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工艺诗歌与享受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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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游戏倾向近年来在通俗文化及大众文艺里已有充分反映，由于休闲大背景的影响、传播的发达与诗歌自身形式的相对简捷，在数量上它显得异常茂盛，但其本身弊病也众，如游戏目的过于幼稚浅显，虽然时以先锋、前沿姿态和时代特征出现，实际上又并不真正具备反封建、反文化和先锋意义，甚至时常连反生活都达不到，而且常因屈服于生活而以“寄生虫”的姿态盲目呈现，在表达方式方法上也过于取巧、单调，多以反讽、解构和嘲讽为主，流于主观现象的平常感觉和平面表达。也正为它与现时生活及其中种种迹象不分距离，它也因此只是建立在表面的“了解”而非“理解”的基础上的，这使它作为必要的音符而难以完整的旋律出现。
它主要体现于两条路线：一是“享受的写作（以现实的文化生活为基础）”，这实际上是一条当下部分知识分子的消极反抗、自我重塑、辨识及对环境、物质的焦虑与平衡的双曲线。在相对如实地反映出现时、现实的精神生活种种迹象的同时，它在自我解构与调侃反拨中又有相当的自律性，它也相对保持了一定精神水平和对艺术的相对要求，它是文化从高雅到通俗的过渡、从明显的政治媚俗与传统的市井趣味向相对中性化的“市场”需求的过渡。这一路线的代表性作者主要是年轻的女性诗人、上个世纪七十后代出生、少数继续写作中的六十年代出生诗人。
另一条路线是文化观念表达和艺术创造方式上的“娱乐意味”或日常生活的泛审美，属“通俗的写作”，其大众媚俗倾向较明显。它与生活状态关系紧密，更多地体现个人的（特定时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取向，表面看凸显个人性，相对地非功利化，但同时又流于平常、平淡与平庸；它不致命，但也少有营养，因为一旦享受和游戏意识介入并起主导地位，艺术创造便由于难度的自行消解而终于一次性精神消费过程，这点颇像商业控制后的畅销书与热播影视。这是文艺步入“通俗化”后的一个关键环节，有相当数量的八十年代后出生写作者（可能暂时地）属于这一路线，由于网络的普及和网络自身特质，它与部分快餐性和低层次的民办刊物成为了这一写作方向的主要园地。
显然这样的分类是多以“内容”为座标，这同时也遗憾地体现出，中国新诗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形式上的探索成效并不显著，与“内容”的关系是总的看是失衡的；从各级文学及诗歌奖项、见诸公开和民办报刊的文本里不难看到这一遗憾。在诗歌流派的创设方面，近年来，“下半身”、“崇丑”、“垃圾派”、“低诗歌”和新女性主张、某某条道路等以各种方式呈现，它们中有的是稳定的生活基础之上的精神的排泄物，其存在合理，但其表达是“感觉”的，姑且不论感觉的度与方式，就在“感觉”的表层，它就必须先“感觉”出一个对立的参照系，而这一感觉的产生已同时使它自已失去了自主性，因为一旦假设的“敌人”没有了，自己又该怎么办呢？也许重要的是“换位”，找出哪怕是虚构的的边界，找到二者间的异同才会有助于下一步。
也许要准确指出何为“写作的游戏”、“游戏的写作”以及何为“非游戏的写作”是困难的甚至也是不必的。本来我们就一直缺少一个可以贯穿整个诗歌写作的可以明码标价的标准，也并无诗不可以游戏的“规定”，是否游戏也并非诗歌与诗人优劣中差的评判标准。心理上游戏色彩的浓厚，正使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写作中游戏成份像灰尘正越积越多，它使沿袭的诗歌写作方式及观念以往有了明显不同，但长此，游戏的迷惑与欺骗性又会产生消极的惯性。而就游戏的写作而言，这种不同在内部也是明显有区别的，譬如同样是游戏，被既有观念影响的人们（按惯例）可能会不屑于色情调侃与自我解嘲而更认同诙谐嬉笑的“打油诗”、针贬时蔽的“讽刺诗”，或心理上会对远距离的“陶渊明式”休闲有兴趣。
似也可说每首诗都是生命的“游戏”之作又都不是。在诗歌中，游戏的开始往往也并不都是贬义、无为的，一个诗者如果过于弱智与迟钝，他也就不太可能进入或自行展开有效的（语言与必需的思维）游戏。即使是游戏，对于与诗有关的人而言，也是有意的、有所指和有备的。或者说他需要暂时先进入一个相对广大的游戏空间，找到位置（比如时时在读与写或想象的参与里再度创作），开始游戏后，他才可能有创造、有与另个世界、与艺术发生关系的可能。
