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马龙：教堂钟声

迈克尔·马龙（Michael Malone）是美国《福布斯》杂志的资深编辑，擅长用文学的笔法来做科技文章。《教堂钟声》发表于《福布斯》杂志二00一年特刊号。从表面上看，作者写得很轻松，但文章所指都是及其严肃的话题：我们心脏跳动的节奏能否适应芯片的速度；不要忘记我们是人，都是肉体凡胎，承受力是有限的，所以搞不好科学技术的每次胜利都能变成我们的丧钟。作者连续二十多年报道硅谷，对科技持慎重态度，正因为如此，他的话才应该引起大家的思考。

硅谷世界里一片骚乱，人们整天搅尽脑汁节省时间，哪怕从每一次传送、修改、决定中省出一微秒，但时间留下的重要教训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不惜花费数十亿美元，为的只是看一眼未来的某种产品，而这时一个关于我们未来的预言正躺在两个奥伦印第安人的头骨里，这两具骷髅颅骨朝下，一半露在外边，一半埋在稻米盒子里。

硅谷的正中央就是圣科拉拉大学，大学是一片由砖石建筑和花园构成的绿洲，围在四周的却是工业园区和城市开发的住房。大学的正中央是圣科拉拉传教会的教堂，说教堂位于大学的中央丝毫没有夸张的意思，从感情上说也很恰当。教堂是一七七七年根据圣方济各教会的指示修建的。

教堂四周有玫瑰花园、紫藤小道和一堵年深日久的砖墙。花园也好，砖墙也好，都能讲出不同寻常的故事。但玫瑰花园讲述的故事是其中最可怕的。就在这片荆棘和红黄相间的花瓣下面，泥土深处根结交织，埋葬了数不清的奥伦印第安人，一副副骷髅，有年青人，也有老人，他们是天花、水痘、流行性腮腺炎和麻疹的牺牲品……但其中绝大多数是时代变迁的受害者。

数千年里奥伦人主宰着这片峡谷。然而他们身后留下的却是几片落满灰尘的残骨，这几片遗骸如今正放在图普洼的铁盒子里，而铁盒子又放在早已废弃的橄榄球队的更衣室里。在校园最远处那座建筑内，考古学家罗素•斯考罗尼科（Russell Skowronek）组织自己的二名助手和五名自愿参加的学生，正日以继夜地从沥青停车场和浇筑的水泥基础下面抢救被人遗忘的那些奥伦工艺品。他们将发现的文物一一编目，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制造业的历史，可谓一座述说早期加利福尼亚文化的石骨陈列馆：一块石板、一支石笔、一个陶球、干瘪的杏核、玻璃容器的下半部分，此外还有其他颜色发黄的各种碎片，这些东西都是从大学操场下面和被人遗忘的圣科拉拉鞋厂遗址中发现的。令人惊讶的是，干稻皮里还有二个奥伦人的头骨。

斯考罗尼科坐在大学教师俱乐部里焦急地搅拌杯里的咖啡。他精力充沛，蓄着长长的胡须，说话语速很快，好像那种无人倾诉的男人。

“此刻我们正坐在现代计算机时代的中心位置，”他说道。“这你已经知道。但你不知道的是，计算机时代二百二十年前就开始了。”

斯考罗尼科面带微笑。“我来解释。一七七七年之前，奥伦印第安人生活在循环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在一万年里都没有发生变化，从最后一个冰川时期以来始终未变。那里真的没有线形的时间感，有的只是弧形的。春去冬来周而复始，或是打猎，或是种植。那个世界里没有时间。实际上，我们如今自以为生活多么优越，但我们估计那时一个成年奥伦人每周工作二十小时就可以养活一家人。”

