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鸦手记：一旦邂逅玫瑰园
盐在多刺的玫瑰上１９２
出了金边机场，我对摩的司机说，我们去堤岸１９３。时间太晚了，什么也看不清，只有模糊的楼房轮廓，黑黢黢的街道——大概不是重要的旅游区域，倒不是说没路灯，主要是四周无人，这样我们就看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无价值之人”了。而另外一些人，平时借助权势，却十分活跃。但现在，连这些人也躲到幻想的后面去了，似乎我们又看见了秘密，夜幕遮掩一切难看的细节，但能闻到森林的气味——暹罗的森林？
森林——关于它，我不得不承认一个羞耻的词特别容易在记忆中徘徊不去。小时候我们称女人的阴户及周围柔软的阴毛为“黑松林”，男孩中间十分流行，不知其他孩子是不是也还记得。保持一种想象，就是和过去保持某种联系。扮鬼脸也是孩子最爱干的，化妆吓人，用印泥、墨汁、蜡笔改变我们的面部，乘夜色缭绕——现在我才知道，小儿扮怪相，就是抄袭大人的出场，很像旧时的演员着戏装跨过舞台上的“鬼门关”。演什么角色并不重要，反面，正面，重要的是获得了一种分身的经验，在寂寞中变化。人生那么暗淡，哪怕是欺骗性的——难道“颂扬我们的欺骗比低劣真理的黑影更为珍贵么？”１９４，他也会很快活，尽管会遇到吓人的罗刹，骑魔马的大黑天——在印度教范围，包括本地，有人称这些神是万人迷？也就是我们众生的变相。关于先知，聪明的慧能称其为尘埃，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关于偈的故事，必须经过自己觉悟的夜晚１９５。各种幻想中的袭击，诱惑，恶念（在拉嘎纳是古老的杀人掠胆）都会随夜幕降临，神秘的东西会附体，这时四面神表现出它惊人的复杂性来。所以，拉嘎纳不讨厌晚上，但也不会专为它存在。平凡的白昼，更容易饱餐秀色。白天总是应接不暇，新鲜感战胜了冗长感，平息内心的激动，让人进入甜美的异国他乡。
问了许多家旅店，都没房间，转来转去，最后又回到堤岸区的中国城。——你不能指望一幢建筑会随时随地为你打开所有的房间，所以，观事以窗。
我们降低标准，只求房间有通风的窗户。有家华人开的旅店给我很深的印象，不知是因为改建还是什么原因，所有房间都没窗户。如果我们从外面回来，一切便与我们没有关系了。这种梗阻，让人心慌，主要是分心。我们很快就退了出来。
其实，即使禅房也是靠心灵闭合来维持我们和外界关系的。如果心慌，一切就无从谈起。
前面谈到过霍伯，他的画让人心慌，是因为他突然在我们中间安插了一个抽烟的小丑吗？那些旅馆房间中的女人，因为心慌，都爬起来看书，望早上的太阳，搬岔道工在那浪费时间，——但心慌不是因为浪费时间，或因为孤独，而是不知所从。我们对事物的拜访，突然一下就都中断了。
奇怪，转了一圈又回到最开始那家。我们开始变得没有耐心。谁说了句“离皇宫不远”……随后，太疲倦了，昏昏欲睡。早上起来，只记得一大群本地运动员在旅馆楼梯上跑上跑下的。他们举重，深呼吸，伸胳臂撩腿，一下，又一下，精神抖擞。然后，吃很多东西，在拉嘎纳！１９６
清晨，万物苏醒过来，湄公河伸手可及。但在１９７２年，湄公河对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另一个地方的湄公河，上游，在丰沙里和琅勃拉邦之间１９７。“琅勃拉邦”曾随殖民时期一位行政长官的女人进入过杜拉斯的记忆，成为永久的秘密（见其《物质生活》）。那里人迹罕见，也曾捎带零星的战斗进入我的生活，本身就索然寡味，和青春无异。一个不知名的述评家针对当时一大堆新闻图片说过这样的话：动乱、战争、或革命都无关紧要，不管你是赫鲁晓夫、肯尼迪或是其它任何一个无名小卒都无所谓；至关重要的是，怎样去解决每一个冲突。集体主义生活没有冲突。但在我不了解的外面，则凝聚了许多冲突和似乎不能解决问题的瞬间：逃跑的达赖和尼赫鲁在一起（１９６１年），一黑一白；一个戴眼镜，一个没戴。尼赫鲁伸手指向一个方向——什么呢，西藏的出路？更早些，在另一个地方，副总统尼克松则用手指戳着赫鲁晓夫（摄影师固执地拍下这张照片）——关于Ｕ２侦察机，还是拖拉机？１９８还有赫鲁晓夫和铁托坐在游艇上——这次是赫鲁晓夫轻松地指着某个方向了，铁托的重心向后，手放在椅子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像戴高乐（１９６６年的世界之旅，）在某座纪念碑前挥手；英国首相在宣布辛巴威独立的大会上挥手；毛泽东在文化革命手持自己的语录向群众挥手；“猫王”在向其他人描述军队理发时也伸出了两根手指头（比喻剪刀）；最可恶的瞬间是龙恩上校在大街上枪杀穿花格衬衣的越共１９９，他伸出的这只手被摄影师抢拍下，一辈子也没有洗掉恶名，战后跑到弗吉尼亚开了家比萨饼屋。后来，我反复看这张照片，刺点何在？——应该是他的脑袋，草菅人命的发型，一只因冲突失去平衡感的梨子，被枪杀者的脑袋只是烂苹果：
印度支那集合起了所有致命的成长，
集合起了所有的牺牲，所有刀耕火种的山头，
集合起了所有像切·格瓦拉，或龙恩上校似的人物，
罐头，蕨菜，十二指溃疡，背炸药的人，被山洪冲跑……
而你却只记得黄鼠狼般的哨兵，你只看见一个空降兵，
落地就成了俘虏，他还以为自己降落在弗吉尼亚，
现在，他会干什么呢？推销薄饼？或在一家酒吧
谈被摧毁的双子楼，讲一个关于印度支那王储的笑话？
他可能会更先预见一朵不祥的云，
能比广岛的蘑菇云更快吗？
我们的记忆很有限，轻微的惩罚，非常舒适地
把每个人送到自己的座位上，你只知你的所闻，
说出三十年前宽敞的棉袍，或古巴的“猪湾战争”，
你只在帐篷里看见一具死尸，或知道巴黎的“红色丹尼”，
我们回忆起当年在行驶的列车上那种高度的绽放，
每个人都有双厚皮鞋，仿佛要去过冬，实际上，
我们要去的地方却是印度支那，是炎热的泥泞之王，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才知道这就是那个地名，