不如说每一个自觉的诗写者在过程中其实就是在寻找着这一标准和可能，这同时也是在向曾经的、现成的价值标准与审美期待开战。这本该是一件让诗歌鼓舞的事，然至少在中国，在今天经济社会与信息和传播的变化中，这样的寻找并不是不可能，而是因为一下子太有可能而奇怪地变得越发地不可能了！更多的游戏者一进入上述特定空间，就被动或遭到控制：他只是使用（简单的复制）语言，只是着迷于语言所带来的乐趣，有时智性与理性均被物性与感性驱逐，他只能被动地坐在别人放置的座位，按规则机械行进。即是说：游戏仍在进行，游戏者其实可有可无。所谓游戏的局面里，诗人可借游戏体现“个性、本性”，在其中每一个参与者通常都太将“自己”当一回事，“我”貌似突出，实则反被取消，在这里，“游戏”与“生活”是多么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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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游戏如果光是语言的狂欢似还情有可原，后来，诗写者由于“素质”等原因使精神的转化回流于本能的乐趣，与时代合拍地逐步转入到一般事件的转达评估、人与物的迷恋或录入方面，其中，叙述的自得其乐、戏剧化的效果和对相对陌生的（对社会人生及成长中、生活行进中所遭遇的）种种发生的好奇，以及“图像”们逐渐成为了分行文字的重点，而语言的主导力量则同步削弱了，诗者通过语言“进入”游戏，随即又抛弃了语言这个方向盘。
难道说一旦游戏的成份加重，语言的力量便随之转入到了某种休眠状态？如果语言艺术非常和谐，一首所谓充满游戏情绪的诗歌仍可成为经典之作，而我们易见的是，写作者通常忽略了语言本身而把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这也是当下中国诗歌的普遍处境：“诗意”随时随地，“诗性”则渐渐隐匿，而前者通常只是为了一时快感而不费力就可能扯来陪衬的窗帘，有着亮丽鲜艳之状而令人愉快，实质上又廉价平常。
这种平常与廉价在以往也是多见的，但更“隐蔽”，中国诗者最乐于告诉受者他的志向远大、他爱憎分明或他对某地、某物或某种情感的貌似特别的认识（事实上是平常和常见的）。后来这种直抒胸臆的言志缘情和他对事物的进入的宣告不断被认为是“虚（伪）”的并因此被嘲笑、怀疑和反对。是的，且不说这种告诉本就是非难定，光看说出的方式，它就通常因直接而主观，而说教，而模式，也使宣告者自身也误以为他就是“崇高”的使者、“远大”的化身。诗人当然不是传教士，宣告者本身也是寻找者，况且寻找之后尚须检验判断。谁知生命目的何在，它有多少镑？对此，诗人其实真的并不比大众高明。
但嘲笑与反对者仍不高明！譬如后来日常性写作者最乐于告诉人们的又什么呢？他们以“非日常性”为反面参照物，这是聪明之处，但若与语言相互离弃，“反对”也不过人云亦云，“反讽”也仅是一种方法。在“博克”这种传播方式中，可以看到诗人们活在其中，本来他们“依赖”的是语言，当其“诉说”时却又不是用诗歌的方式和形式，他们可以狷狂自得，嘲笑大方、撤解爱情、反拨时事、诅咒命运、反对一切，越发像个整日喋喋骂街的疯婆悍妇，却很少反对和怀疑自己！这种游戏情绪的基础本身是浅陋的，它不像陶渊明那般，“世俗”终于经过，“自然”才是大秘密。
诗歌的游戏或游戏的诗歌本属应该，而在具体实践中游戏情绪一旦全神灌注于诗歌时，艺术效果通常低微，这大约也是游戏性写作往往事倍功半而不讨好的主要原因，即撇开价值观、世界观及道德等约定俗成的指标，光是语言艺术构造所带来的审美效果本身就不令人乐观了。是的，无辜的语言时常被使用者抬高或压低，原因并不在语言本身。比如对“口语”、对“色情”的态度，是生命生活观念、审美向度和精神成长环境的区别（有时这竟然也是诗歌的标准不一的缘起），因此，时常诗人的争鸣往往是站在一个现成的环境中、置身于一个并非自己创造的环境中去傲视、指责居于另一个环境中的同行。当然可以相信的是，分析及进步往往就产生于类似的批评与指责中。
即是说：游戏者的素质决定游戏的结果。游戏者在进入游戏时，置身的不过是一种预设的既定的圈套，在模仿与规定的乐趣中，“认识自已”虽然越发被挂在嘴上，在许多诗者那儿它却不包括怀疑与思索，过多的只是自己的“需要”。倡导和响应“游戏有理”的诗写者，如果同时注意到语言这个主心骨，注意更多的骨头，他便有可能创造，而不最终只是为游戏而游戏的诗歌游戏大军中的普通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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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生活和游戏，语言的影响是肯定的，却不一定是文学的影响，文学影响的被动与限制，原因众多，比如传播出版等体制和机制的限制、影视与电子网络等“多媒体”分割和侵占等，如今我们也越来越感到文学的影响（有时）其实并不真正那么大和有力，并不只因为它太“系统”、太人为的标准和大众的人文素质，而是它的影响在今天应该是“局部”，它本来就不可能成为“全部”。
