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记录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一个人的诗歌史》后记
刘春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用一本书，展示新时期以来百转千回的诗歌之河，记录一个时代精英的光荣与梦想。那是一本理想中的书，如果它能够完成，也将成为作者本身的光荣与梦想。2002年秋天，我向这条河流迈出了第一步。
起初，我把“网”撒得很宽，希望在一本书中介绍新时期以来涌现的60个诗人，并且包括与诗歌有关的刊物、选本、事件、争论、流派等内容。随着阅读的深入，方向越来越明晰，“网”越收越拢——我决定重点写20个左右印象深刻、又在文坛上得到公认的诗人，写他们的生活、作品、经历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一切。
现在这本书，是这批诗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均出生于1954年至1964年之间，其中的一部分被命名为“第三代诗人”，另一部分被称为“后朦胧诗人”，两份名单常有交叉，我习惯将他们统称为“第三代诗人”。如果说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人”（一些学者习惯以“今天派诗人”称之）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读者心目中的偶像，那么毫无疑问，西川、海子、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柏桦、李亚伟、韩东等“第三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明星，我们的成长和阅读和他们密切相关。我至今仍能回忆起当年读他们作品时的欢乐与激动，可以说，没有这些诗人的滋养和激励，我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走到今天。无论从技艺还是思想层面，“第三代”都是值得研究，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艰辛的求学道路，他们在无书可读的年代，从“老三篇”、小人书、大字报，从糊墙壁的《人民日报》，甚至从烟盒、招牌、启事、赤脚医生手册、标语、小字条进入文学，最终走进文学史和诗歌史，其中有多少心酸，多少欢乐，多少启示等着我们去分享、品味。为这一代人立传，一直是我内心的愿望，我要像爱伦堡写《人·岁月·生活》那样写一本书，向这些亦师亦友的前行者致敬，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他们的痛苦与光荣。
当然，即便我把他们当老师，也不意味着我会因此丢掉自己的立场。作为评论者，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忠实于内心的判断，才是对被评论者的最高的尊重，为利益所趋而发出唯心言论的写作者不仅虚伪，而且可耻。在讨论一些诗人的创作时，我没有面面俱到。比如海子的长诗《太阳》、于坚的《0档案》、西川90年代中期以后的长诗，都没有详细论及。此举源于我对自己能力局限性的认识，这些诗要么过于高深了，超出了我的理论能力，要么和我的观念不甚符合，与其勉强自己去阐释，不如识趣地藏拙。此外，我较少论及长诗还与我对本书的定位有关，我一开始就不想写一本纯粹的诗歌评论集。
另外，这本书里，不乏追问、质疑甚至批评的语句。我敢于对“老师”们表达不满，不是因为自己的意见准确到什么地步，更不是想标新立异，借名人来拔高自己，而是我相信，被我论及的诗人们，他们有容纳不同意见的胸怀。如果没有博大的胸怀，他们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高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和诗人们的交往中，我无论从为人为文上，都获益良多。为了避免出现时间和事实上的硬伤，写完全书后，我把稿子分别发给这些诗人阅读（其中，写海子一文发给西川校订，写顾城一文开头部分得到了顾乡的指点），所有诗人都严格地校订了文中的时间和事实，有的诗人对文章中不够透彻的地方提出了建议，并寄来了新作供我参考，但他们都没有对文章中的批评之语提出任何异议，这份宽容与大气令我感慨万分。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也很庆幸自己写了这么一本书，如果没有这个桥梁，我不可能和这些优秀的灵魂有那么多交流与碰撞，更不可能受到那么多启发。至于文章中辞不达意甚至有所冒犯的地方，自然应该由我个人负责。
本书中，顾城是“第三代”之外的唯一选择。之所以选择了顾城，是因为我自小就关注顾城的创作，对他的材料掌握得比较多，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再为他的天才所折服；他的命运，也令人唏嘘——在所有诗人中，顾城是唯一让我在写完后两次流泪的诗人。
我曾经想写一本关于“朦胧诗”的书，特别是想为北岛写一篇专文，但心里没把握。于我而言，北岛的地位至今仍然无人可比。北岛的《今天》也影响和激励了大量的“第三代诗人”，这一点，在本书中可以找到多处证据。但北岛也是一个十分难以评价的诗人，无论他的身份、创作、信仰和生活状况等，都还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完全把握。
而江河、舒婷、林莽、杨炼、多多、芒克等“朦胧诗人”，我同样了解不多，算起来，我和舒婷、林莽都见过三四次面，很佩服他们的人品，却没机会深聊；和多多在一次会议上见过，但整个会议期间他都忙于和其他诗人交流，除了见缝插针地合了几张影，很难再有其它聊天的机会；江河、杨炼和芒克，读过他们的不少作品，却从未接触过真人。相对于“第三代诗人”，总体而言，我对“朦胧诗人”比较陌生，更重要的是，在我疯狂地阅读现代诗的90年代初期，他们却集体“消失”了，如果我硬着头皮写一批自己不熟悉的诗人，那样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不负责任。
这样看来，写一本关于“朦胧诗”的书，只能是内心深处的梦想，至少在最近几年内不可能实现了。
和一些同龄人只写某一种文体不同，因为人生经历和个人爱好的原因，我尝试过多种文体的写作。最初，我写古体诗，1987年左右，在一些台湾诗人（主要是余光中和席慕容）的影响下，开始写新诗，同时写一些小散文。参加工作的头一年，我写过小品剧本并参与表演。到新闻单位工作后，又习惯了消息、特写和通讯。再后来，写文学评论也上瘾了。1998年到2001年间，我还写过几个短篇小说。2002年左右，我决定写长篇，但最终半途而废——我发现已经写好的前六万字，至少有一半非常低级琐碎，读一遍感到好玩，读第二遍就感到有些恶心了。现在，这篇六万字的小说片段仍躺在笔记本电脑里，我想，只要我还未沦落到卖文为生的地步，这一辈子我是不会再碰它了。
因为上面的尝试，我历来有一个见不得人但又悄悄得意的想法，那就是，能够像我这样比较自觉地在各种文体中转换——我说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具备几种文体的性质——在诗歌界并不多，它们令我的文章既有一定的文学性，又兼具新闻的现场性和传记的资料性。本书也是如此。由于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不仅仅是谈诗，还有诗人的成长故事、作品细读、诗坛状况介绍等，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而书中引用的那几十首诗，也足以构成一个优秀的诗歌选本。我戏称它为“四不象”。一个兄长对我说，其实你可以把“四不象”写成“四象”的。在他的鼓励下，从2009年5月起，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打磨，最终成为现在这副模样。其实，不管它是“四象”还是“四不象”，我很满意这种文体，它最大程度地表达了我的内心。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