每只青蛙都参加了战争，每只蚂蟥都被密林中的枪刺痛。２００
涉事者都有自己的窗户，也都有自己的黑暗，发生在世界上不同的交叉点上，所以，越南，成为文化记忆，像杜拉斯说的，让人心醉神迷。这个越南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越南２０１，是罗柏特·卡帕的越南２０２——他认为相机是一种比画笔更直接目睹世界变迁的工具，他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还不够近。最后他近得来把命也丢在了那里。这个越南也是苏姗·桑塔格的越南，她曾有趟河内之行，她认为一个词语遭受背叛，要再严肃地看待它们就很困难了——谁背叛了“越南”这个词语呢？所以越南也是每个旅行者的越南。
为这个我专门跑了一趟，西贡、岘港、顺化……。在顺化，我在一座几乎荒废的院落里看到一堵墙，上面刻着“VOVINAM”的字符。我想去看当年的军事分界线，已经靠得很近了，但随行者没人愿去，司机也不愿意，它荒芜了，被遗忘了。关键是失效，时间，地点，动物，人，物质和非物质——现在这个词因为频繁使用开始变得令人厌烦，只要和革命的远方拉上关系，词语马上就变得面目全非。正是此刻，一种失效把所有我们个人的记忆和人类的记忆连同一切散发的气息混淆起来，古旧，新鲜而模糊，犹如我在皇宫附近河边晨步时看见的白莲花，与肮脏的亚洲地面物毫无关系，但却生机勃勃，宛若在一条纵横交错叙述的轴线上——我们的旅行小说。
１９３０年，在法属交趾支那，有个人也在这条路线上走着（杜拉斯），我只是重蹈覆辙。而事欲重复两次味道便不一样，何况岁月蹉跎，时光消逝。我见到些老掉牙的风扇，希腊式的圆顶门券（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在巴比伦路上，跟鱼说说话：‘亚历山大，死吧’”）２０３，细腻繁琐的殖民建筑和地道的支那土台，神像，类似顺化皇城的残垣，沉浸在老掉牙的亚洲的春节中。丑陋的卡车载着舞狮人（不是这点，我还真忘了是在外边），比乞丐眼里的世界好不了多少。脏，是种味道，中国城，堤岸，旧街区。另一些狮子却朝着亨利·穆奥发现拉嘎纳的方向２０４，石头上的守护神。但有一头狮子带着斑斓的皮毛，在我们涉足之处敏感地蹲伏着，“干燥的石头间没有流水声，只有这红岩石下有阴影，（请走进这红石下的影子）２０５，成为这片影子，和那三座高塔对峙。石头狮子为了提醒这种叙述，也呈斑斓状——特有的拉嘎纳式的斑斓。只有在《神曲》开篇的那片森林和荒芜的石头造像透过迷蒙的混合才能产生的那种斑斓，实际上是亚热带的雨水，鸟粪和碳酸质在作怪，拉嘎纳式的混合，时间，把一切都搞混了，颜色，记忆。
１９９７年，在我写的《鸟踵》里有这样的句子：“从未见过这样的鸟粪，鸟儿在千年前还轻松地诉说着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他是第一个告诉我们鸟和人距离的……”２０６。这幕喜剧就是时间倒置，混淆，拟问——“你只看见一架超薄型的飞机（伊朗宣称已有了无人驾驶侦察机），它最了不起的姿势就是飞越障碍物”。不是很滑稽吗，飞机岂止是飞越障碍物，但在返老还童的眼光中，它最了不起的就是超越障碍物。这个障碍物不大，或许就是一件旧衣服，一张椅背，一座小山丘，一朵云……。障碍物也是各种各样的笼子，而一只鸟捕捉一只笼子——不是笼子装一只鸟。这个笼子可能就是玫瑰园，里面有精致的青花鸟食罐，这个隐喻用到政治上是可怕的（这里我不准备再运用斯金纳的“行为主义的乌托邦”，《旁观者》已谈过），就等于进了玫瑰园。我早期的诗作也有关于鸟的：“在鸟的王国，我诅咒，陷阱，捕杀，大栅栏的联盟”２０７。现在看来，这个“联盟”更加壮大，比八十年代围剿“朦胧诗”更大，更隐蔽。时间倒置的现象很多，关键是没人返回，很少人能返回，——而且，是此时，往前跑，到达边界，然后再返回来。往前跑的人很多，根本不看后面，遑论返回，——“窗外有人在吹口哨，只是这一瞬间，你才觉得自己像个巫师，在屋檐下，探得瓢泼大雨，换得一次心跳”２０８。
这些句子表达的就是这种状态，一只鸟捕捉笼子的状态，不是反过来。多数人是被笼子套住的，就像他们不可靠的股票。所以，多数人仅仅是仿生者，在做仿生运动。吃摇头丸就是模仿古代巫师在祈雨前涂曼荼罗花汁，以产生幻觉，“神经和道德完全错乱”２０９，就像地球倾斜在不太干净的大气中，尽管你学牛“哞哞地叫，在耕地上疯跑”２１０，也不过是为了一堆废铁，这种废铁不是针对此时说的，而是往前跑，设定一个点，然后再返回来。经过此种非空气的氧化，它们变成了废铁，“即使从飞机库抬出最结实的滑行器，你仍然进入不了大自然”２１１。还有腐烂者（我第一次看到尸体腐烂，恰好也是在离拉嘎纳不远的地方，埋在森林和枯叶中的南塔，老挝靠近中国的地区）。经过氧化，那些幸存者，那些书写，犹如我在丝绸路上看到的那些有图案的残绢，肚兜，裹尸布，犹如美丽壁画上残存的划痕和涂鸦，“尽管（它们）朝着生存的理由猛烈地鞠躬”２１２，但是，“作为永恒的回报，也作为惩罚的永恒回报”２１３，早就被毁了容，所以“我们将忘记南方那挥霍的习性，而记住北方冻结在土里的鸟食”２１４。实际上，谁也没记住这些鸟食。实用主义，殖民主义只记住此刻。看看杜拉斯飞鸿般在拉嘎纳一掠而过时记住了什么——听她亲切的叮咛：注意镜头，随时转移。杜拉斯——暗箱？阴性的普拉多，翻出印度支那的底片。
