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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穆旦丨每个诗人的心里都有一片涌动的海

2021-09-06 09:57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孙郁 阅读

艺术在于从存在中去激活生命之流,并以纯然之力抵抗庸碌的存在。诗人是不谙世俗的独行者,他们厌恶流俗的恶声,拒绝外在的虚荣,精神的海永远涌动着,并升腾出暖世的灵光。自从屈原以来,无不如此,杜甫、苏轼、龚自珍的创作,也说明了此点。只是我对此领略得太晚,留下长长的足迹于歧路上。

——孙郁

少年诗神

文丨孙郁

有一年去南开大学开会,在校园里意外见到了穆旦的雕像,一时激动不已。穆旦像在一座会议楼的背后,周围空间并不大,好像在躲避众人,独自在那里思考着什么。我觉得这也很像他生前的样子,幽微里含着深广之思。于是便想,这才是南开活的灵魂,许多曾显赫的存在一个个消失了,他却是一个永被后人想念的人。

穆旦的名字深埋在我的内心久矣,不妨说,他是我的少年时代文学的引领者。“文革”初期,因为偷偷拜读他的译文,我喜欢上了文学。在没有读到他的译作之前,我对于艺术的领悟是简单的。回想起来,我们的小镇读书人不多,如果不是因为有两所学校,真的就荒蛮得很了。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便全面停课了,此后就是漫长的革命年代,读书已经成为难能可贵的事情。“文革”中,家里的书被抄走,几乎读不到什么文学的书。母亲是中学的教员,她工作的县二中北院就在清代横山书院的旧址,古老的院落与旧式学堂都保持得很好,房屋布局古雅,回廊亦残存着一丝文气。书院正堂的东侧是学校图书馆,里面有各类的图书。奇怪的是,红卫兵“造反”,竟未烧掉那些书籍,我在这个废弃的图书馆里与几本书相遇了。除了鲁迅、艾青、汪静之的作品外,吸引我的是穆旦所译的普希金《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巴奇萨拉的喷泉》《普希金抒情诗集》,这些诗作都给我电光般的冲击,诗里的世界完全是陌生而新奇的,仿佛异国里的传奇,弥漫着迷人的气息。

▲穆旦像

▲穆旦像

鲁迅的作品笼罩着黑暗,不太好懂,我还没有到理解他的年龄。艾青的作品是慢慢才觉出好来的,对于他,有一个渐渐熟悉的过程。但普希金的诗集不是这样,虽是俄国人的语态,却不存在什么隔膜感。普希金的作品没有中国文学那种沉下去的感觉,他的表达高贵而朴素,从自我生命的体味里,飞出灵思,往往直抒胸臆,世俗纷扰之苦淡去,神明之光降临。许多词语有很强烈的磁性,不相关的灵思连在一起,完全不同于古中国旧诗的境界。圣彼得堡、基辅、高加索、西伯利亚这些对我而言陌生的地方,在其笔下像一幅幅油画,含着冲荡的气旋,卷动着不安的心绪。无累的思想荡来荡去,背后有着不可名状的神异之境。这些与我周围的生活多么的不同,原来世间还有这样的存在,青年人还可以如此生活!他的文本引起我的惊奇的,多是那时不能言说的话题,比如爱情、自由、神意等词语, 完全把我吓着了。关于女性礼赞的作品,还有致十二月党人的文字,有着暗夜里的热流的涌动,奔放的情感冲出重重罗网,阅之也随之飞舞起来。

最初浏览中的快慰,让我对异邦的诗文有了强烈的好奇心。知道普希金的不凡在于,能够于压抑的时代学会如何自如地表达。而且精神如此灿烂明快,飘动的灵思于乌云之上,毫无阴郁的影子。那大胆的独白,直面存在的目光,将晦气与阴暗甩在后面,心中的太阳照着一切,飞翔于南北东西。凡是世间不幸、无辜、受难者,悉受抚慰,仿佛是久违的朋友,和你轻轻地攀谈。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迷宫,精神形态获得了诸种可能性。在巨大的精神之潮里,我们这些落魄的读者有了洗礼的爽意。那时候正是“文革”最残酷的时期,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我,因之有了精神的避难所。每日读诗得到的激励,有时甚至将一切不快都忘记了。

