了心”，一夜之间由青变红，仓促完成了自己的一生。作者说，他憎恨这悲哀的早熟，而宁可羡慕绿色的青涩，其中的寓意不也是令人痛思不已的么。
四
散文的魅力说到底，乃是一种人格魅力的直呈。主体的境界决定着散文的境界。我也写散文，也想向我心仪的目标努力，却收效甚微。我写散文，完全是缘情而起，随兴所至，兴来弄笔，兴未尽而笔已歇，没有什么宏远目标，也没有什么刻意追求，于是零零落落，不成阵势。我写散文，创作的因素较弱，倾吐的欲望很强，如与友人雪夜盘膝对谈，如给情人写的信札，如郁闷日久、忽然冲喉而出的歌声，因而顾不上推敲，有时还把自己性格的弱点一并暴露了。蒙田的一段话，竟好像是为我而说的：“如果我希求世界的赞赏，我就会用心修饰自己，仔细打扮了才和世界相见。我要人们在这里看见我的平凡、纯朴和天然的生活，无拘束亦无造作，因为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如果有一天，我远离了我的朋友，他们重新打开这些散文，将会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矛盾性格和一张顽皮的笑脸。
其实，我写的并不单是我，我写的是一种生存相，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也许无望的追求。我早就发现，这年月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商海豪杰还是文化英雄，而我，不知为什么，自我感觉始终好不起来，心绪总是沉甸甸的，我怀疑我是否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逸民。我背负着传统的包袱，却生活在一个高度缩略化、功利化、商品化、物质化的都市，我渴望找回本真的状态，清新的感觉，蛮勇的体魄，文明的情怀而不可得，有时我想，当失去最后的精神立足点以后，我是否该逃到我的大西北故乡去流浪，这么想着的时候，便也常常感受着一种莫名的悲哀。
当我奔波在还乡的土路上，当我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熬过一个个深宵，当我跳入刺骨的冰水，当我踏进域外的教堂，当我伫立在皋兰山之巅仰观满天星斗，当我的耳畔回荡着悲凉慷慨的秦腔，我便是在用我的生命与冷漠而喧嚣的存在肉搏，多么希望体验人性复归的满溢境界。可惜，这只是一种痴念。优美的瞬间转眼消失，剩下的是我和一个广大的物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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