我又专门拿出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之旅》２１５——实际上整个主题就是现在和过去，记忆和遗忘，氧化和抗氧化。镜头给列宁那尊断成几截装在运沙船上的雕像很多。这尊雕像的主题就是被运向远方，但没人知道到底要运到哪里，就像逝者所号召的未卜的革命，所有的革命——拿破仑说革命就是毁灭一切。这条船的航向，因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让苏维埃的巨舰平稳地驰入世界”２１６，肯定是相反、背道而驰的。这具石头的尸体，其颜色是俄罗斯文人最迷恋的“马具”——“只有单薄的马辔头，还有马蹄铁迟钝的闪光”２１７，“他双手捧来了鞍子和马勒”２１８。暮色降低了可见度，长条骨架，阴森森的灰白色，缓缓地在时间之河上淡出。而同时，有许多东西又无法淡出，比如列宁生前最后拍的那张照片。摄于１９２３年，数度中风，山羊胡，瘦骨嶙峋，戴着他最喜欢的鸭舌帽，倒在轮椅上，由他妹妹推着。周围无疑聚集了一帮渺小的业余者。这正是他的病处——对革命接班人和“业余”的担忧，而恰恰他那与理想背道而驰的形象，就出自不知名的业余摄影师。想想看，一个职业革命家，马克思所说的职业密谋家，最后准备留给世界决定性的一张照片，或者说俄国革命的初级印象，却由一个业余的摄影师来界定。虽然，这张照片根据人们的记忆，一直到１９９４年后才被解密，公开，——显然，这里的潜台词是，俄国革命形式主义的完美性不能被来自领袖的氧化现象所降低，甚至贬损，因为他的姿势已不是前进的，而向往前进则又是人类最古老的冲动。身体的氧化谁能防止，尽管让人痛苦，但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人们曾想控制记忆，使大脑干燥，防潮，但时间之水却盈濡而进，把它填平。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秘密就在这里，跟摄影一样，它所捕捉的是时间中的孤独瞬间，也就是图像的每一刻氧化，世界就在这眨眼的瞬间消失。很巧，我手里正好有本《弗·伊·列宁影集》，１９６０年前苏联出版的，涵盖从１８７４年到１９２２年的照片。有的照片我在《旁观者》里分析过，比如列宁不戴眼镜和资产阶级戴眼镜的话题，列宁为什么要眯眼睛，包括戴眼镜的加里宁，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的双重法律和双重被俘２１９。涉及涂鸦的有：１９１５年５月６日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走出莫斯科工会大厦那张——熟悉的鸭舌帽，男性，无檐帽，女性，都是翻毛领，背后有标语和文字涂鸦；还有就是列宁由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陪着去参加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途中照片，时间是１９１８年。两人的姿势都是典型底层阶级式的——“列宁式的纯朴”，不卑不亢，但缺乏锻炼和失之平衡。路旁满墙涂鸦，尽是招贴、标语，残篇断纸。那架梯子也很有意思，它似乎在暗示领袖所倡导的斗争之路悬而未决。固然，马克思的书——像鼓吹手说的，不是排版的活字盘（马雅可夫斯基语），但死规则啥样，却也没人能确切回答。梯子倒下来横放，就是准备这样或那样的象征；但更滑稽的是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９日那张，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录音，录音话筒像只大喇叭，是用绳子拴结吊在领袖嘴边的，呈现出那个时代语音涂鸦的低级技术和业余水准。整个画册，感觉是他不断地说呀，谈呀，演讲呀，身体像红旗一样前倾，挥舞左手，很有力。除此就是写呀，抹呀，涂改……。但同样的问题，所有照片有时间，地点，但没有摄影师，——记录者，业余者，不重要？
七十年代初，在镜泊湖，我写过首长诗——不是写，几乎是从旧杂志上一个关于列宁的故事演绎而来。那个故事恰恰就叫《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后来从高尔基的书中得知，他和列宁在这里谈过，要不要杀死更多的敌人），他被钟楼的宗教音乐搞得心神不宁，便让人把乐曲变成了国际歌。时过境迁，后来又被叶利钦改了回来——都要遗忘应该遗忘的，也要记住一些应该记忆的，氧化和抗氧化，安哲罗普洛斯的“挥之不去”具有双重的含义。
杜拉斯认为，假如没有痛苦，一切将被遗忘２２０。
角色时常互换，在拉嘎纳有家电影院叫“伊甸园”。在我的城市，南方，马可·波罗穿过的地方，有个非常漂亮的本土名字“天府之国”（《华阳国志》）。意思是，我的城市是天帝之府库，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我们的“测量员”，克拉姆却发起了更名“伊甸园”的运动，声势浩大，肛门当成了号角，愚蠢之至，就像那些愚蠢的地产商痴迷于天堂和玫瑰园中的一切域名，篡改，牛头不对马嘴，胡乱涂鸦。——不想返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一切让我们赌气，一切都从字面理解，导致很深地赌气，因为一切都容易被搞成服从之下的幻想——就是这幻想让我们赌气，没别的。
闲逛时会让人想——他们为什么不干点别的呢？却专拣惹人懊恼而生气的事情。——或许，他们自己也很懊恼，而且睁大眼睛，大气不敢出。
如果，我们说：我是惟一能够回忆的，就是说他尚未完全氧化。
旅店门口站着一大帮摩的手，乞丐，残肢。每出来一个人，他们都有习惯性的反应，就像城市银行门口永远都麇集着换外钞的人。谁也不会厌恶他们，尤其在这里，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传说的哈努曼神。猴子嬗变。大堂门口的电脑前有几个金发西方人在上网——这些人万古不变。这就是马丁·帕在“小世界”主题中最喜欢捕捉的镜头２２１。旅游者，摄影者。
玫瑰必须有刺，泥中自然有腐烂物，而阳光则折射我们的影子。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倒影的城市，河流太远，湄公河，洞里萨湖。
所有的城镇全在灰扑扑的丛林中闪烁，具有先天的隐蔽性。