文学与诗歌的活着有时也只是“观念”的活着。若把观念一词换为意义，也可以；也正好体现出某种区别：语言本身是有影响力的，文学也是，但范围与力量、作用与目的不同。身体的运行并不单靠某一器官的作用，把几乎与语言文字有关的物事都与“文学”挂上钩并不合适。
越来越多的人先后已认为，纯文学严肃或高雅文学已靠边，昔日曾众说纷纭的所谓的“通俗文学”则日趋活跃并被（市场）认可，如网络文学、摄影文学、电视散文、手机短信文学等等，这一变化，有人说是文学及审美的泛化，这和上述“晾衣杆”现象一样，说“泛化”，是因为命名者已先自有了一个专业习惯的“文学”的前提。另个前提则是先有了一个文学的内部的高低层次之分。
即便认同这种内部的分类，“严肃文学”的靠边不等于死亡，通俗或游戏文学的活泼也并非就是生命力强大的表现，众所周知，草的数量与生命力是比花儿强大。一般讲文学，主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评论等几大类，这样的划分现在看是种约定俗成，那么，我们未尝不可就只将它视为这几大类，那么，更具游戏特征的“短信文学”也就可讲成是短信文字了--其实是文字或是文学，也许并不重要，命名者或研究者从“文学”这一前提出发也可以理解--重要的是，“语言文字”越来越介入当下的生命与生活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实，正如美术可以有“工艺美术”，就从诗歌的游戏情绪和某种语言的“实用主义”看，它是否可以是一种“工艺诗歌”？这样纯粹与通俗便可平行并相辅相成。这方面亦可联系从前的民歌、山歌来看。
转型期后中国的“日常生活的审美泛化”现象早已引起关注，它对“语言”无疑有相当的激活作用，在当下，语言文字的活跃与日常生活的审美泛化相辅相成，因为传播与信息时空构造了可能，因为人们文化素质、情感生活与自我认识度的变化，休闲的环境使精神与情感的抒情、交流、乐趣和游戏有了可能，这二者使得语言文字在不受限的普及的同时，更显出它的“工具”和“工艺”的作用。
生命游戏的本能和生活娱乐的需求对诗歌的“影响”是始终也是相互的，由于语文的逐渐活泼，其作用也渐明显，并对传统意义的文学及诗歌有了相当冲击，改变了人们对诗歌的认识、依赖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及世俗性的）崇拜，还因为它们散兵游勇式的侵略，已使原来的“文学”处境越发不稳定了，与此同时，更多打着文学及诗歌标记的语言文字产品也越发多了，虚荣与功利目的亦越发繁盛。
实用主义看来是文学是诗歌的原生性“骨剌”，讲求“不实用”的观念在当下会被视为落后与迂腐，而这本身就是值得喟叹的！对于一个经济社会，对于任一普通人，“对于一个只想要钱花的人，黄金究竟从山里掘出还是沙里淘出全是一样，只要它在任何地方都以同样价值被承认就行；同样地，仅仅关心生活享乐的人，并不问这些观点究竟是知性的还是感性的，而仅仅问它们在最长时间内所给我们的快感是究竟有多少和多大”（卡西尔），看起来是的，只是，诗歌中的一部份永不可能这样。如果一个作家、诗人在写作中不断被虚荣、功利所“影响”，被其他世俗目标所拦截，他虽然仍可以凭借写作的技术与个人知识与经验的积累来达到目标，诸如作品畅销、本人著名、奖项光顾、地位有变、经济可观……但最后的结局不言而喻！即使在这过程中他始终自以为是清醒的。
显然，娱乐休闲式的、功与利目标的、和与这二者均无关的纯粹写作，这三种的区分实际上很不好界定，这三者也并非难以相容，实际上不容的开始也并非针对诗歌本身的；游戏也是因人而异的，它与受者也是双向选择，即便可以最大限度地理解和强调文学及诗歌的娱乐性和快感，即使当游戏已经大面积开始，并不意味着游戏之外的东西已萎缩结束。如此，就“诗歌”而言，游戏与通俗之类只是证明其“与时俱进”的工艺部分，也是应该和正常的部分。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与时空相关，诗歌的游戏情绪和某种语言的实用主义正使当代中国的“工艺诗歌”或诗歌（语言）的实用与工艺特征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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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机看，和以前相比，游戏性诗歌写作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功利性的相对低微，这么看它似乎是褒义的，同时也是一种误解，因为这种可能趋于低微的成份是社会的功利，同时个人的功利又可能成倍扩大了？这就涉及到认识自己这个永远的问题，具体到写作里则是个性的处理。那么，游戏，本是应该和必须，无度的游戏，则仿佛一个个潘多拉的盒子被随意打开，而游戏者通常做的事是打开且仅仅是哗众取宠地打开。在其中，游戏情绪是与传播力量同步的，其中，“新”功利意识暂时替代原来的。传播的在当代的变化改造着人的功利意识，但现阶段的游戏者并不以为“新”的写作心理和动机仍旧隶属于功利意识。
