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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但开风气不为师

2012-09-29 20:0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何立伟 阅读

汪曾祺先生是被当代中国文坛公认的一代文学大师(资料图片)

    转眼间,汪曾祺先生离开我们10年了。报上说,北京文化界为他开了研讨会和书画手稿图片展,我在遥远的长沙、在家里、在心里,为他烧上一炷香。

  我家书房里只挂了一幅斗方,是汪曾祺先生的《芍药图》,墨色不浓,花色亦淡,题识是“七月七日夜曾祺赠立伟”,画于1985年,我第一次去汪先生在蒲黄榆的家。那一回,也是我第一次去北京。

  汪先生的画,如同汪先生的为人,清淡,不浓烈,但内蕴极深,格调上有高士气,于爽性之中暗藏了一种倔。也是那一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是汪先生作的序。他觉得我的小说有诗意,重感觉,且有哀愁,有些像废名的作品。因此聊天时他亦跟我谈起废名,但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废名的书。后来,我在三峡的船上读废名,只觉得文风极独特,清峻奇拙如夔门吹来的风,用笔极简,又字字句句有讲究,氤氲了一脉天真同一脉淡淡的惘然;他的小说、文章如古字画,只合慢慢把玩,而其中那种散文化的诗意构成及文字之美,恰是我那一时期的文学追求。汪先生在序里还夸赞我的作品像唐人绝句,聊天时他亦聊起唐人绝句的好,让我觉得高兴,亦觉得不安。汪先生对年轻作家寄予厚望,让人感到他的善良和慈爱。他谈起阿城,谈起贾平凹,谈起那一时涌现出来的许多新生代作家,直说年轻人起点高,来势猛,前途不可限量。其实他谈起的好些人,包括我,都受过汪先生美学趣味的影响,但他不倚老卖老,但开风气不为师,在年轻人跟前表现出辽阔的谦逊同襟怀。

  聊得兴起时,汪先生铺纸展墨,为我画了这幅斗方。三下两下,逸笔草草,而画风瘦劲高古。我家里来过几拨画家,看到汪先生的画,都说这不是一般的手笔,大器得很!

  但汪先生的好,我以为不在他的画,而在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才真是有韵味,比他的老师沈从文公更白、更现代、更畅达,但同样的,是有着从几千年传统和从自己个性里生发出来的文字神韵。汪先生的文字魅力,于当时,于现在,我以为尚无出其右者。他的白话之白,是非常讲究的白,行云流水的白,有着真正文字的贵气,常人可追他的白,却追不及他的贵气。

  汪先生文字的贵气渊源有自,因他是传统文化的薪火传人,在文脉上是没有断过气的。故汪先生写小说,写散文小品,文字虽白得不能再白,字里行间,却释放得有一泓古人性情文章里才有的文气、雅气、书香才子气,仿佛是“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好东西藏在底里。凡汪先生的小说文章,我见之必读,读之必爱不释手。我喜欢他文章里有而别人文章里无的那样一种调子、那样一种气场,以及那样一种温度。

  汪先生的《受戒》、《异秉》,出现在以模仿海明威、福克纳诸西方大师为时髦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其实应当算作当年的文学事件。它让人意识到小说的作法,除了西洋的可以好,中国的同样可以好,且可以好得特别。当其时,有许多青年作家受汪先生小说的启发,从本土文化传统资源里寻找新的路径,以期达到当时人们意识到的文学高度。汪先生当时的文风,可以说是开了一代新风。那新风其实不新,但久违熟悉的笛音出现在一片铜管嘈声中时,它便是新。“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来写”,这是当时许多文学青年读了汪先生小说后的第一反应。

  但汪先生的小说自成风格,学是学不来的。你没有他的阅历,没有他的学养,没有他盎然诗意的性情,你如何来学?汪先生给当时盲从西方现代派的文学青年点燃了另一盏灯,照亮了另一条路。这便是汪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时的意义。

  汪先生的文学,是真正的高品,然即使是当时,亦很边缘,欣赏者有,盖不多也。我有时揣想:汪先生若活到如今,他的作品会有几个人来读呢?真正的好东西是流行不起来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现实便是如此无情,亦是如此可笑。然星光即使遥远,也总是有人抬起望眼。汪先生不热闹,但也决不寂寞,身前身后皆如此,因他是活在了时间中。

  1986年汪先生来湘,我到宾馆去看他。可能是贪了杯,他红光满面,说话极多,然憨态如儿童。他真的是个老小孩。谈起湖南的吃食,谈起湘西的山水,继而又谈起各地的吃食同山水。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又识见极不凡,听汪先生聊天是一种大享受。

  过了几年,北京城里开青年作代会,我带了叶兆言等一干人去看汪先生。他还是住在蒲黄榆,很小的居室。拿现在的话来讲,去看汪先生的皆是他的“粉丝”。汪先生那时刚好出了本散文集,兆言拍拍我,轻声怂恿道:“跟汪先生讨书啊。”那一回汪先生极高兴,谈笑风生,还聊起了兆言的父亲同祖父。后来汪先生文章里还写了:何立伟领一帮青年作家来,如何如何。

  1990年代初又见过两回汪先生,都是在北京。他的头发花了许多,老了,但精神仍是好,笑,而且喝酒。有回就是在席宴上见到的,众人皆散了席,他还同两个人边喝酒边聊天。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拉住我,说:“坐坐坐,来一杯?”我不擅饮酒,没有喝,但是坐了下来,就是陪一陪汪先生。

  那时我真不知道,以后我再没有机会陪他坐了。

  1997年我在北京住了半年。有天我在的士上,忽听广播里说,汪先生去世了。我当时心里一紧,

  泪水涌了出来。我想起汪先生写过一篇纪念他的老师沈从文公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心》,他说他参加沈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看着沈先生,面色如新。他说这么一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他哭了。这也正是我听到噩耗时的情状。

  我极冲动,想去汪先生家,但我终于没有去。这么一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我会在心底纪念他。仪式不重要,记住这个人,才是重要的。

  有些人你是不会忘记的,也不应当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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