在一家超市，我们发现法国的沙丁鱼罐头盒很好看，十分精致，诱人，不是食欲，而是色欲，色彩。灵魂和内脏这时是分开的，因为玫瑰园的光线，色彩艳而不俗，贫乏而简单，全是原色，红黄蓝。尤其那种黄在拉嘎纳非常普遍，犹如柠檬，犹如香蕉皮，犹如削弱的鸭蛋黄，犹如金色减淡后的朦胧。罐头大小犹如一张６×７的页片，手感不错。其中有种罐头上面的漂亮商标图案包含着一张地图——拉嘎纳？食品宗主国的殖民地餐饮。
这里最漂亮的东西是丝制品，这些丝绸有许多做成装饰性的墙上挂帘。这里有各种稀有的木材，所以，挂布的架子非常讲究，雕工精细，两边还要对称挂几对人首鸟身的木雕小神像。丝绸品的自然图案经过法国殖民文化的调教，显得很有品味，除了格子纹。最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是一种活动的叼鱼的长颈鸟。许多味道最好的食物喜欢用树叶包裹，比如一种叫amoc的菜就是将鱼裹在香蕉叶中，再和着椰子、柠檬香草和红辣椒一起烘烤。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法式炒饭，出租司机都喜欢吃，只要请他们，他们就点这个，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食物。
拉嘎纳（Nagara），我喜欢这个音节。杜拉斯在小说里老提醒读者，这是“印度之那南部”，或“法国区”，或“中国城”。在我看来，拉嘎纳只是有些印象与此吻合，时间交错而过。罗兰·巴尔特说旅游就是相会，这里的空间，建筑，在地形学上还是属于过去的殖民范围——也就像年轻的时候杜拉斯说的“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在西贡的时候，为了暗和杜拉斯小说里描述的那艘邮船，欧洲殖民式的爱情告别，而不是梁家辉的美臀，我曾专门穿过满城流动的摩托车战阵，登上湄公河的夜游轮船，一边品尝越南菜，一边观赏黄昏河岸的灯火。数以万计的摩托车在街上乱窜，不知道他们要奔向哪。这种没头脑的散步方式，仿佛是在用机械发泄对过去殖民的嘲讽，侵扰，落后，现在则需要改变，需要享受和平与安宁，甚至新的危险，关系错综复杂。让人安慰的是，至少此刻充满和平的气氛。平凡，卓越混合的色彩，包括顶在头上的水果摊和所有的讨价还价，都暗示这里隐藏着一种可称为黑暗的中间力量，灰阶——既不想入地狱，也不屑进天堂，大概真理留在中间什么地方了。我们爱它，但不能和它相遇。这是一种危险的气质，因为摇摆不定。
有人说这里使用的石块和埃及金字塔一样多。怎么计算的呢？如果说落日余辉，我们相信，－－在玫瑰园最好不数它的刺。我关心的不是最亮的地方，也不是最暗的地方，而是灰阶。最痛苦的和最幸福的都将忽略不计。
在拉嘎纳，最高的高度就是幻想的须弥山，宇宙的中心，应该环绕许多同心圆，但我们看不见这些圆，倒有许多洞洞。
金色代表了这样一种位置，落日下的物质重返天堂。这里我们很难看到个人涂脂抹粉，珠光宝气的，但是一种黄昏的光线，笼罩沿河的建筑，皇宫中的金色，一概成为两性最自然的珠宝。如果但丁的诗歌像曼杰尔斯塔姆说的是一门晶体学，那么，拉嘎纳事关色彩，正像《摩诃婆罗多》说的，是双马童创造了色彩，加诸形形色色的世界２２２。色彩离不开光线，黄昏中我许多回试图朝最暗的街道的背阴处观察一些事物，最明亮的毫不刺眼，最暗的隐约而清晰可见，关键“你所看到的那些人是真的本体”２２３，所以在视网膜上的表现未作丝毫的延迟，仿佛光线十分迷恋这些表皮，唯恐不能在哪怕一个孔隙上表现得十分透彻。照相机自叹弗如。而且，区别还在于，照相机是通过折射看物体，是什么就是什么。但这里寺庙窗棂是一种由无数螺旋体连缀成的柱体，它改变光线，影子犹如放大的连绵的山体，这种曲线充满宗教的暗示。我明白了，或许那只“蓝色的兽”跑到这里来了２２４，蹲在我们所到之处，观察之处，吐气如幽兰。——蓝色的格罗麻哟２２５，残余者，现在却成了一种光线，由金色掌握，或许已经变成我们毫无察觉的一种颜色，耀眼夺目。
金黄色，突发事件，短暂，却置人于死地。或，顿悟。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强烈，但却不显眼，跟痛苦和记忆的关系一样。
我在这里说的折射不是光线，但和光线有关。光线里含有特定的重量，Angkor就是通过标志性建筑折射出来的。“都市”意味着建筑，建筑就意味着象征，就必须有地球的经纬度——北纬１３°２６"，东经１０３°５０"，而且逃不出化为石头的教诲这一普通原则。这个符号飘扬在国旗上，出现在国产酒瓶标签上，旅馆饭店的广告招贴里，香烟盒，Ｔ恤衫，钱币。后面漫长的故事除了山帝、太阳王，就是国王阇耶跋摩七世战胜占婆族。山形塔式建筑，或称作庙山，绵延，平行，稳定，具有一定高度，都能通过眺望暮色（在攀登天堂梯和巴肯山时都有此种感觉），围绕太阳的运行，得出一切关于时间的观念，默认其精确性，就像承认子午线。这就构成了一种我们不大看得见的乐观精神——即使一个残疾人，穷人，血流成河余下的幸存者，他也能静观其变，在单调的丝竹声中找到安慰，在破碎的道路旁绽露高棉的微笑。数学不一定是公式，但可以是能得出结论的方式，关于善与恶。当华裔的俾德丽采在巴士上讲述亲人如何在“红色高棉”时期失踪时２２６，她的心情很平静，恍若隔世，隐约有玛利亚在十字架旁的脸色（我在西贡红色教堂中看到许多类似的欧亚脸色）。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尽全力推动自己的小舟２２７——不是幻想纤夫，即使万分惨痛的记忆，她也只是卑微地谴责着——比如说到现在贪官们的土地分赃，红色高棉不受惩罚等，不是我们常见的内陆妇女那种声泪俱下，两眼时刻准备潮红，高度愤怒，影响入神。
曼荼罗就是精确之花。雕像，精确的雕像。塔，瘦削的肩膀，俾德丽采的肩膀，解体的肢体，肩膀决定角度，侧身。
更加精确的是，有人会问我们这些云中客，你怎么竟然光临这座山了？难道你以前不知道这里是幸福的么？２２８——意思是，在治疗各自的伤疼之前。