功利意识的有无在诗界内部曾是个相对的标尺，总是模棱两可的它也一度被误解为判断诗人好与不好的标准。这样的误解众所周知。在传播的助推下，游戏性诗歌自身又形成一个鲜明的现象：游戏意味的温床更多地是在网络类、民办刊物类和口传时空而非传统的公开纸质刊物里，这同时也说明了：绝大多数游戏性作品确实是廉价和低层次的、对它的拒绝多是由于媒介自身原因；“游戏者”只是“写作者”的一部份、紧贴于传播机器的部分。过程中，写作从自娱到娱他，进入到更广泛的阅读传播空间，个体的功利越发突出。
对游戏的相对误解，曾让置身其中者思路一边倒也；西方关于游戏的书本使部分诗人如获至宝如释重负，仿佛感到有了合法身份和心理的知音。这种感觉也不足为奇，因为奇怪早已作为一个前提：关于游戏研究的书本，不都是为了证明游戏的合法、正确、光荣与应该的吗？游戏者需要的是关于游戏的心理安全感，常见方法则是拿一个现成的观念抵消曾经的观念。目前，国内对于游戏的关注主要逐步认同式的介绍，多以“国外”为主要参照，如关于游戏的理论介绍和阐释似也一致，对游戏与人关系、对作为文化及社会现象的游戏的诸方面、游戏的本质和意义及其对现当代文明的作用等，应该说，它与研究者个人的文化兴趣有关，也是经济与行政的需要，但并不能单独成为诗歌中游戏性倾向的理由。
同时，我们为何又不可以认为，当复杂的休闲与游戏精神弥漫文化时空时，纯文学与诗歌为什么不可以恰好地成为一种“评判标准”呢？有“工艺诗歌”，必然就有非工艺诗歌。因此对游戏性成份的认识，也同时是在对非游戏性成份进行比较甄别。
借鉴与拿来是有区别的，当代中国多种流行文化及文艺种类正被“拿来”的东西重新启发，有时又会变得面目全非。“人是游戏的动物”（胡伊青加），让诗歌游戏者以为然的这个判断句没有什么错误，而比如“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同样又是有着理论的完整性的。类似的还的人是观念的动物、道德的、文化的……动物；在弗洛伊德那里恐怕又全都是性的动物。诸如此类。胡伊青加“游戏与诗歌”之说是（古典的）“西方背景”，在其泛游戏论的大前提下，相关例证并不难找；他之所言如“假如一个严肃的命题可用唤醒生命来加以界定，那么诗歌永远也达不到严肃的水平”、“诗作为一种或毫无审美意义的的社会游戏，可以各地与极为多样的形式中见到”等判断放在“中国”也是值得商榷的。正如维特根思坦曾说“诗是语言的游戏”，如果光看“游戏”一词，各人的理解当然也会不一。
游戏性诗歌的实施工具或表达看起来是对“语言”的改造，改造的潜在的思想前提是，他应该对他以为的、熟悉和依赖的生活与环境有了相当的理解与探究，所以难度其实始终都不体现于“语言”。也正由于践行者在过程中与语言的距离、由于人对语言的根本的不可能把握，他的兴趣、价值度有意无意便会偏离，他仍然在把文字“分行”，他的分行与不分行的文字仍然会含带大众意义上的（抒情、发泄与心理平衡）“诗意”，但其实他已逐步与初衷和最后拉开了距离，但即使当他沉浸入浓厚的游戏趣味中时，他已完全脱离“诗性”但仍会以为自己仍在“诗”着。在实践中，如果他是一个从众者、盲动者，恐怕即使想当元帅最后他仍将是一个士兵。
是的，游戏可能融入诗歌，但后者终归不是游戏。说到游戏性诗歌写作现象的产生，不如说是先是来自诗写者那里的“冲突”的开始，这种与现时空紧紧扣合的包括文化、个人心理、道德、大环境、生活状态的“冲突”，先是表明了诗写者对“世界”的持续的辨识式适应，其中它受传播链条中的诗与诗人、读者、媒介、文化观念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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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游戏源于一切（人与动物的）幼仔跳跃的需要；亚里士多德把游戏视为劳作后的休息与消遣，本身并不是目的；帕克在谈游戏的价值时以为是欲望的想像性满足；康德则说：艺术还有别于手工艺，艺术是自由的，手工艺也可叫挣钱的艺术。人们把艺术看作仿佛是一种游戏，这是本身就愉快的事情，达到了这点就算是符合目的；手工艺是一种劳动，本身就是不愉快的，只有通过它的效果例如报酬它才有些吸引力，因为它是被迫的。（《人：游戏者》译序，贵州人民出版社。）