▲普希金画像

▲普希金画像

普希金的作品有着不凡之气,《皇村回忆》里华美之境缭绕着玫瑰色的憧憬。他对于都市与乡村的感悟,纯然之思缕缕,以自己的爱,拥抱着世间的存在。但又爱憎分明,不是苟且无聊的墨客,能在苦思里跳出舞蹈,枯树逢春不再是梦想。他的叙事诗有许多传奇之色,像《波尔塔瓦》里玛利亚与马赛蒲的爱情,完全不可思议,凄美里的烟火,乃战乱的不幸,作者却在历史的恶里写出人性的深河,静静流动之中,泛出波澜。《青铜骑士》放眼世界的情怀,幽深的辞章有火一样的光穿透岁月之门,敞开的世界是无边之远,憧憬里有绿色的蔓延。许多年后,我到了圣彼得堡,驻足涅瓦河岸的时候,才领略了诗人的背景的神奇,一座伟大的城市与一个伟大的诗人是如此相契合,普希金就该诞生于此地。

七十年代初沉迷于这些美妙的诗句的时候,我并未注意到译者在其间起到的作用,那时候穆旦正在受难之中,先前写作与翻译都不能延续,一切都受到了遏制。当自己知道翻译家如何转换辞章,且创造出新的文体的时候,我对他充满了敬意。穆旦的文字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与其说感谢普希金,不如说要致敬穆旦,是他将域外文学以精致的汉语转化过来。他也许不知道,自己翻译的诗文,在那个时候正在抚慰着一个孩子寂寞的心。诗句的起落是带有旋律的,绝无“文革”时期流行的调子。世间的思想还可以如此表达,在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美好的词语何以诞生于穆旦之手,从阅读他的译作开始,便影响了自己后来书写的路径。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四处寻觅普希金的作品。有一次在一个同学家遇见一册《欧根·奥涅金》,真的爱不释手。这是他父亲的藏书,我很想借来,但未得应允。记得其父是县城的司法部门的干部,一向不苟言笑。“文革”那么多的书都禁了,他还保留着此作,在我们小镇里是不可思议的事。我多次恳求他,同学的父亲好像觉得奇怪,也有点绝情,严厉地说,不能借给你,不要再来了。

我第一次因为求书而不得,生出失落之感。少年间的遗憾中的纠结,就属于这次了。同学的父亲不知道我是如何喜欢普希金,以为是猎奇于域外的诗歌,在那样的时期,阅读它是不合时宜的。其实对于天底下的艺术品,十几岁的孩子是完全可以慢慢进入,甚至得其妙义的。不是每个成年人都能够意识到此点。当我后来也到了这位同学父亲当时的年龄的时候,凡找我借书的青年,能满足的,都尽量地做到,因为少年时候的那次挫折,使我终于觉得,饥渴的幼苗,是可怜的,当及时送去雨露才是。在没有书可读的年月,我们错失的精神实在是太多了。

偶然的机会,也会遇到普希金迷,那时对于我,乃意外的快乐。记得有一年春节去大连姥姥那里过年,表姐的同学小梁来家里做客。知道我读过普希金作品,便在我们面前大声朗读着《致大海》。他穿着夹克,头发留得很长,气质也有一点俄国人的样子。梁兄大病初愈,情绪有点低沉,他把自己写的诗朗读给我听,完全是穆旦的诗风,缠绵、幽婉,苦苦的诉说中有热风的吹送。我很惊异于他的坦率和大胆,而且,词语又那么优雅。我知道,在没有诗歌的年代,许多青年的爱欲是在另一个天地间涌动的。而那时候暗地里喜欢俄罗斯文学的人,获得了表达的外援。只不过他们在地下,属于以另类方式自言自语的人们。

不知道怎么,我也开始悄悄地写着穆旦翻译体的诗句。只是不能公开,在小本子里涂涂抹抹。青春期的感觉,借着翻译体流淌着。因为害怕被人发觉,题目都很隐晦,云里雾里,绕着谜语般的句子,自己感到了开心与自由。但不久还是被同学看到了,老师敏锐地发觉我的苗头,找我谈话:

你读过什么人的诗?