我选好角度，端起相机，背景是高棉的微笑。在铁梯上，游客一个接一个往下遛，小心翼翼。这时，没人盯着雕像，而是自己的脚尖，川流不息。我喜欢那种转移注意力的场面。
这里你看不到镜子的框架，虽然，皇宫中藏有一面巨大的镜子，一袭灿烂的朝服挂在旁边，因为你置身镜中，而“正似一条光线从水面上，或是从镜子上向相反方向反射过去”２２９。但丁的诗句在这里很适用。最后，清晰度取决于物体自身散发多大的热度（这是亚热带的好处）。阳光照射明亮的物体，它发现多少热，就赐予多少热。
热在这里十分奇怪，因为我们置身其再高的温度中也不会感到身体有丝毫的不舒服，透风，干爽。坐下来在蓬摊喝椰子水，谁也不觉得是因为热。或许有许多人置于死地——热、地雷、贫穷，但游客满眼欢心，就像维吉尔对但丁说的：“这里可能有痛苦的折磨，但不会烧死。”所以，我们可以把“热”理解为置身于某种气氛后的注意力。金色具有熔化的能量，从而使行人步履轻盈，犹如蜜蜂，而蜜蜂，则像信使穿梭于天堂和玫瑰园之间，随后就是甜蜜的嗡嗡声，发出像蜂房里蜜蜂的嗡嗡声２３０。嗡嗡声在转换为视线后带来的是一片模糊，催眠术要大量地使用双音节，因为模糊，我们才看清一个个的人形。
观光，真实的意义就是利用光线去看，并描述。所有的导游手册都是抛开这点进行的。他们高谈阔论旅行，就像官僚鼓吹市政建设，所以只有地点、交通、膳食、换币和风景点等等流水帐。有份旅游须知写道：在越南电源有两种电压：“１１０伏和２２０伏，但主要使用２２０伏。从各龙头放出的自来水都已经得到滤清和灭菌。不过要烧开（１００℃）饮用。”手册里的气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光线，而也只有抛开光线，所有城市里的旅行社才能轻松地混饭吃。主要靠货物交接，就像远古部落中人们用象牙和齿贝换取孔雀身上的羽毛，因为象牙对喜欢权杖的酋长来说大概是一种不错的装饰，或讨好上司的礼品，而孔雀毛对另一个部落的巫师来说，则是增长法力的魔眼，这些都无需光线，而是某种假设。所以，通常，旅游者返回后都会觉得上了当，再打打算盘，更是痛心疾首。
旅行的事先准备，犹如用电筒光照亮暧昧的风景和像肉串一样插在地图上的那些森林湖泊及零碎的景点。我们的夸夸其谈让导游变成哑巴，黯然无光，只能蜷缩在车上打呼噜，同时挤干旅行社的一肚子坏水，关键是它的利润和一切突如其来的费用。在他们传给你的规定套路似的旅行线路上，重要的都被蒸发掉了，只有几个氧化的名词，地点，常见疾病，用钱小技巧，比如在拉嘎纳，美元兑换瑞尔汇率变化很大，一次不要换太多，人力三轮车和长途车用瑞尔支付会便宜些……十分通俗。问题是，所有人都拒绝收本国货币。最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像刽子手一样把你交给下一个辉煌的屠宰场——珠宝店。
当然，聪明人会在那里休息，装作要买什么逛一下，趁机喝免费的冰镇椰子。总有很嫩的人，才会冲向柜台兴高采烈地当枪使。森林和柜台上的皮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我们沐浴着阳光，一首很古老的歌谣，就是说一切都是亲眼所见，而他们，心肺虽然翕动着却睡眼朦胧——“因为在我离弃真理的道路时，我是那么睡意沉沉。”２３１——因为那片森林吗？
皇宫花园中的银塔，氧化的象征物。我发现，金色的东西令人肃然起敬，而银塔却很少有人惊叹——价值观吗？银不值钱，而且容易氧化。
森林里拍过一部好莱坞电影，道具沙漠还扔在现场，遭游人谴责，许多人骂骂咧咧的，尤其在知道是美国人干的之后。但电影的女主角收留了这个国家的孤儿，随着旅游消费，美金也蜂拥而来，相得益彰。
国家的精明之处是：一美元之下，没找头，只有瑞尔(柬埔寨币制名称)。所以，旅行社最应该告诉游客的是，尽量带小钞。
香烟广告，文字不明，有个人，他的动作是在迪吧跳舞，还是在街头学西部拔枪？——抑或是中国前卫画家批判“万宝路”的东南亚版。
摄影师要拍摄图像首先就得是个涂鸦能手，要拍的恍惚就是他要画的。符号号存在于偶然的符号的关系之中，多数得靠运气。
回光返照就是，你必须找个地方好好想想我们已经走过的人生的一半旅程，所有景点都可能是这个地方。亚热带，拉嘎纳，西哈努克市，河内，地名的真正含义我们无从知晓，——像“锅码头”、“黑爷爷”、“弯曲的岛”、“胜利营地”、“马鞍”、“排列成行的芒果树”、“胜利的北方”、“漂浮的菩提树”、“非常舒服”……。天堂梯藏在乱石后面，温度适中，色彩绚烂，嘈杂，但有趣。街道像迷宫，城市不大，四周都有大象带着黑黢黢的皱纹轻飘飘地洞穿。我们观看大象，是因为它带着无需更换的时间表，其鼻息让人陶醉。它们成群结队经过我们时改变了空间比列，让人怀疑自己正常的个头，和隐藏在这后面的传奇故事。
这里所有人的皮肤都晒成了古铜色，早晨和黄昏最迷人，随处可见旅游的献媚者，钱主要是花在这上面。只要不是巧取豪夺，都很舍得。很少也几乎没有听到谁说过“小厮”这个词，但对小厮的使用却充斥市场——“城市里，到处都是付帐的银子和小厮”２３２。其实，他们所带来的舒适性主要是给你在饭店登记时减缓紧张感，在电梯里或过道上，腾些时间来喘息，回味，看墙壁上的无聊招贴，感受引路者带来的本土的闲适气氛。他们是真正的老油条，会给你一些不太重要的信息，建议，拿拿行李，然后毕恭毕敬等着小费，花这个钱值得。只有在亚热带靠近丛林地带的城市花钱是奢侈而浪漫的——尤其是当你骑在大象上，停在半途，自觉地掏出小费，塞进驭手缝制在背上的小费专用袋。口袋呈绿色，象征环保，所以小费也是健康的，呼吸畅通无阻。两年前，这里一百人民币能兑换１万瑞尔，现在可换４万，问题是没人愿意收，统统只认美金。在巴黎，只要是欧洲，要作套餐旅游，这些钱分文不值。
在拉嘎纳，你就像穿过自己城市的菜市场，在你掏钱的瞬间，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微光拂袖而过。有许多眼睛盯着你，发出微笑，并窃窃私语。细心些，仔细些，躺下来，凝视窗外，古老的地板，棚檐，天花板上垂吊着殖民时期的三叶电扇，一切都经过伪装。窗外不时传来喧哗声，很像杜拉斯小说《情人》中两人第一次幽会时听到的市嚣和穿堂风带来的那些低级的骚动，细微，软语哝哝。
