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1918-1977)，诗人、翻译家。原名查良铮，曾用笔名梁真。浙江海宁人。1918年出生于天津，少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便对文学有浓厚兴趣，开始写诗。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8年受到不公正对待，调图书馆工作。1977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穆旦于40年代出版了《探险者》、《穆旦诗集(1939～1945)》、《旗》三部诗集，是“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
50年代起，穆旦开始从事外国诗歌的翻译，主要译作有俄国普希金的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欧根·奥涅金》、《高加索的俘虏》、《加甫利颂》，以及《雪莱抒情诗选》、《唐璜》、《拜伦诗选》、《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
中国新诗上，有两个人堪称是天生的“诗歌之子”。一个是穆旦，另一个是海子。这两个诗人，一个偏重智性的丰饶，一个倾向感性的极端，但这很可能只是表面现象。既然能以“诗歌之子”来归类他们，说明他们身上一定还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我以为，体现在他们身上的最显著的共性是，他们生来就是服务汉语的诗性的诗人。或者说，他们纯粹是为诗歌而生的人。比他们写得出色的诗人，或许并不难找到，但能凭借诗人自身的天赋和才能，给我们的新诗写作带来诗的光荣的人，仅此二者存焉。
穆旦崛起于1940年代早期。他写作的年代，中国新诗正经历着新的转向。对诗的经验的探求，成为新诗写作中最受关注的实践领域。这种探求，引发的诗歌变革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诗人形象的重新塑造。193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人形象是，诗人是多思者、追梦人、旁观者，或是鼓手、战士、旗手。穆旦提供了新的诗人形象：受过最好的高等教育，热忱、心智活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积极投身历史，一句话，诗人是行动者。其次，新诗的目标是“新的抒情”：
诗人描写的范围不再局限对个人天地的关照，诗的情感也不再是多思的、忧郁的、难以自拔的。新的抒情应该是一次新的诗歌思想的综合，它既然要兼顾到诗人的对现实的承担，又要展现诗人对人类处境的普遍性的洞察。在诗歌措辞方面，穆旦为自己和他的时代确立的原则是“非诗意”原则。即，彻底摈弃对诗的意境的迷恋，彻底放弃对传统的修辞习性的承继。就审美的深度而言，穆旦的洞见非常接近尼采对哲学修辞的看法：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语言来表达。某种意义上，这和海德格尔的观念不谋而合。
新诗的写作，必须自觉地强化它对“诗的意境”的疏离，这是穆旦诗歌的核心观念。这也是最引起争议、最受误解的地方。由于习惯的作用，在评判新诗的写作时，人们通常喜欢拿一种诗歌写作和意境的亲疏程度来检验它是否有效：比如，和意境关系密切的诗歌，在风格上，容易被确定成是继承了传统的、是本土的、符合民族审美习惯的，因而也是成熟的。反向的实践，比如，穆旦、杜运燮、俞铭传等人的诗歌写作，则往往被指认为舶来的、学习西方的、尚未磨合好的，还属于实验阶段的、未成熟的实践。事情真是如此吗？穆旦同时代的诗人，他的知己，诗人兼翻译家王佐良说得好：穆旦的成功就在于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彻底的无知。从实践的角度说，这是一种伟大的无知，它的原型甚至可以回溯到苏格拉底。能把这种无知的立场带进新诗的历史的诗人，只有穆旦。换句话说，穆旦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他对诗歌语言的出色的驾驭能力上，不仅表现在他所拥有的丰富的诗歌想象力上，也不仅表现在他对诗歌题材的扩展上，更重要的是，穆旦是一个把新的生命和新的语言的的信念带给新诗的诗人。新诗史上，艾青也是一个曾给新诗带去信念的诗人。但是，和艾青不同，穆旦给新诗带去的信念更纯粹，更少教条的影子，更根植于对生命的直觉和体验。
关于穆旦和英国诗人奥登的关系，人们已经谈了很多。在文学史上，人们喜欢把穆旦看成是奥登在中国的传人。穆旦的诗，是奥登风格在中国新诗中最出色的体现。从风格的角度上，这种确认不无道理。但是，在读过《赞美》、《我歌颂肉体》这样的诗后，我确信，穆旦身上还有一个被人们忽略的惠特曼。穆旦的诗，从节奏和音质的角度看，它比奥登更宽广；可以说，它既汲取了奥登风格的精髓，同时，也还保留着惠特曼的气概。
穆旦奉献给中国新诗的天真精神，同样是一笔伟大的遗产。也许，在新诗史上，和穆旦有着同样诗歌才华的诗人并非罕见。但像穆旦这样，写出了诗的希望和诗的胜利的诗人，可以说绝无仅有。比如，单纯就级别而言，卞之琳明显是一位比穆旦更优异的大诗人。但卞之琳的诗歌主题始终未能触及到新诗的希望主题。新诗史上，只有穆旦，(也许还包括杜运燮)，真正触及和展现了诗的希望。只有穆旦，把诗的希望变成了对生活和对生命本身的一种神秘的亢奋的洞察。
穆旦对新诗的贡献还在于他对新的语言风格的出色的把握上。从穆旦开始，在处理复杂的现实题材方面，新诗有了一种硬朗的语言，从而彻底摆脱了只能在现实面前一味诉苦的软弱情形。穆旦为新诗带来了一种可贵的抒情的力度。在穆旦之前，诗歌的强度多半乞灵于诗人的政治态度和诗人对公共修辞的把握。穆旦改变了这种状况。通过出色的比喻能力，通过对诗的戏剧性的灵活展现，穆旦把新诗的力度重新带回到以反讽和隐喻为基础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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