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

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诗人,要注意了,这诗的倾向是不健康的。

……

我知道老师也有保护我的意思,他害怕我被人视为异端者流。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最喜欢的文字,原来是有毒的。此后,不再敢与任何人谈论外国的诗人。“文革”后期,口号诗流行,还出现了小靳庄诗歌运动,学校也跟着活动起来,搞起诗歌比赛活动。老师找到我,要写一写大众化的革命的诗歌,改改写作的风格。我找来报纸看了看,满纸豪情壮语,古诗中没有这类型的,觉得口号诗是最好作的,遂写了多首民谣体的。这些作品不需要用心血,按照流行的概念演绎即可。一般要大致押韵,铿锵有力最好,鼓动力被提倡的时期,口号诗是备受欢迎的。而我的文字,第一次上了黑板报,同学们投来了赞赏的目光。我也由此因为文字之事,获得了一丝自尊。

▲穆旦诗歌《自然底梦》手稿

▲穆旦诗歌《自然底梦》手稿

但这种无意中得到的虚荣,使我很快滑入到狭窄的路上,觉得以此可以得到世间的认可。所以,那时候的我在内心深处喜欢的是鲁迅、穆旦、艾青的文字,但场面上却迎合报刊的调子,词语是夸张和虚胀的。日记本里的表述是一种文本,投稿发表的文字是另外一种风格。不过因为受到翻译文学影响,语句多少有点西化痕迹,与当时的文体还是有些差距。我到乡下插队的时候,开始在县文化馆小报发表作品,有人就说带着洋腔,是不足取的。我尽力克制自己的翻译腔,还是不能除去痕迹。不久深深感受到,用流行的语言写作,是一切写作者唯一的选择,这让我不得不放弃内心曾有的觉态,向报刊体靠近。七十年代小说家唯有浩然走红,诗歌则有李学鳌、张永枚等作品流行。我写诗,不能用穆旦、艾青的风格,也不喜欢李学鳌等人,只好模仿郭小川作品。那时候还看到了贺敬之的诗集,觉得在气魄上,是可以借鉴的。于是文风不免多了郭小川、贺敬之的影子。慢慢地,和周围的语境妥协了。我没有意识到,这一去就再难回来,为了发表作品而牺牲自己先前的喜好,甚至压抑本有的热情,这样与艺术之神就已经很远了。

我在刊物上最初发表的诗歌都是应景的速写,图解政治,远离内心,甚至多跪拜之姿。我知道这是一种表演,其间也是本能起了作用。这说明思想已经被时代同化了。所思所写,非自我精神的自然倾诉,而是别人观念简单的复制。当时编辑也随意改动我的词语,加上空洞的口号,面目就不太像自己了。可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些,甚至觉得是一种荣光。这些作品也像敲门砖,给我的工作带来了一丝影响。比如可以脱产搞一点文字工作,或外出学习。这些对于当时的知青来说,都是不易得到的机会。

当我窃喜于自己的小聪明的时候,时代已经在慢慢变化。七十年代末,高考恢复,艾青、穆旦才重新被提及,而且大学课堂上能够讨论拜伦与普希金了。不久朦胧诗开始出现,渐渐读到了北岛、舒婷的诗歌。我突然发现,他们是沿着民国诗歌的传统开始自己的诗歌之旅的,几乎没有“文革”词语的影子。这些新涌现的诗句是从心里流出的,穿过岁月的黑洞,以高傲的目光,点燃了灰暗之地的野火。那些被遗忘的情感方式和爱意的方式,刺激着我们的内心,由此也感受到先前没有遇见的图景。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他们拥有的感觉,自己是有过的,但早已埋没到了内心深处。一个作家应该恪守的是自己的感觉,忠实于内心的一切。但我很早就被同化于时代主流的风潮里,那些追踪时髦的诗文已显出了苍白之色。

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化,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有了拓展的空间,出现了诸多活跃的诗人。不久就读到了一些域外诗论,许多陌生的理论令我颇为兴奋。于是开始思考诗学的某些问题,慢慢地意识到了穆旦那代人对于朦胧诗作者的深远的影响。穆旦译介域外的诗歌,是有一个梦想的,那就是改造汉语的书写手段,探索精神的可能性。联想起穆旦自己诗歌的写作,腾跃翻滚之中,绝不迎合模式化的表达,一直走在无路之途上。就探索的勇气而言,他与鲁迅有着某些接近的地方。