在著名的酒吧街，几乎每个店铺都采用了大胆的红色。不是那种疯狂的“高棉红”，而是我在诗里用过的——“柔软的未遂之红”２３３，也可以说是玫瑰红。大海上有这种颜色，商店，酒吧喜欢这种颜色，尽管有很浓的法国味。但往事经过滤，变得可以让人接受，文明社会神经质的人群在这种未遂的红色中放慢了。这个现象是有趣的，几乎所有的西餐厅，菜单全放在乐谱架似的木架上，当你去阅读时仿佛一下就变成了咏叹的马里奥，卡拉扬。然后，你用高音呼唤跑堂的，仿佛每餐都是场辉煌的交响乐。所以，必须让客人享受红丝绒幕布、追光、乐队伴奏、指挥身上高深莫测的西服、裹真丝松坡的啤酒小姐，饮料、芒果汁、带草叶味的法语菜单，英语菜单，还有休息厅和过道上人头躜动，川流不息，点缀着不同肤色的恋人们。在这里，你能感受到闲适社会的财富涌入。
但是，突然，残肢人组成的乐队唤醒了我，这是拉嘎纳。这种乐队到底有多少支，在别处也遇到过。好像凡有大象鼻子卷过的道路边上都有这样的音乐。乐器混杂，鼓啊，铃啊，木琴，板胡，二胡，散板，连绵不断，哀伤又着急。我知道，印度支那有种乐器是用竹筒做的，用手捂着，靠空气振动，如果我的记忆还没被完全氧化，名字好像就叫“科龙布琴”——我在回忆琅勃拉邦。这里的鼓是模仿大象的腿量身定做的，在云南叫象脚鼓。但拉嘎纳的鼓没有那么过于仿生，但它确实可以代替大象的脚步声。供游客乘骑消遣的大象步履沉闷，但稳健，摇头晃脑。有时你还真的恍若是在沙漠骑廉价的骆驼，或北方的毛驴——如果不是那两只硕大的耳朵。大象都要赚取小费，它们会停在固定的地方。这时，暹罗的森林随之消失，只有钱包，驭象师衣服背面绣的小费口袋，一片静谧。
偶尔，大象发怒时会狠狠地跺脚，比如当奥威尔穿上警服不得不对准它们准备射击时２３４。现在是照相机的长镜头，它们显得很安静。
这里，所有事物都是通过其它相关事物的交接而呈现出某种意义。摩的手偶尔当然会把你孤零零地撂在路边——然后要你满足他的价格。那不是他的错，而是你，——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拉嘎纳吗？世上只有一个拉嘎纳。
来自中国的谣言。作者是最早整本书描写拉嘎纳的２３５，包括皇宫里发生的故事。宫里面有许多九头蛇，是拉嘎纳的女护法神。到了晚上，九头蛇就会现身，国王先要和她同寝交媾，然后才能回到妻妾身边寻欢作乐。如果到晚上九头蛇不出现，就是国王必死的征兆。这点，很容易被政治利用，只要给老百姓一讲，渲染一下，皇帝就会成为奢侈的怪物，世界上最奢侈的动物就是蛇。拉嘎纳发生过类似的暴动，政变，生灵涂炭。在７０年代的红色高棉时代，皇宫中壁画的神话传说和街头巷尾宣传画中的杀人魔结合在了一起。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皇宫是修给女护法神的，就像我们城市说的男人挣钱女人花。而许多女子趁机说，她如何如何旺夫——这是绣像小说的全部技巧。现在大家理解了，人生无独有偶偏偏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妙动物，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护法神，还是两者之间的转变。尼采归纳为三种：骆驼，狮子，孩童２３６。
有本旅行囊中书写道：在吴哥寺里常能遇到很多动物，它们自由自在，到处溜达。我见过马、狗、牛、蝙蝠和各种各样的声音很清亮的鸟。这是趺坐在图书馆窗台上的一只黄色的狗。
结迦趺坐是专指佛禅思打坐的法相，在这里变成了狗。这里鳄鱼给人印象最深刻，而蜘蛛让人起鸡皮疙瘩——油炸蜘蛛，旅行书上介绍的八条腿美食，本地的一种风味小吃。
有个小镇，好像在磅湛省，被称作油炸蜘蛛中心。
另外，濒临绝种的有林牛，皱鼻蝠，老虎，亚洲象，金猫，野狗，黑色长臂猿，云豹，鱼猫，石纹猫，马来熊……还有世界上仅存的７５只伊洛瓦底江豚。
一旦遇到动物，我们就只有转身，或改变方向：一头身躯轻巧、矫健异常的豹子蓦地窜出，它浑身上下，被五彩斑斓的皮毛裹住。在拉嘎纳被视为嗜杀成性的母狼的是波尔布特（Pol Pot）和他的红色高棉——“她的瘦削愈显得她有着无边的欲望；她以前曾使许多人在烦恼中生活。”２３７。这里什么都可能会摇身一变，要么改变步伐，要么消逝，无影无踪。这里的人好像可以任意地让过去刺穿脚踵，然后从森林的阴影中钻出来，把斯芬克斯像搬到不同的岔口，让人猜谜。这点，让人大惑不解，也因为阴魂不散而令人毛骨悚然。
国王擅变２３８，并为这种德性受苦。就像湿婆神（Shiva），在轮回中可以变成任何一种东西，甚至因为舞蹈而被阉割掉。国王难以掌握时局，他的敌手是在法国念书，或在越南学习。妻子是意大利、法国和拉嘎纳的混血儿。自己喜欢写歌谱曲，也想拍电影，有部电影叫《戈公玫瑰》。国王和公主分担男女主角，故事是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拉嘎纳美女相爱，演员是拉嘎纳人，在朝鲜拍摄，字幕是英文。这种东扯西拉的搭配，注定了花花公子式的政治方向。一会儿，一只巨大无比的狮子让他往这边走；一会儿，一个家伙揭竿而起；接着一个家伙又开始入侵；一会儿放弃，一会儿结盟；一会儿联手打那个，一会儿，又身陷囹圄。他必须分身，面对自己的九头蛇或斯芬克斯。而且，还要假定这只狮子没翅膀，举着的是芭蕉叶，在那里传授法式烹调。每个空间都会遭遇法式面包，香水，罐头。那座著名的大桥下来不远就是法国领事馆。白色的墙，金色的徽记，正像杜拉斯眼里法属的贡布省。殖民主义残剩下来的就是美学入侵。我住的临河小酒店就是几个法国人合股开的，雇当地人管理。装修地道的法国品味。大堂的桌灯设计成一个释迦牟尼头像，从头上伸出一截灯杆，灯罩压下来，另一个放在中国式的柜子上。怎么命名呢，智慧之灯？点亮了结算方式——实际上只有一种币制结算，美金。