如果以上引来看当下中国诗歌的游戏倾向，似可见两个沾染了“中国特色”的关键词：手工艺与休闲。前者可以联系“写手”及“自由撰稿人、著作者”之类，这是事实：写作在中国是职业之一！也是产业之一！还是一种特殊人群的谋生就业方式之一！关于诗歌，情况则又有些复杂，诗人其实不可能是种职业，虽然古代的神职人员或占卜者、巫师有此“兼职”（这种兼职也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一部份坚持神性方向的写作者）；作为精神产物的诗歌的特殊性使其对“市场”是无力的。即使它从“指导精神、引领生命、陶治情操”转变为主动献媚、从众、矫情、附庸风雅。
诗歌一旦“产业”，就肯定变质并对“人”产生慢性毒害。由于对生存及当前生存环境的本能认同，转型期后的中国诗界均先后对以“诗歌”为谋生谋利的行为表示了谅解和肯定，诗歌的带着市场气味的活动家与编辑家也因而成为新式的精神界的“寄生虫”。
虽然诗歌作为特殊人群的物质就业方式或辅助是可能的，这种可能其实也仍是“语言的力量”。通过“诗歌”对自我的语言技能、审美观和想像力进行锻炼，这过程本身当然就可能是充满乐趣或游戏意味的，这时它可以不管你拿它去散文、随笔还是小说。有时，它的“目的性”并不明显，就像有早锻炼习惯者，远大目标是健康，但其实在此目标之前是无数个“次目标”，如锻炼带来的趣味、愉快和习惯的享受。
休闲是另个关键词。相对而言写作确实是“闲人”的事，被广义的休闲暗里支撑着的文化与文学本身就含有游戏性质，甚至也可说它们就源于游戏，就是游戏。所谓“突出”，是因今天的传播与文化环境与昨天有了不同，我们甚至也可将文化及写作之类的物事强行扯塞到游戏与休闲这两只罩子里，这是两只半圆的罩子！它们的另一半是什么呢？
肯定该是游戏与休闲之外的、或是其所不能够包容的，是我们所能隐约感知又不能确切说出的。本来在大众那里，游戏与休闲已是生命与生活的大环境、大背景，它几乎构成了生命及生活的另一半；但在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和写作者那里，它却可能被夸大、拨高或曲解，他们以为它也是有“一半”的大小！虽然二者的共同之处是，把另一半（为生存与生活而必须的生产、劳动和工作）的目的全寄托在了这一半（休闲与游戏、精神生活及其消费）之上，但对于写作者，只局限于这一具有本能色彩的目的显然是遗憾的。
也即是说，如果改变认识与接受的习惯及其他原因，我们可以将游戏性写作视为工艺写作，并可以将之从原有的整体中区分出来。如果是这样当然就简单了。可是文学及诗歌的某些特性，使并将一直使这种区分尴尬且终于不可能。先回到上述话题。从写作者以文化或写作行为的实施--来作为游戏行为的实施方式，从写作者以文字及文化方式--来作为游戏的中介来看，它的过程至少是呈下降趋势的。也就是作为游戏者的写作者个人的游戏意愿可以满足，写作其时成为一种游戏的工具，而结果却可能与“写作”无关。对于个人，创造的实际能力、个人的创新精神和独立品质亦将受到影响。
关于文化及文学的工具作用，当它过多地反映在诸如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功利与虚荣之心、人云亦云的言志及道德说教时，似常被如今的众人所忌讳，但如果它的工具性体现于休闲与游戏方面了时，又似常被接受，其实这当然也是文学的特性使然；它必然以“我”为重，以抒情、泄欲和娱乐为主，充满通俗性的“享受”意味，即说它体现了写作者对“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的向往；很多时候，这种向往是通过生命与生活的惯常形式来达到或调谐的，这也是休闲与游戏所自然包含的，譬如审美同时也是审丑。
然而当说这种“以人为本”是种进步时，在以为“人的价值”可以相对付诸于实践时，又不能不说无度的它恰好“掩护”甚而夸大了个人精神世界的负面？！以诗为例，只从“工具”作用看，后来的诗写者自以为拒绝了将诗歌的作为文化专制的工具，就是回到了自我与独立境界（一直时尚的说法便是始终处于曲解中的“自由”），看起来这像种进步？但这同时又强调了诗歌作为个人的工具的意识，更不要说附属的强烈的自恋、自私与冷漠了。（而其实，个人又何时真正离开了集体或实际上是共同的文化环境？）
当从文化之外的层面，过多地强调关于休闲与游戏的心理上的合法性时，是会形成（实际上有太多误会的）以为然的共识的。也许如今看来这多少有些杞人之忧，因为游戏者先后都会明白，文化与文学不应该总是这样、至少不全该是这样。是的，其实游戏人生与游戏文学也可以分开看，真正游戏生命者事实上不可能游戏文学，甚至他根本就文化和文学不了！他只是对语言和文化现象的一时之趣和关注。反之也是。即使一个顽固的持游戏文学观念的写作者，他只要写作，就不能不体现出文学的特性，与其说他在坚持游戏文学的观念，不如讲他其实是边游戏（有意地为了自己的精神的一种需要）边写作（无意地进入文学的隐约的规则并与文学相互浇灌成长）。
