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的《河岸》里的小主人公库东亮的人生难题，既与出身有涉，也与性情有关。因为父亲库文轩究竟是不是烈士遗孤，引起有关方面质疑与调查，使他的刚刚展开的人生布满了重重密云与种种玄机。正在探知世界的他，自然阴郁异常，心事重重；不仅爱恨不敢公开，而且心里充满戒备。这种性情的变异，使他自己的青春骚动，与社会的政治盲动，构成了一种双重的荒诞不经。异常的灰色记忆与隐秘的人生体验，将少年的青春骚动与成长困惑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把社会的无情与政治的冷酷，个人的卑微与生命的顽强，都揭示得无以复加，让人唏嘘不已。
莫言的小说《蛙》，异乎寻常地回到了现实性的叙事，并经由“姑姑”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讲述了一个乡村女医生的性格变异，由此进而揭示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几十年来的功过与是非。“姑姑”把她的雷厉风行的个性充分发挥了，许多人却由此蒙上了屈辱，失去了尊严。她一个人的工作进取，构成了许多人的人生失据。个性化与人性化，在这里构成了尖锐的对立。晚年的“姑姑”随着年龄的增长，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计划生育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促使她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回忆与反思，有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有时候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纠结之中。“姑姑”的这些反思，其实也是替我们过往的社会在反思，“姑姑”的这种心理矛盾，当然也折射着时代与历史的矛盾。乡土与乡民乡土题材长期以来都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心，但因为乡土本身的巨大演变，作家自身与乡土的不断疏离，如何更好地表现当代乡土的变化与当下乡土的现实，也一直是一个绝大的难题。2009年间，一些实力派作家就此作出了自己饶有新意的探悉，那就是他们那长于捕捉生活实感的艺术镜头，不再聚焦于乡土与乡民之间的不离不弃的苦苦纠结，而是在一种时隐时现、若即若离的关系之中，观照乡土与乡民的精神情感的系连，深层的文化血缘的关联，在一种满带民俗学、文化学和精神现象学的审美意向中，来书写乡土与乡民的内在关系，并以此来寻求乡土写作的新的可能性。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这种写作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这部作品，有别于他此前的与影视改编密切勾连的作品。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养女，毅然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辗转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这部作品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丰沛与丰盈。从阅读感觉上看，由起初的友人与友人的隔阂，父亲与儿子的嫌隙，似乎是写人与人之间难以“过心”的症结；后来又由杨百顺等人的无常又无定的漂泊，感觉似乎又在写人难以把握自我命运的乖蹇；细细琢磨，个中又有对乡土性的反思，国民性的审视，乃至人的孤独性的剖示。可以说，作品在由乡土之国的探究中，既在考察当下乡民的国民性，又在观照平民的精神状态。就语言与故事的相得益彰来看，这部作品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乡土文学的写作经验。
高建群的《大平原》，讲述了陕西渭河平原上一个普通农家高氏家族三代人历经种种苦难和不幸，以及在顽强生存的同时努力捍卫尊严的感人故事。有意味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又是在几代人的不断迁徙和一再流离的过程中展开的。而这样的分分合合，来来去去，背后又有着难以抗拒的社会与时代的动因。种种相互牵扯的事情连缀和累加起来之后，就比较好地做到了以小乡民写大乡土，乃至以家族史写近代史，使人们看到一个人与一个家族的关联，一个家族与一方土地的关联，一方土地与一个社会的关联，一个社会与一个时代的关联。总体来看，这种关系虽然藕断丝连，断断续续，但却又相辅相成，荣辱与共。因为这种复杂关系的夹缠与纠结，置身于这个家族与环境的人们，都有得有失，有苦有甜，悲喜交加，难求圆满。一个家族如何受惠又受制于乡土，一方水土如何滋养又限定着个人，作品经由高三、黑建等人物形象，都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诠释，很让人们为之深思和深长玩味。
成一的《茶道青红》，看起来与传统的乡土题材无关，但这个写近代晋商的作品，其实是经由一家晋商的家史在更大的范围里书写乡土。这个作品以太谷康家的兴衰沉浮，写出了立足于乡土与传统的晋商文化。在戴夫人和戴家二少爷等人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那种植根于晋中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沃土，培植于黄土文化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茶道青红》所描绘出来的生成于山西又影响了北方的晋商气象，实际上是不甘贫穷的乡土山西与不甘落后的乡土中国的典型代表。 官场与官人严格意义上说，把“官场”作为一种专门的题材来写，是类型化小说的一个典型作法。这类作品基本上是以官场为舞台，官员为主角，描写当下干部体制的矛盾所在与领导层面的生存状态，既以编织生活化的故事为主，又带有相当的纪实性成分。从反映生活、认知现实的层面上看，这样一些作品，也确实不无其一定的作用与意义。但目下的官场小说领域，却是泥沙俱下，十分芜杂。大多没有走出摹写现实的巢臼，只满足于编造浅切的故事，制造热闹的情节，没有写出世相背后的生活肌理，尤其是不同人物的鲜明性情，至于反思意识、批判精神等，就更是微乎其微，难觅其踪。但在2009年，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观，这得力于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王跃文的《苍黄》和周大新的《预警》等几部力作的联袂出现。 王晓方在《公务员笔记》里，虽然也着力描写了常务副市长彭国梁、市长刘一鹤、退休多年的“老领导”等市一级的达官显贵，但作者主要的笔墨，作品更多的篇幅，都是在写市府综合二处的秘书群体。这种观察视线由高向低的下移，使作品由对普通秘书群体的集中透视，更真实也更深刻地揭示了当下官场的孕于日常情态的艰窘生态。由此人们看到，置身于公务员的队伍之后，总要隶属于和服务于某位领导，这种捆绑式关系，便使领导在相当的程度上无形地影响着“公务员”的个人命运。把干部体制作了这种深层解析之后，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及“公务”“私属”的不合理性。由此，《公务员笔记》替公务员们发出了一声声长叹，揭示出了现今公务员制度的真正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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