法国品味的代名词就是价钱上的毫不妥协，在拉嘎纳到处一样。这和中国人的魌头观（蜀语的“吃魌头”即“贪便宜”）大为冲突。即使非买不可，也仿佛悲观失望。
但是把“毫不妥协”运用到在中国汽车市场的营销上就吃亏不少。有人就法国汽车营销不好的话题问我，我回答说，很简单，法国汽车造型设计很难看，七拱八翘，与法国品位（我们印象中的）不相称。他回答说，法国人不会因为这个改变什么，他们认为什么好看就应该好看——美学上毫不妥协。
难道我们说的是塞尚、凡高、杜尚或马拉美吗？
法国历史学家路易·马德楞在《法国大革命史》中，就统治者路易十六这样说过：“我们要一个国王，不是要他死得名贵，是要他管理国事。”２３９大名鼎鼎的拿破仑有一次在写给他兄弟的信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百姓们若说国王是个慈爱人，这个国王就一定未曾把国家治好。”２４０不同的角度，但都折射出法国人讲究实效的一面，而且，似乎都是站在公众的角度，想想拿破仑并非贵族身份，这话就很有份量了。
这种泛人民和效率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法国的集体记忆，它和埃菲尔铁塔、塞纳河、巴黎圣母院、葡萄酒、蜗牛、牛排一样，在法国都是一种基本要素。罗兰·巴尔特这样形容道：牛排在高级餐厅里，是整个旋律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安适的布尔乔亚中产阶级的餐饮，以及波希米亚光棍的点心。它是一种急速而又密集的食物，它影响了经济和功效之间、神话和五花八门的消耗方法之间的最好比例。”２４１
雪铁龙倒不一定就是布尔乔亚的餐饮，或波希米亚光棍的点心，但其风格与功效对平民和中产阶级都同样具有吸引力这点是非常现实的。有人在法国曾问雪铁龙的高层人士：是什么原因成就了雪铁龙的无数个第一（前轮驱动、穿越撒哈垃大沙漠、横跨欧亚大陆、试乘驾驶、流水作业……），回答是：“就在灿烂的阳光透过法国梧桐的醉人景色中。”２４２——问题是，在亚洲，梧桐树扑满了灰尘。
这话颇值得注意，因为这里面实际上蕴含了雪铁龙的两种主要气质，或者说是法国人的气度，那就是功效与秀色。“阳光”在这里应该视为一种综合效用，而景色则属于不同的个人美学。如果说得再具体些，在雪铁龙，功效恰恰就是由“齿轮”这个象征性的标记表现出来的，而秀色却又正好由柠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就像５ＶＣ车型，名为“亮美人”的那样。还有１９３１年那次著名的亚洲“黄色之旅”，这是针对过去“蒙古人的远征”而言的，现在则是法国人的工业远征，或者说是法国工业的马可·波罗之行。
功效和美学永远都是法国文化的精髓，艺术和革命，左派和右派，保守主义和毛主义都可以同时并列登场，就像１９６８年那场号称“第二次法国大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对法国来说只是对历史的又一次狂幻而已，就像国王只想玩耍，而人民则要他料理国事，于是两者发生了冲突。所以，史家说，那次革命，并非为面包，而是为了蔷薇。难怪在那场运动中，在巴黎音乐学院的墙上出现了一条大标语，而恰恰引用的是一句中国格言：“智者指手为月，愚者所见唯手”。意思正如后来描述这场运动的作家所言２４３，我们关心的不光是这场革命，而是革命的本身，是被打败的人们中浮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远在巴黎之外的众多心灵。我们要使不信者信，使惧者产生希望，使沉睡者睡梦不安，而最终是“各取所象”。追求对立统一，而又各取所需，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才是红蓝白三色的真正意义。巴黎，它既能容得下大师，也能容下乞丐，既能善待杜垃斯、左拉、达利、海明威、马蒂斯、毕加索，也能宽容流浪艺人，这就是法国的气度。
法国人或许很少知道毛泽东最喜欢的一本名叫《菜根谭》的书，里面有句话也适合法国人的口味：“交友须带三分侠气，为人要存一点素心。”侠气就像阳光，外泄，具有穿透力。素心则为至诚，正好就是梧桐折射的那片景致，在巴黎随处可见，混合着芳香与色彩，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则折射不同的图案，再没有什么文字能比波德莱尔的诗句更精确地表达了这点：
仿佛远远传来一些悠长的回音，
互相混成幽昧而深邃的统一体，
像黑夜又像光明一样茫无边际，
芳香、色彩、音响全在互相感应。２４４
它的含义也非常适合雪铁龙的品味，这就是齿轮和柠檬，工业的咬合，可以把雪铁龙开到荒凉的沙漠上去听骆驼的嘶鸣，就像侠客仗剑大漠飞沙，这是侠之所在。而它所宣扬的柠檬色，则能在弥漫着古董味的蒙马特高地和其它城市的大街小巷吸引贵妇美女，这就是素心所在了。汽车在雪铁龙变为一种艺术，跟毕加索用艺术来表现破铜烂铁一样，都非比寻常。
现在，应该回到前面的话题，由于功能和美学双重的血缘关系，雪铁龙之于汽车，就像史学家之于法国的国王一样，他要求的是，汽车不在于它的名贵，而在于它之于大众家庭的美感、舒适和实用，这是雪铁龙的初衷。雪铁龙追求的是一种“智者指手为月”的境界，却并不鼓励阔老逞富斗钱肉感的肥指头。不了解这点，你也就根本不了解雪铁龙的名士风度，和它不急不慢也一点不夸张的商业营销理念。其实，打开始，这些都一并在雪铁龙的标志上显露出来，——关键是，你从表面究竟能看到什么？