这样我们就会有些恍然，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写作者所以为的“游戏”，是个体人生态度，是“他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属具体生命与生活状态（也可能是暂时）的正常反映，“他”在写作时，仅仅是想用写作（这个工具）来反映一下这种“反映”，事实上他更有可能在最后被写作所控制，被文化所影响，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他的游戏观念、休闲情况（其实也是物质生活状态或向往）就等同于他的写作观（思想水平、审美观、文化接受程度和语言感觉等）。
工具因人而成，是人造，为人服务，现代社会里的工具却时常出现人为工具服务、被工具改造、控制的情况，即我们需要休闲时便被其牵控，我们在游戏时，也常反被游戏钳制。这也像马克思所言机器后来反而控制了工人！休闲提供条件与可能，游戏却不提供责任。游戏的写作自是也可以不负责任，但，可以有游戏（心理上）的文化与写作，并没有真正文化与写作的游戏，比如诗歌一旦游戏它其实就不再是诗歌，这是诗歌自身所特有自保功能所决定的！文化常以冲突（或缓解）来体现或加强这种自我保障功能。
由此，工艺诗歌、工艺写作出现是自然的，对它认识的众说纷纭，咋一看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传统的诗歌精神）”的认识理解不同的原因，也有个人观念和精神需要差异的原因。而不难看到的是游戏作为一种“工具”，与游戏者的生活需要、物质背景和环境息息相关，它是文化与文学的显态部分，但不是精华部分。它与人、与诗人的关系是符合时代气候并形象地体现出“人的价值”的实现的可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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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冲突缩小来也先就是文化人（人文知识分子）内在的矛盾与自我的怀疑与再怀疑。它以观念为旗。这几乎是种本能体现。只是在当下的诗歌大众那里，这种本能性的自觉似乎被什么轻易地就淹没了！所以看近年来的诗歌写作，游戏因素在其中的起伏自然与必然，在精神状态上却明显是“无根的”、“乌合之众”与“混沌”的。
显而易见，中国社会转型后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呈现大同的平静、僵化、被动与附和，得过且过，没太大与实质性冲突，偶尔的灵魂微澜，也多因物质喧嚣或变化所致，种种物质消费片断成为梦想的若干主题，曾经的困惑和关于精神家园的兴趣与机会换位于社会文化现象的旁观并“习以为常”。聪明的写作者们（知识分子）也终于先后踱进了这种“习以为常”。昔日对精神乌托邦的追究主要建立在物质水平相对落后基础上，如今讲“家园”则应该或可以、或可以公然地同时包括物质与精神之居了，但是它原本的漏洞、茫然和真空反而更加呈现，神性与终极感被隔离，怀疑只到怀疑，相信也只止于相信，甚至无所谓有无，时政、经济、文化的综合熏染使慵懒头脑中的“信仰”已被狸猫换太子，鲜活的，多是光怪陆离的若干世俗目标；本来，思想背景的欠缺与紊乱，和对永恒、形而上的回避、对忏悔与批判的不习惯，使本已缺旷的诗写者回避了可能的向度，物质的力量则有些变本加厉，使本来就无力的诗写者开始放肆而放心地怂恿着这种回避。这样，休闲与游戏就越发地像一个诗人精神安乐窝了。其中作为工具的语言仍是无辜的。
是的，现实不断地捉弄着细小的生命与理还乱的生活，让人穷于应付，相关的梦与现实因而充满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单调的怪声：愤懑是对物质的愤懑，对抗也是，以及快乐、焦虑、欲望、道德……类似的标识渐被改写或抽空，简单的技术和游戏精神在文化广场一路走红，随着精神的箭头越发不知该瞄准和射击何处，更多的人只在原地踏步，或在坚持着莫名其妙的“反对”或叛逆的心理暗示的同时茫然行进，于是，冲动的反复的文化迹象带着不知所终的日常情绪越发像墙上芦苇，无根的花朵。转型期后中国（相当部分）文化及文学中的游戏意味，其潜在标准以“西方（幻想的物质程度）”为主，在近年来的音体美摄和影视及畅销图书中，亦可以看见一代人的精神生活齐刷刷地以物质程度为水准，这个物质的水准当然也不再是“本土化”或“原生态”，在此过程中，崇洋的知识分子成为思想上的见风使舵者，既然物质生活方式都以西半球为借鉴了，其文化和思维方式当然也与其有染。
可是这里又存在着事实上的断裂：无论城市与乡村，中国诗人均生活在东方社会里，事实上也是传统的继承和享用者，其基本价值取向、思维与话语方式仍是中国化的， 所以到后来，便不得不在内心的取舍与通常尴尬的选择里折腾，在开始，是不能期待游戏者在休闲与游戏中对精神有所创造与更新，他们就像初尝物质甜头的市民，最大的努力是与既定的时尚参照物拉近距离和持平。
