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诗歌挥手作别大概二十年了。1987年的《诗刊》上有我一篇文章《亲爱的诗坛离我越来越远了》。当时这篇文章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它有预感，春江水暖或秋江水寒鸭先知，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发现中国新诗将要发生一些新的转折。我认为我是新时期诗歌大船上的一个水手，在这条船上有很多水手，还有船长，大家都在这个船上，希望这条船能够扬帆远航。但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人经历过对新诗的崇拜、追随，忘情地投入，以至到最后失望，然后放弃。我不知道是新诗抛弃了我还是我抛弃了新诗。
实际上我们这代人是在郭小川和闻捷的诗的影响下走上写诗的道路的。
其实我完全可以写小说的，因为我高中时就能把《静静的顿河》从头到尾的讲述出来，那个时候我讲故事的能力远远高过写诗的抒情能力。但是为什么去写诗了呢？是像郭小川、闻捷这样的诗人对我们的生活、心灵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我记得有一次在校园广播里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郭小川的诗《春暖花开》，那简直就像是“上帝的声音”，让我听得热泪盈眶，那里面所有的句子无不展现出绝妙的画面。我当时就觉得郭小川是人间最伟大的诗人。那时我太爱郭小川了。闻捷的《长江万里》，虽然在《人民文学》只发了片段，影响很大。以前我还看了闻捷的《天山牧歌》和《复仇的火焰》，觉得他充满了才华，达到一种不可企及的高度。郭小川经常能发出领袖般高远的声音，那种可以居高临下、可以召唤的声音。闻捷对新疆风情的描述色彩感非常强非常浓。当时就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郭小川的声音，闻捷的色彩。
1976年，我像朝拜殿堂一样找到了《诗刊》编辑部，觉得出进《诗刊》的人都非常伟大，觉得自己像个农村小贩，觉得诗是很高的东西。后来新诗被提到很高的地位，看到有的人写的诗能让读者痛哭流涕，就暗想自己为什么写不出这样的诗。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没有什么风雪雷电，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存在下去。然后我们就经历了新时期文学。二十年间，此起彼伏，一会儿这个人起来了，一会儿那个人出来了，冒出来多少人啊，城头变换大王旗啊，每个人出现的时候，都有他的社会性，都有他的社会需求，也都有他的文本的价值。我们当时都认为这个人肯定不朽啦，谁知道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也就是过眼云烟了，一文不值，特别荒诞的是，如此浅薄的作品，它在当时却有那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始终在肯定和否定当中，寻求一个新的东西：什么是文学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所有从事文学的人都在追求的东西，所有的诗人、艺术家、作家都企图通过文字的表达让自己能够升华，让生命中的精华都保存下去，这是文学最高的意义。可是，新诗走到今天，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和失败，肯定和否定，几乎让我们找不到什么东西能阐释它了，在这无数次的失望之后 ，它走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当中。
80年代中期，忽然间从北京传来一种声音：读诗的人没写诗的人多。随手扔出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诗人。而且特别奇怪的是，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都说，新诗不好看，没人看。她与新诗肯定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有人在散布这种议论，而且是有意散布，是对新诗提前宣布了死亡。这是别有用心的，这个议论散发了没过多久，整个文坛都死亡了。新诗非但没有死亡，而且繁荣成长，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诗人。这不是某一个有心计的人操纵的结果，这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要求。中国这样一个诗的国度，是不能允许没有诗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的新诗一定是上承唐诗宋词元曲，一定是上承中华文化的源头，这样留传下来的。衡量一位诗人的价值，一定是看他的文化血脉，是和中华文化的血脉是相连的，是不可以断开的，不可以嫁接的。他可以吸收西方文化和别国文化的营养来壮大自己，但他不能割断中华文化的血脉。在这个意义上说，新诗走过了漫长而悲壮的历程。中国新诗的历程就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虽然被围追堵截，有过湘江之战，杀伤了一大批诗人，但还是走到了圣地延安。
新诗的圣地在新疆，新疆是新诗的延安。新诗会在这里得到补充壮大，得到休养生息，得到重整旗鼓，它在长征的路上播下了种子，它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王锋是新诗的一颗种子开花成熟的结果。还有很多，包括石家庄的张国明、河北的女诗人赵丽华、新疆的沈苇、北野、黄毅等等。
我认真地读了现在的部分新诗，大吃一惊，在整个社会的轻视和偏见下，它完成了巨大的飞跃。这是很了不起的。我想，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之所以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之所以比不上三十年代那一批优秀人物，就是对新诗重视不够所导致。夸张一点说，鲁迅头上脱落的头发都比我们有价值。中国文学对诗的错误做法，导致中国文学达不到艺术的高度，导致中国的作家始终停留在社会层面上，达不到形而上的高度。
官场把小人物养成大人物；商场把穷光蛋养成大富翁；文坛把诗人养成穷光蛋。但并不是文学艺术不养人。比如从新疆画家克里木身上可以看到，文学艺术是养人的。养出了“海湾国家总统”嘛，那气派，那形象，就是海湾国家总统，是艺术、文化修养给了他这个气质。他在威尼斯广场上，鸽子落在他头上，他的微笑，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迷人的微笑。他给他自己的定位是热爱和平的艺术家。
新疆的作者，因其边远，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王锋的这次研讨会很破例，能请来几位北京的专家，规格很高。王锋最早是被郑兴富先生发现的，后来看了他的作品，的确不错，非常大气。正如北京的老师的评价一样。王锋是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身上带有原生态的新疆人的特征，蓬勃欲出，不可遏制，就像埋藏在地下的石油，有极大的蕴藏量，被打出来后是要井喷的。
人的文学创造力是一个直到今天也没有研究清楚的东西，它可能是环境和个人条件相结合的一种产物，文化仅是辅助手段，不具有决定性。章德益是从阿克苏出来的诗人，当年《诗刊》恢复后，发了他的三首诗，令中国诗坛吃了一惊，原来诗歌是可以像他这样写的，他有创作力和想象力。王锋也是阿克苏养育出来的一个很奇特的诗人，是塔里木河和塔克拉玛干给了他创作的灵感。新疆的诗到了王锋这个阶段出现了大气象。他的长诗构架很好，对当前事物的把脉很恰当，不光有历史，还有哲思。他的诗对中国新诗是一种加强，把新疆的诗推到了一个更高更粗犷更恢弘的地步，更能说明新诗的发展能力。
但是现在王锋面临一个问题，第二步写什么？要写给读者看，就要走入社会，要让新诗有更多的群众，要用最精美的作品去赢得社会的重新信任，这个战略转移是非常难的。要学习昆仑玉的精神，不把作品打磨成和田羊脂玉，就不要拿出来，这就是新疆的艺术应该达到的高度，要像和田羊脂玉那么温润光洁，优美可爱，把它献给大家。
原载2006年9月18日《文艺报》第十二版
2006年10月10日《新疆日报》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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