重返穆旦,给我带来一次精神再认的机会。也知道朦胧诗的作者们有许多是衔接了艾青、穆旦以来的传统的。艾青的诗有印象派绘画的光泽,但无处不带有现实的观照。穆旦的诗作,没有艾青的透明与辽远,但鲁迅式的内心拷问时时可见。他的文字沉浸在自己黑暗的记忆里,却又不顾影自怜,又常常瞭望窗外的风景。但那些风景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充满了旷野里的远路、风中的枯树、异乡客、苍老贫瘠的人们。他以哀叹的眼光搜索晨曦之迹,且留住那一丝微弱的光。这属于现代诗的感觉,能够感到,他后来倾向艾略特、奥登的作品,把他们的佳作译介过来,乃内心相通的缘故。这才是现代诗人自觉的选择。而不幸,我在青少年时代,与这些精灵只是擦肩而过,却没有留住那些火种。自然,社会教育抵制了内心自由的展示 ,我们学会了对于内心的放弃,以外在的尺度选择表达的方式。这不仅逊色于民国诗人,与六朝以来文人的审美意识比,都是大大的退化。

当八十年代的启蒙风潮卷来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自己应当去面对什么,舍弃什么。我到沈阳读书后,有一段时间不敢写作,大量的阅读与补课,心灵被不断冲击着。在浏览与思考里,我才知道世间的精神遗产如此众多,我们这代人了解的是这样稀少,仿佛蚂蚁在深壑里走动,不知天大,难晓地阔,是可怜的一族。穆旦是在平淡中发现幽谷的人,他不惧苦难的自信,与拜伦、普希金十分接近,其本人的写作,未尝没有他们的影子。从域外诗人的经验里,他发现审美是超越道德之上的精神凝视,诗人面对世界,完全可以不顾及道学家的语录,率然地释放自己的灵思,才可打开精神之门,飞翔于自由的空间。在译介了《欧根·奥涅金》后,他深情地叹道:

普希金没有以道学家的态度来描述奥涅金,也没有以政治或社会课题来要求他。在第一章里,奥涅金的生命只是青春的生命,他还没有进入道义生命的阶段和主体故事之中。普希金在这里只单纯地、突出地唱出了青春的赞歌,而这赞歌,不管它具有怎样时代的特征(及其局限),直到今天还能深深打动我们的心,激起我们的欢乐感觉。我相信,它将如马克思所赞美的古代希腊艺术,会在未来的时代永远“施展出一种永恒的魅力”来的。

我觉得朦胧诗的作者们,大多体味了类似的感受。这一点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述。直到多年后,在厦门的鼓浪屿造访舒婷的时候,曾和她坦言道,因为看到了她与北岛的诗,才知道作家该走的路在哪里,此后很少动笔写诗,也因为自己有过痛苦的经历吧。又过了几十年,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会上,遇见徐敬亚先生,聊天的时候,提及往事,深谢他当年的文字给我的暗示,他那篇诗化的理论宣言,我至今还能大段背诵。对我来说,他是最初觉醒和走出八股语言的批评家之一。

▲徐敬亚旧照

▲徐敬亚旧照

因了这个经验,寻找失落的存在,在我是一个命定的选择。当我做了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谈及写作的时候,总会以自己年轻时的失败为例。回溯那段灰色的历史,文章之道,乃心性之路的痕迹,精神之海是宽而广的,人有时远没有召唤出那些沉寂的存在。艺术在于从存在中去激活生命之流,并以纯然之力抵抗庸碌的存在。诗人是不谙世俗的独行者,他们厌恶流俗的恶声,拒绝外在的虚荣,精神的海永远涌动着,并升腾出暖世的灵光。自从屈原以来,无不如此,杜甫、苏轼、龚自珍的创作,也说明了此点。只是我对此领略得太晚,留下长长的足迹于歧路上,这是青年时代的不幸。我曾经希望年轻的一代不再重复自己的过去,倘错失了择路的机会,就难以返回原路了。在失真的幻觉里滑动的时候,那身体的行姿是变形的。这是我们这代人给后人留下的一笔负面资产,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清理它,每每思之,真的是可叹也夫。

作者介绍

孙郁,本名孙毅,辽宁大连人。1988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现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特聘教授, 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2002年到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并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主要著作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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