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蜚声海内外文坛的施蛰存先生,晚年在中国诗学和词学的研究上也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施蛰存的古典文学研究和他的文学创作一样也独具新意,明辨是非,自成面目。他的一系列颇为精彩的论点精湛有力,胜义迭出。
历代文学史家多将唐诗的发展衍变分为初、盛、中、晚四期,而对盛唐诗赞誉有加,论及中唐诗总说是“由盛转衰”,现已成为唐诗研究者的公论。
施蛰存却指出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盛时期,而不是诗歌或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唐五十多年诗人辈出,无论在继承和发展两方面都呈现出群芳争艳的繁荣气象。在其名著《唐诗百话》中,他选了盛唐诗人十六家,觉得已无可多选,留下来的已没有大家。但他选中唐诗人二十五家,觉得还割爱了许多诗人。他认为同样是五十三年,即使以诗人的成就和诗篇的数量而论,也可见中唐诗坛盛于盛唐。
施蛰存对盛唐与中唐诗予以比较研究的论述,独特新颖而又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因而令人信服。其后,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其名著《美的历程·韵外之致》中呼应了他的论点:“盛唐有诗派,但个性仍不够突出,直到中唐以后,个性真正成熟地表露出来,不再是大同小异,而是风格繁多,个性突出。”李泽厚也认为:“正因为这样,也才可能构成中唐之后异常丰富而多样的文艺图景。”
宋元至清,通行把“绝句”称为“截句”,以为“绝”即“截”,绝句是从律诗截取一半而成,至今很多颇有影响的唐诗权威也是这样解释绝句的。施蛰存在《唐诗绝句杂说》中引用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发展的事实,指出绝句的形成早于律诗,“绝”的意义是断绝。“四句一绝”是用四句诗来完成一个思想概念,古人称为“立一意”,简单的主题思想,四句诗就可以表达清楚,这就称为一首绝句,从而为“绝句”正了名。
盛唐诗人高适的《燕歌行》,唐诗选本中差不多都予选取。这首诗文字虽浅显,要解释清楚却很不容易,历来颇多异见歧说,此诗的历史事实、主题和结构、人物等,唐诗研究者大都没有考证明白。施蛰存引《旧唐书·张守珪传》与本诗细按互证,指出本诗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于张守珪在瓜州战役中的功绩而作,主题为赞颂张氏战功。高适作此诗时,张守珪已转任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河北节度副大使,因此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诗中地名都指幽州国防前线。诗的后半篇十二句,高适表达了他对战争既肯定又憎厌的复杂感情,从而回到诗题本意。这样条分缕析,《燕歌行》中的千古之谜就被轻轻揭开。
边塞诗人李欣的《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一诗的诗题,历代至今的唐诗研究者大都不能理解,读了破句,施蛰存把这个诗题点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他指出“声兼语弄”是用来形容董庭兰的琴声。“寄房给事”是这首诗的作用,用这首诗来推荐董庭兰,寓意都在最后四句中。“声兼语弄”是说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语”、“弄”即胡笳和琴的声音。他的解释可谓言之有据合于事理而又明晰清澈,为唐诗学者解决了一个深感疑惑和棘手的难题。
施蛰存博古通今而又学贯中西,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探讨论述中自然会和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如他将中唐天才诗人李贺,与同样具有天才诗人之称,也均具有想象幽深、辞藻冷艳诗风的英国汤麦斯·却透顿和约翰·济慈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指出李贺诗风浓丽幽艳,造句命意不落寻常规格,兼有却透顿和济慈诗篇的特征。
以往唐诗选本大都不选初唐王梵志和中唐寒山子等禅理诗人的作品。施蛰存在《唐诗百话》中对梵志体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梵志体诗具有印度梵文佛教经典每一散文段落的韵文结束语“偈颂”的特征。他指出用诗的形式来宣传道德观念或宗教思想,在东西方各国古典文学中都有。在古希腊的一部诗选《花束集》中,特别有一个门类,称为“说教诗铭”(Didactic Epigram),又称“格言诗铭”(Gnomic Epigram),所收录的也是这样的诗。因此,王梵志等的“梵志体诗”在唐诗中虽然显得较为突出,但在中外古代诗歌的传统中也代表着一个若隐若显的流派。
施蛰存先生曾说过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以“考证”和“比较”为主,这两种方法在他的唐诗研究中也颇为充分地显示出来,从而使他的唐代诗论充满了新意。施先生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广泛赞誉,《唐诗百话》被美国耶鲁大学等名校用作汉学教材,耶鲁大学也拟将此书译成英文在该校出版社推出。他在中华书局出版重印多次的《词学名词释义》,现正被日本名古屋大学宋词研究会的会刊《风絮》译成日文连载。作为一代诗词名家,施先生的中国诗词研究成就早已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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