诗人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一方面还在对城市化、文化全球化诸迹象犹豫不决，一方面实际上已斜躺于模仿化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而就过于依附传统（共识与常用部分）者而言，对本土大旗的高扬和对传统的高声拥护其实也是一种狼来了的抵抗姿态，但他们仍然是继续中的西化物质生活的享受者。这样，我们不得不客观：这是一个必须的东西冲突阶段，而不是轻易的相互占领，如果将之扩大化，当然也会感到四面楚歌，本土不如外地，难免茫然不知归宿之感，这类感觉在扬着文化幌子、也算是文学一把、也算是诗歌了一把、朗颂了一回的精神休闲过程中比比皆是。那么游戏的诗歌与诗歌的游戏在此是一致的，是身陷迷宫、并被沿途风景迷了眼的一种徘徊，一代人的徘徊；看起来似不痛苦，而肉眼看不见的痛苦却可能是更深的痛苦，它当然有着说不准的潜伏期。
游戏之风的盛行，确实也动摇了传统文化和（中国）诗歌的某些原有定义、功能和社会位置，使部分诗者只好继续在一时无法终结的精神旅游中摇摆不定。譬如对于信奉传统与正统的诗人，对直接的体验与经验的适应和处理有一个过程，在休闲与游戏成为大势，在适应这所谓“陌生”与“意外”的过程里也时常会受到打击、搅乱甚至消灭他心中原有的“精神积蓄”，如果他胸怀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意义”，那么在适应中这个意义时常可能被击败、被撤换。他也就难免在怀疑、沮丧和反抗中呈现茫然飘浮状，他要么只好从众，继续游戏，要么更进一步地退回保守主义的老井，而“这个人”，他既是文化的与社会的人，也是矛盾的知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游戏”的大旗在诗歌阵营中轻而易举，却又难以持久并坚强到底。也正由于传播空间的突然盛大和一代人的人文素质的变化，在诗歌内部看，大的冲突与恐慌被搁置了，小的对立则通过诗歌的宗派、民办刊物阵地继续对峙。
是这样，对于诗者，转型期后中国（相当部分）文化及文学中休闲与游戏成份的加重，很大程度上是对物质之诱与个人欲望的不可忍的一种缓解手段；“一种享受的幻想”（卡夫卡）它是现实的却又非“现实主义”；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的诗者在这种大同的精神旅游中又是不断地摇摆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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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度指导游戏度。游戏也是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指标。但“国情”往往使事情复杂得多，由于个体的差异和目前的传播力量、精神气候等原因，在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基础上，一个知识者时常可能从“格物致知”的老路上停下，转而坐进“玩物丧志”的休闲椅（这是最为常见也最易被指责攻击的；在中国社会转型之初对物质水平变化带来的若干正义的道德的及人文角度的批评实际上便属此种，当原有精神秩序、文化格局和传统社会的种种思想守则或潜规则被触动时。如曾经的对广东的“文化沙漠”这种称谓）。同时这游戏与玩弄更可能是一个心理矛盾的过程，玩不下去了或不想玩了之时，也是一个矛盾集结待命之时。
人活着总需要一定精神支撑的，生命就像城市，并无真正的空闲之地，此物与彼物，此消彼长，此时彼时，总有替代品。玩具就是。它是“成长史”的证据与支撑。作为儿童闲暇时的精神支撑之一的一种常用的替代品，开启心智的“物质”，也可说人的成长也是从游戏开始。三岁与六岁的玩具当然有了不同，儿童的玩具通常不可能自造，他是被动接受，也即他的欢乐与否更多是来自外界的赠送、施舍，其游戏感与世界观只能是“外力”所致。那么，现在成年人的、至少也算知识分子的诗人的“玩具”是什么？
影视歌体摄及美容赛车动漫等等所谓多彩的文化运行方式，早已构成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娱乐大超市，不可否认当代这种“玩具总动员”的消费的应该的一面，也甚至也可乐观地把它视作是一种在“失礼”中寻找新的可能，但是，倘若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只体现于物质层面上和娱乐大时空的装修，如果全社会的认识都仅仅是如此，都以此为荣，那这样的繁荣，这样的玩具时代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从前似乎又没啥区别。