斯考罗尼科继续说，奥伦人的生命不很漫长，也不特别复杂。奥伦人生活在部落里，部落间很少来往—除了偶尔的战斗和通婚—毗邻的部落相距仅有半英里。部落之间很少贸易往来，住在旧金山海湾一英里之外的部落可能从来没吃过鱼或蛤，他们主要以鹿肉和橡子面为食。早期来这一地区探险的欧洲人大为困惑，因为一个部落的向导最多把他们领到下一条溪水，然后再也不肯前行，担心丢掉性命。

“一七七七年一月传教教堂宣告成立，这一切也随之结束，”斯考罗尼科说。“忽然之间奥伦人发现自己生活在时间里。西部欧洲的时间。教会的生活是由钟声指引的。听到钟声以后，你才起床，吃饭，祈祷，工作，最后结束一天。从教堂的钟声第一次响起的那一刻算起，圣科拉拉峡谷的时钟就开始转动起来—而且时钟转得一年比一年快。”

被时间包围的不仅是牧师，还有奥伦人。数千年来奥伦人的生活中没有时间，这使他们无法抵御每天从塔楼上传来的钟声。

圣科拉拉教堂很快成了谷地里一切活动的中心。五百年里从未走出五英里的各个部落突然间开始跨越古老的疆界，为了贸易定期前往教堂。很多奥伦人干脆留下来，住到教堂附近。几代人之后，贸易很快繁荣起来，部族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奥伦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变为一个部落，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也失去了五十种方言和独特的家庭工艺，方言与工艺长久以来一直象征着他们的独特风格。他们的艺术和语言交杂之后被一种通用的形式所取代。奥伦人耳边听着教堂钟声，踏上了一条永远也走不回来的小路。

奥伦人面对钟声表现得十分脆弱，这可以象征性地说明他们对许多西方东西缺少抵抗力，在可怕的传染病面前，奥伦人更是不堪一击。教堂建起后的三十年里，数以百计的奥伦人死于他们不具备免疫力的儿童传染病。洗礼过的人死后埋在现在的玫瑰园里。还有许多人死于其他原因，尽管不很明显，但也与西欧时间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饮食、过分劳动、工业事故、药物以及生活在时间世界里承受的压力。

“新世界不仅改变了谷地的生活节奏，甚至也改变了谷地的外貌，”斯考罗尼科说。“与日俱增的商业、宗教和教育需求意味着必须盖起更多的建筑和房屋。这就需要更多的砖瓦，烧砖瓦又需要更多的碳窑。烧窑又需要焦碳，焦碳又需要橡树。伐树毁掉了谷地里的森林，也毁掉了奥伦人的橡子。从那时起，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吃西方的菜饭，过西方的日子。”

到了一八二七年，也就是谷地的第一个现代时代，圣科拉拉传教会回国一千四百六十二人，这时西班牙语越居混合语主流。谷地四周散放的牲畜成千上万，教堂附近也建起了第一个葡萄园。阿尔塔加利福尼亚因其在太平洋沿岸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很快也变成世界经济中的贸易中心：牧师身穿来自中国的丝绸外衣，住在教堂附近的人经常购买舶来的商品，有的来自阿卡普尔科和墨西哥城，有的来自菲律宾和西班牙，甚至也有英国货。

一八四五年之后的十年里，谷地生活发生了第二次革命，这场变迁的深刻程度同前一次相比毫不逊色，人们可以从中得到相同的教益。教益之一是科技变化不仅能带来全新的产品，社会也将被迫围绕科技重新组合。此外这一重组不仅是结构上的，也是时间上的。变化的参与者从物质和文化两方面重新塑造世界的和社会的结构，并不可避免地接受全新的时间观念及其自身独特的结构和循环。

第三个教益最令人不安：当社会遭遇这类变化时，社会分子分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通常是大多数）不能或不愿意跨入新世界，因此随着变化而消失。另一个阵营，也就是跨入新世界的少数人，同下一代和新来者融为一体，确立全新的身份，这一过程干净彻底，抹去了他们身上留下的所有陈迹。

