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1910-2000)，江苏海门人。1929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开始从事诗歌创作与翻译。抗战爆发后在成都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1938年曾去延安。1940年后任教西南联大外文系。1947年应邀访英，1949年回北京。其后任北大西语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著有《十年诗草》、《雕虫纪历》等，翻译有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卞之琳在其诗集《雕虫纪历》的自序中，说自己的写诗风格是“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
他不是一个多产的诗人，一生只发表了一百七十首诗，却以语言的多元、形式的多样、技巧的变化多端、意义的繁富多歧，以及多重的复杂来源，形成了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很多研究者反复加以诠释、品赏、评论。在中国新诗史上，卞之琳的成就是非常高的，具体可以归纳为四点：
一、多元的语言。卞之琳受闻一多、徐志摩的影响，善于以鲜活洗炼的口语写诗，同时又擅长熔铸文言语句和各种欧化句子。他可以配合诗情的需要，通过口语语调的丰富变化来反映不同的心境，同时也适当引入文言，使文与白、雅与俗、庄与谐构成对比。他善炼长句，以种种倒装、插入、跨行等相对西化的语法手段造成长与短、整与散等不同的节奏，以与特定的情思合拍。总之，卞之琳的诗歌语言非常多元，诗行间闪动着各种对话的口风，又时有文言句式的遒劲与文言词藻的凝重，欧化的表达也精确而饶有风致，这一切使他的诗成为多层次、多元素的奇妙混合，这也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发展的良性方向。
二、精工的形式。卞之琳高度的形式感在20世纪中国诗人中是罕见的。他十分重视诗的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结合，重视诗的音乐性。在实践中，也在理论上，他对现代格律诗体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深切把握现代汉语基本因素与规律，从而在此基础上变化出种种繁复的体式。他的诗，节奏参差而又均衡，音韵呼应而又变化，体式严谨而又充满弹性。他的格律诗矫正了新月诗人硬性划一字数、片面追求整齐而显得单调刻板的流弊，在限制中获得自由；他的自由诗则戒除了一般长短不定、起落无端、任意而散漫的缺点，在自由中寓以限制。考虑到现代汉语诗歌有丧失一个悠久而辉煌的“韵文”传统的危险，卞之琳在形式上的长期经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卓越的技巧。卞之琳由于其独特的抒情气质而采取了独特的抒情策略，这种策略的智性倾向很突出。他的小说化、戏剧化写法，冷静而客观地处理主题，用不断的“我”“你”“他”的伪装与换位，大大放低了自郭沫若以降那一个大写的“我”的姿态，在一声盖过众口和众口齐出一声的两个时代之间，留下了充满自我质疑却反而极富个性的声音。他的诗，无不即景、即事、即人、即物，其主体的情感总是落实到客观而具体的形象上，同时他又善于由实入虚，从现实的层面作种种飞跃而进入广阔的时空，此情此景总藏有万象，一时一地都伸向无穷。在他智性的掌握之下，感觉的渗透伴随了观念的跳动，其间省略了许多叙述的因素，但又并非毫无逻辑的呓语式写作。这些技巧，现代而又不走极端，并不以年代差距或时尚差异而失去它们持久的价值。
四、中西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卞之琳所受的古典与西方的影响非常广泛而复杂，但是这些影响往往能“化”入他的诗作中。相对说来，其作品中独特的艺术个性一贯是十分鲜明，新的美学元素的出现，总是生发于旧有的思想和艺术的土壤。他对西方作家的诗观与诗艺从不生搬硬套，对古典哲学和文学养分的吸收也常常是深隐而自然，做到了泯诸色相而空诸形迹。儒、道、佛也好，李商隐、姜白石也好，艾略特、瓦雷里、纪德也好，总是在不同的阶段相互综合着，构成了他对人生与艺术的智慧的观照。因此，他“化欧”、“化古”的艺术实践，在经常落入“欧化”、“古化”甚至“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泥淖中的现代诗人面前，无疑是一个典范。
在中国现代诗史上，卞之琳的定位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家，向我们展示了他所追求的语言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人做得比他更完美。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