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是俄国近代文艺评论家，是近代俄国文坛上举足轻的人物。他曾经不厌其烦地为普希金的长诗写评点读，写下了《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一书，书中分别对普希金的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加甫利颂》、《强盗兄弟》、《巴奇萨拉的喷泉》、《努林伯爵》和《波尔塔瓦》等进行了画龙点眼般的释解。他妙语连珠，珠珠玑玑，闪耀着这位大师对艺术至深至厚的追求和省悟；他匠心独运，运斤成风，显示了这位大师对艺术美仑美奂的智慧和理解。但是，他对普希金长诗的一些看法也落入了极其主观的个人主义泥潭，给后人理解普希金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
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时，曾用短浅的目光看待普希金的长诗，使人们长时间以为普希金是一个抒情和叙述著称的诗人。别林斯基说：“史诗就是某种历史事件的美化（理想化）的表现：这种历史事件必须是由全体人民参加的事件，必须贯穿着人民、宗教的和政治的生活，并且对人民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
战争与爱情，是人类重大的著作题材。后于普希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都是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俄国各层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从而使小说笼上了浓烈的“史诗”色彩。“小说是这时代真正的史诗。”先于托尔斯泰的别林斯基以伟大的预言，奠定了托尔斯泰。普希金于公元1827年写下的《波尔塔瓦》，是普希金成为“史诗”型诗人的重要标志，时年，他29岁。而一首长诗的容量相等于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
《波尔塔瓦》写的是一场名叫波尔塔瓦的战役，这个战役奠定了彼得大帝的“帝”位。所以，普希金以这次战役的名字为诗命名。这是我非常喜欢读的一首诗，1986年我就读过了，那时我22岁，我被残酷战争里的温柔的爱情所感动，至今读来，还有一种温乎乎的感觉。战争是人类文明的组成，爱情又是依靠在战争之树上的浪漫而舒适的小憩。战争中的爱情介入是诗中的焦点或是战争转化的重要因素，尽管我知道这是“战争诗人（作家）”对人道主义的渲泄。马赛普和玛丽亚是这场战争中的具体化表现，也是与这场战争所对应的爱情人物，就是因为战争，他们的爱情才如此宝贵。这是普希金在告别“伪古典主义”之时的第一部有个性的长诗，他以史诗（战争题材）、歌剧（民歌形式）和诗体小说（叙述抒情）三种形式的结合，是普希金“超越自我发现新我”的初锋，是一部优秀的“史诗性”的长诗。而别林斯基对《波尔塔瓦》的批评是这样的：“从整个波尔塔瓦战争来看，这个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一个插曲，一个史实的细节，而波尔塔瓦战役的本身，不但可以没有马赛普的爱情，就是不提马赛普，也具有足够的意义了。”
别林斯基对普希金《波尔塔瓦》的判定是以荷马《伊力亚特》为圭臬的，落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无疑，《伊力亚特》是西方史诗的滥觞，但不能以《伊力亚特》作为唯一的标准来判定“史诗”与否。别林基斯以《伊力亚特》为标准，批评了史诗《伊尼德》、《解放的耶路撒冷》和《享利亚德》，也包括《波尔塔瓦》。为什么《波尔塔瓦》一定要歌颂或描写彼得大帝，使彼得大帝成为该诗的主人公？为什么马赛普和玛丽亚不能成为该诗的主人公？为什么彼得大帝没有成为主人公而马赛普和玛丽亚彼得大帝成为主人公，《波尔塔瓦》就不是“史诗”？为什么彼得大帝成为主人公而马赛普和玛丽亚不成为主人公，《波尔塔瓦》就是“史诗”？为什么只有彼得大帝才是战役的本身而马赛普和玛丽亚就不能成为战役的本身？作为战争缩影的《波尔塔瓦》就是让马赛普和玛丽亚成为战役本身的，马赛普和玛丽亚是《波尔塔瓦》以爱情的形式来体现彼得大帝在战争中的情感的，它把大帝的情感转换给普通人物马赛普和玛丽亚，更具有亲和力。不论是高贵的彼得大帝，还是低鄙的马赛普和玛丽亚，人物必须是创作的主体，否则，史诗就不成立。
别林斯基还有一个依据就是：人物最好是带有神话性的。这又是以《伊力亚特》为圭臬的一个证明。别林斯基否定《波尔塔瓦》是史诗的理由完全是不充分的，而他对史诗下的定义又是非常正确的：史诗就是某种历史事件的美化（理想化）的表现，这种历史事件必须是全体人民参加的事件，必须贯穿着人民的宗教和政治生活并且对人民的命运有着很大的影响。难道《波尔塔瓦》不符合这个定义吗？史诗（或诗剧和诗体小说），它（们）必须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用诗的形式来写作；带有诗的特性；故事或人物充满了伟大的色彩。
别林斯基的评论主体（史诗理论）与评论客体（普希金的长诗）是不对应的，是分离的，他没有用主体的能力感受客体的精魂，他没有读懂普希金：天才的诗人没有遇到天才的评论家。
普希金恰是一个“史诗性”或具备“史诗”素质的伟大诗人。普希金普希金一生写下了十四部长诗，就因为别林基斯的笼罩，使普希金丧失了史诗诗人的桂冠。普希金在1829年又写下了《塔西特》、1830年写下了《科隆那的小房子》、1833年写下了《青铜骑士》，这是一批“史诗”性很强的、符合“史诗”特征的长诗。5年后，普希金死于格斗。1834年，别林基斯写下了长篇论文《文学的思想》，概述从罗蒙·诺素夫到普希金的俄国文学发展的状态，他肯定了普希金的抒情和叙述，但否定了他是史诗诗人。
也许普希金的这些诗歌的确是普通的，没有能力支撑的起别林斯基宏大的史诗理论；鲁迅也说：“《阿内庚》（叶普盖尼·奥涅金）浮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尔时俄之社会，情状略具于斯。”难道普希金太注重了诗歌的形式而淡化了诗歌的内容？也许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符合别林斯基宏大的史诗理论，可惜别林斯基先去了。
普希金与别林斯基同生一朝，前者活了38岁，后者活了37岁。普希金生下来11年后，别林斯基出生，普希金死去11年后，别林斯基也死去了。两人的生与死之差都是“11”。“11”把普希金与别林斯基的生命紧紧地联在了一起，“11”又像栅栏却把普希金与“史诗性”远远地推开！
2000年12月15日 乌鲁木齐
摘自《内心的建筑》（2003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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