“十九世纪前五十年发生的变化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斯考罗尼科说。“开始时有五十个部落，几乎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奥伦印第安人。然后来了卡塔罗尼西班牙牧师和混血大兵。不久之后他们又都成了加利福尼亚人。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里又来了盎格鲁人。他们占上土地就不离开—至少在熊旗造反和淘金热之前盎格鲁人都是占地者。后来他们又变成‘拓荒人’。

从表面上看不过是称谓发生了变化，其中夹杂一些公共关系。但是，名称的变化实质上代表着根本的变革。前前后后的这些人群生活的世界截然不同，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群里生活也会发生巨大变化。”

对这场变革没有谁比奥伦人感觉更深。从第一次时间革命中活过来的少数人，几年之后不再是印第安人，经过某种古怪的变异，他们成了墨西哥人。“后来，”斯考罗尼科说，“美国在这里建州后，从根本上说，他们什么也不是了。他们没有权利，也不被当人看待。结果他们都消失了。他们尽力在少数民族中隐藏自己，失去了奥伦人的身份。他们的后人直到我们的时代环境安全后才敢再度出现。”

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加利福尼亚人也成了墨西哥人，而且大部分被挤到边缘，因为谷地又涌来新移民—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美国人）—这些人很容易就适应了新的生活节奏。

新移民中有一个德国人，名字叫杰克伯•埃贝哈德，他从岳父手中买来一家鞋厂，这家鞋厂也是从制革作坊演变来的，其历史同前文提到的教堂一样古老。鞋厂经营将近一百七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关闭，可以说这是谷地历史上历时最久的一家企业。埃贝哈德为鞋厂和自己的家庭带来了最新发明和消费产品。一八八0年他的私宅已经安上了爱迪生的电灯。鞋厂发展成高大的十二座组合建筑，建筑附近还高高耸起了一个大烟囱。这家鞋厂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在里边做工可不容易—刮风时街对面新建的大学校园对鞋厂大为不满。然而在内战后的年月里鞋厂在美国记录中独领风骚，因为皮革就是十九世纪的塑料和硅，而且谁的制革工艺也比不上埃贝哈德。

鞋厂鼎盛时期每年向世界各地发送九十万磅重的牛皮羊皮，其中大多数运到麻萨诸塞州洛维尔的制鞋工厂。不过埃贝哈德不仅仅是皮革批量生产商，他还生产世界上最好的马鞍皮革，“一0一大西部博览会”向他订了一个镶钻嵌银镀金马鞍，订价一万美元。按照现在的价钱计算，这是“全美国最漂亮最昂贵的马鞍。”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埃贝哈德的鞋厂是由闹钟、怀表、工厂汽笛和列车时间表构成的世界。这里流动的是崭新的时间，只有适应者才能生存下来。善于驾驭时间的人如鱼得水。新的时间再一次改变了周围的景观。此后的制造业里又多了一个复杂的程序。如今的订货加工依照这样的程序依次展开，从顾客到零售商到推销商到制造商到供应商（如埃贝哈德），然后再倒转回来。这一系统要求迅速传递信息和材料，所以谷地不久就布满了电话网和铁路线。电话网和铁路线与牧场交汇的地方出现了城镇。教堂渐渐退出，昔日重要的地位被谷地中的商业中心所取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堂变成缅怀过去的实物，不再属于现代活动。

随着人们砍倒最后一棵高大的橡树，或者说随着最后一棵高大的橡树被畜牧业杀害，如今的谷地成了辽阔的牧场。

在茅舍里苟延余生的奥伦人最后从视野中全部消失。与此同时，今日桑尼戴尔公司的创始人、谷地最大的牧场主—毫不夸张地说，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小马丁•默菲正邀请全州参加他的金婚纪念。这是一八八一年的事。一个傲慢的男人庆祝的不仅是他本人的财富和权势，还有工业世界的胜利。全州到处包租火车：宰杀的牲畜不计其数。埃贝哈德，还有科拉拉谷地所有成功商人都在场。这是他们的时刻，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水位标记。