而这里还包藏着另种信息：资讯时代里的娱乐文化既与传统精粹无关，也与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无关，或说对此“没意识”！置身其中的人们在适应与被动中，在有意无意间，在“以为然”的同时就自行驱逐了“新的有”的建设可能。因此，文化中的特别部分及纯文学也许正应是一种检验其他“玩具”的尺子？当尺子也不由自主成为了玩具之一，这便像是一种渎职或不作为。
但是现在，我们还会像社会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把“当时”的文化与文学的变化或不适的账全算到物质的头上去吗？现在看，文化与文学的真正压力实质上其实并非前述的物质现象，有时我们的批评过于强调并指责本身无法自我辩解的物质而忽略了人（人性）！就像指责一首诗的语言如何粗滥实际上应该指责的是诗人。人的生命与生活质量并不完全等于、也不只是为了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诗人们也可一身轻松地像人们自在置身于物质时空的大转盘上，在小资与小知的交叉处继续表露感觉良好的自我，不时地抒发“享受的幻想”，而幻想，也是梦想，也是理想，它没有始终，没有标准，只有不断的参照物--只有继续……
然知识分子们并不只是人们，诗人也不应该等于诗人们。诗人随时的精神冲突（这应是这一群体的一个本能标识），表明他与人们一样拥有物质信仰和某些精神的共有部分之外，他需要借助知识--通过语言--找到另种肉眼看不见的东西。这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思想水平及实践来试行而非只是依葫芦画瓢。所以，再退一步，不妨说诗人的自觉，或自觉的诗人的信仰--最后不能不集中体现在对待现时环境、对待休闲与游戏的态度上？
这种态度，也就是对待生命、生存、生活与存在，也就是对待万物……这过程也正体现出对文化、传统与当代的想像力与重新构思，对时间、世界图景的更新认识和判断，这个态度，不如讲就是对立身时代前沿的认识、理解与实践！它可以把一个文化人从一群文化人里分辨出来，把一个写作者从因“文化水平”相对提高而产生的、聪明的、越来越多的写手队伍中分辨出来。
这种态度亦可说是文化及文学的先锋性自觉与向往，否则他便不得不像他们？“他们”便不得不像“人们”？而后者往往却是可以原谅与理解的，谁也不应该苛刻指责物质热锅上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形态，然“他或他们”醉心于此就决不自然，文化（诗歌）在他们那里并非人们（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的麦克风，文化（诗歌）是体验的、经验的、观念的，娱乐的人们像公园悬转梯里的快活儿童，可以不考虑“根本”的问题而诗写者必须考虑且要有此自觉性，否则，他一旦晕头便化主动为被动，像儿童那样被“玩具”控制，那么，作为成年人的游戏着的他，就只是像诗意地栖居于休闲时空，沉浸于与享受的幻想曲中的“健康的病人”了。
综上，游戏意味在现阶段中国诗歌中的凸现，是一种综合“冲突”，一种享受的幻想。游戏意味的突出在一定程度改变着对文学与诗歌的认识，（实质上是精神的）冲突使生活与写作的进步或变化有了可能。它也如实反映了这一阶段中国部分诗写者素质、观念和对语言的关系与态度。
作为人的本能体现之一，它是诗得在物质背景变化后的文化与社会的种种观念缝隙中的抒发与缓解，同时也是一种平衡，它是对“人的价值”的辨识的辅助手段之一，过程中也体现诗写者与世界（表面上是日常生活）的关系、及个人在其中的自我心理调整与适应，它更多地体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和伦理道德层面的关注。它的消长也与传播的力量有关。
对于写作者，游戏不是目的，游戏是一种灵魂的过渡与精神的自我整顿与修复，这种情况可以是持续的，但永远不会对生命真正起到主导作用。
在对诗歌与游戏关系进行观察时，我们渐发现：诗歌的游戏者并不是创造者，他实质上是被动的，只是作为“人”（游戏者）参与了游戏活动。他的享受及享乐是“使用”的结果，这种享受与享乐并不是诗歌艺术所导致的结果，澄清这一事实，对于区别或“工艺诗歌”似是必要的。
它彰显出某种以前并不突出的仍还有待观察的现象：在"传统的诗歌"之后，在“理想的诗歌”之前，“实用的诗歌”或“工艺诗歌”终于大面积地在转型期后的中国传播里亮相了。
（2004／贵阳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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