不过就在他们庆贺的时候，那个时代也已走近尾声，此后十年内牧场也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边的果树。科技再次拨快时钟。自流井、抽水泵、批量生产、市场和可靠的铁路公路，这一切使科拉拉峡谷变成人们心中愉快的峡谷，因为这里有全国最丰产的果园。如今峡谷运转依照的是公司时间、打卡机和“泰勒法”：在新建的戴尔蒙特和利比罐头厂里，工人们通过影片学习如何切杏，煮桃，剪枝。

一件件货物贴上五颜六色的促销商标，按照芝加哥证券交易所的价格向外出售，然后用火车运往明尼波利斯和曼哈顿的市场。

已故马丁•默菲和杰伯•埃贝哈德的孩子们如今住在市中心桑尤斯的豪宅里，送他们穿着体面的儿子们读圣科拉拉大学，送他们的女儿们读圣母大学。当地的城镇不断膨胀，因为又从葡萄牙和东欧来了一批罐头工人，后来者把挣到的钱存入刚刚成立的意大利银行（很快将变成美国银行）。

如今阿尔马达大道两旁建起的别墅，一直从老教堂延伸到桑尤斯，这条路上还留着当年圣方济各会员踏过的足迹。

春天到来时，街道上洒满了从水果树上吹落的花瓣。忙碌的司机急着赶工作，因为他们是按新的公司时间上下班，所以他们向市政官抱怨交通不好。

时间再次加速，谷地又将发生变化，随着生产程序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也随着发生了变化。年迈的先行者们如今虽然名声显赫，但已不合时宜，他们或是被人拉去出席博物馆开馆典礼，或是接受地方报纸采访，讲一讲谷地昔日的风光。新一代作家如杰克•伦敦和《落日》等地方杂志总有文章写到科拉拉谷地，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心中难免产生怀旧情绪，进而从早期教会时代的艰苦生活中创造出一部经久不衰的神话。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谷地四周新开发的房子大多涂成砖色，镶上瓦片，有的甚至还仿照了教堂的塔楼—但车库里装的却是最能代表新时间的东西。当快乐的谷地正享受自己刚刚发现的奢侈时，两个年青人，比尔•休利特和大卫•帕克德已经扭动了新一代自动扬荡器的按钮，从扬荡器发出的高频声波中可以听到谷地的下一个时代正悄然走来。接着便是一九五五年，也就是无力支撑的埃贝哈德鞋厂关闭之后的第三年，威廉姆•索科雷带着一群聪明能干的年青人和因发明晶体管获得的诺贝尔奖，返回他童年的家乡，重新设置钟表时间，他童年记忆中的科拉拉峡谷也随之消逝。

生物学家早已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每一种动物的心脏—从行动迟缓的巨龟到匆匆忙忙的家蝇—都能跳动十亿次，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即使令人怜惜的蜉蝣在张开双翼之前的卵化期，心脏也能跳动一百零九次。

为什么是十亿次—最多二十亿次—不能更多吗？答案好像要从细胞内的某种时钟里寻找。仿佛全能的上帝以其不偏不倚的民主精神命令每一个物种都活上七十年，都体验同样的经历，不论活的是快是慢。希神克洛索可以改变每根生命之线的内容，但拉基西斯总是拽出同样的长度让阿特洛波斯剪断。我们为推延死亡之钟所作的挣扎，不论多么持久，多么昂贵—药物、营养、安全、遗传工程—最多也只能将我们的心跳次数提高一倍。

但是，数字的固态的世界是峡谷生活的新节拍器，数字世界的情况全然不同。现代合成的硅片很快就能每秒运行十亿次。一兆赫。十亿次电子心跳：一生的时间等于一秒钟。而且在十亿次跳动结束后，不会出现小小的电子死亡，随后将是另一秒钟的十亿次，一秒接一秒地跳下去。由于硅异常稳定，除了宇宙射线之外不怕任何东西，每个硅片在死亡之前都具有十多亿次数字生命，地球上所有生命加起来的长度也赶不上硅片。

这是全新的时钟，我们的时钟，谷地数字时代的时钟，这是教堂的大钟，但其鸣响的频率却快似从前，快的连神经细胞都来不及在我们的大脑中划出弧线。在眨眼的时间内，这座时钟就敲出了硅片时代的永恒。根据摩尔法则—这一法则既是对我们生活的界定又是对我们未来走向的预言—新的硅片时钟将越走越快，每隔几年速度提高一倍，直至最后带来无穷无尽的、超出人类理解的变化。那又会怎样？下一座时钟重新设置时间后又会发生什么？谁能在下一个时间里生存下来，他又能发生什么变化？

阅读报纸杂志，收看电视节目，网上冲浪，在当地百货商店购物，倾听日常会话中的词语：如今硅谷是世界的中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来自硅谷的革新动力正改变着这个现代世界，硅谷创造了新模式，重新规定了我们的交流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包括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这个数字宇宙中，硅谷是新的格林威治，我们建起大钟，规定生活节奏；世界围绕我们的时间运转。我们自成一类，我们在整部世界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之前不仅没有先例，而且永无终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是我们的盛大晚会，我们邀请全世界都来参加。我们煞有介事地大谈长期繁荣和永久兴旺，仿佛上帝亲口将永恒赐予我们美好的作品。

不过回顾过去就可以知道，这一切都不新鲜，不过是规模大了而已。事实上，在现代圣科拉拉谷地走过的二百二十年历史中，这样的时代还出现过三次。每个时代都被后来的技术革命赶下台去，每个时代都是按照另一座更快的时钟运行的，每个时代在规模上都波及全球，每个时代都改变了谷地的性质和谷地居民的自我形象，而且每个时代都把前一次留下的记忆抹得一干二净。从每个时代最傲慢最自信那一刻算起，再过十到二十年就是它们的末日。时钟再次转动，每个时代都像米诺斯或卡萨基那样被彻底扫除。前代移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嘴里说的是不同的语言，而且名字也与先人不同。如果历史的循环还将继续下去，那么我们所知道的硅谷和数字革命的末日将出现在二0一0年前后。之后会发生什么？时钟再次调整，也许这一次是核苷酸速度，利用生物电脑，或量子光点，或一部硕大无朋的全球电脑，每秒运转三十亿次，连接一千亿部互联电脑和硅片，以全新的硅片意识承载世界的所有知识。

但是，不论时钟发生什么，节奏必将快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这种炽热的约束之下，我们中有谁能够渡到彼岸？少数人可能办得到，也许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全部生命都是在网络空间度过的。不过换一个角度也不难想像，谁也无法跨入那个崭新的世界，或者说，二十一世纪最后十年到来的下一个世界，至少人类是办不到的。

那么这个新时代、新时间，属于谁，或准确地说，属于什么？我们凭直觉已经知道：属于机器。硅片一秒钟可以活一生，而且能活十亿次。对它们来说新的时钟转动的节奏仿佛田园散步。最后，被赋予人性的软件将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替身……直到它们不再需要我们。它们最终将接管网络空间，将其变成自己的宇宙—机器中名副其实的幽灵。它们会像我们那样在一微秒钟之内改变身份和角色。根据摩尔法则，它们越变越聪明，速度越来越快，应付高速时间的能力也能随之增强。于是工具变成工具制作者，也许工具制作者反而沦为工具，我们生活中数不清的东西将成为残缺的碎片，存入未来的网络档案。

我们已经像浮士德那样与时间讨价还价：加入由这座时钟组成的世界，我们就给你进步，给你希望。还有药品。更长的寿命。大量知识。周游世界的能力。飞上月球。倾听钟声，响应召唤……我们听到钟声，我们得到特别丰厚的回报。但是，代价无比昂贵—或许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时间即将再次提速。那个节奏很快将把我们抛到后面。

对奥伦人来说，教堂大钟可能敲响了我们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