雪铁龙的标志来源于它的创始人安德鲁·雪铁龙的发现。他生于法国巴黎，这就先天注定了他一生的品质，有作家形容，这城市的一切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品质，让人毫不迟疑地说，这个就是巴黎，为什么是这样？却让人一点也不明白。但巴黎把它的印记标注在一切属于她的事物上，而属于它的既有看到“象征森林”的波德莱尔，当然也有发现人字形齿轮的安德鲁·雪铁龙。他是青年时期到波兰参观齿轮加工厂意识到其重要性的。雪铁龙的家族企业，最先生产的是人字形齿轮，到后来转为汽车，齿轮便成为家族纪念性徽记。从纯粹符号角度看，双重人字形，代表家庭观念。在古老的岩画中，一个人形是孤单，两个人形就是家庭，与雪铁龙“大众家庭汽车”的观念相吻合。另外，它也可以看成是剑，或山峰，剑和山峰的关键部位，具有空间突破的特征。再者，它也像契形文字，而在考古史上，恐怕法国人作的贡献最多，连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也不会忘了带回去一块方尖碑，然后用放大镜去看它，就像雨果看巴黎圣母院一样。何况，雪铁龙的徽记，你说它又像不像金字塔或方尖碑呢？当然它也可以推论出埃菲尔铁塔，至少我们知道，埃菲尔本人是安德鲁·雪铁龙崇拜的英雄。在巴黎，埃菲尔铁塔是人人都能看见的东西，就像现在人人都能看见雪铁龙的人字形齿轮标志，这算是对少年英雄崇拜漫长的回报。我们没有忘记，雪铁龙１９２５年破世界记录的广告，就是以埃菲尔铁塔为主体的。
当然，这些都是“指手为月”的符号，而徽记的本义是齿轮。齿轮最早是打水罐和链条上的构件，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的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其功能延续到现代的工业文明社会，包括雪铁龙标志。既然作为象征性的符号，那么我们就绝不能忘记了它和牙齿的原始关系。动物牙齿的尖锐性，成为石器时代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作为工具，加上人们自己的牙齿，它带来了咀嚼和熟食文化，也带来烹调，然后是一切！所以，古代文化中，牙齿象征生命力、生育能力、性感等。在希腊神话中，武士就是从种植有龙牙的泥土中生长出来，它可以让镜子变暗。如果，我们每天早上对镜盥洗，在它面前闪过哪怕一丝的念头：让自己的牙齿更白（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念头），那古老的魔法便会应验。英语中，“toothsome”的意思是“美味的”，推而广之，它便含有“性感的”意思。说一个人漂亮，就夸他的牙齿。如果性感用到雪铁龙汽车上，那么就是１９２２年生产的那款５ＨＰＣ２，第一辆“女士之车”。除了配置８５６ＣＣ发动机，三挡变速箱，最高时速６０km，最重要的是它的车身使用了雪铁龙家族最为青睐的柠檬色。所以当时许多人都叫这款车为“小柠檬”，因为，Citroen雪铁龙，这个词的法语本义就与柠檬相关。雪铁龙家族早先就以卖柠檬为生，而柠檬的起源并非来自欧洲，而是巴勒斯坦，公元１０００年到１２００年之间传入西班牙和北非，现在最有名的好像是意大利。
只要想到布尔乔亚实用主义的立场，我们就不再指责什么。在东南亚到处都是日本和中国产的怪头怪脑的汽车和摩托，很少看到纯粹的法属种马。殖民时期，很多法国人的座驾就是人，现在，这些受气的骡子把主人的种马赶走了，只让毫不相干的美食和面包留下来点缀这里，陪伴游客。重返殖民地是种很古老的力量，它考验种植者的嗅觉和牙齿。
到处都能看到干干净净的法国老头，着装整洁，他们更关注气味和美食，对胴体抱有深厚的资产阶级感情。所以，他们总是笑容可掬，对下人也很客气，小费也给得很勤。但没人能认出他们来，他们高傲地认为，这一切只不过是旧地重游，就像雪特龙在中国一样。这让我想起那些老式电扇，在许多地方，上海，苏州，拉嘎纳，武汉领馆区，空调正在歼灭它们。曾作为官方语言的法语在拉嘎纳逐渐被冲淡了。——难以想象，真的难以想象，曾经说法语的波尔布特。
殖民时期的法朗和东南亚的青铜器都摆在古董店里。在西贡，我曾试图购买几只小型的青铜器，店主答应可以通过秘密通道运到任何地方，并写给你看不懂的越南文保证书。定金一交，人一走，从此杳无音信。其实，我感兴趣的是那种石沉大海般的相似性，文化的相似性，或一种神秘的与高地文化的衔接，就像美洲文化和三星堆文化那种越来越多地被认同的相似性。这点让列维－斯特劳斯大惑不解。水路瓷器一直沉淀到没有蛙鸣的大海，用它们无数个世纪的碎片，装点沿途的小镇。在会安，有个小院落，它的中庭，一堵阴暗高耸的墙面就是用这些碎片镶嵌出青花图案的。有人从灰烬中抢救出一大堆木料，法式殖民建筑的残余，掺和到一个中国瓷器博物馆。看完著名的日本桥，我又钻进了一家古董店，玻璃柜中放着几枚玉器——我又想到杜拉斯的那个情人就曾说过他不光做茶叶，连排房生意，也做瓷器和玉器生意。其中一枚，我最感兴趣。造型有中国璇玑的痕迹，白玉，十分柔滑，表面微微泛银，材料很软，有可能是本地玉。但造型和北方红山文化的玉器有极其神秘的相似性，很奇怪。——百越之地，究竟纵深有多远？突然，我明白了，社会可以改朝换代，器物也可以改头换面，微物世界，我们很难看清其中的历史。
浓眉，厚唇，宽额，大鼻翼，不一定就是高棉的骨相学。
旅店。佛灯旁边的管理者永远坐在那里，我每次经过，他都报以拉嘎纳似的微笑（高棉的微笑），忠厚，平静，很旧。此刻无所期待，但各种经营性的安排却是法国式的寸步不让——明暗不分。我很想看他脸上偶尔泛出湄公河一去不返的神色，“我认为那条河，是一个棕色的大神，阴沉，不驯，难以对付”２４５。但毫无希望，因为我丝毫也看不出他哪天完全有可能突然发动肌肉，跑到一步之遥的门外，挥挥手，消失不见。相反，他会永远坐在那里，雷打不动，像河边金色的狮子，或是我在臭气熏天的港口看到的那副“国家牌”蓄电池广告，像面小旗，死板地飘扬在一个方向上（上次我去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因为材料不是绸布，而是块木板，和蓬屋一样简陋之至。像这样与湄公河形成强烈反差的事物，拉嘎纳随处可见，比如皇宫，大片的贫民窟——就像一盘绿色胡椒烹制的海鲜。
乞丐们在街上要钱喊的口号恍惚全出自某个政党——桑兰西党，人民党２４６。数量不大，但清晰嘹亮：“one dollar”。满街都是。没有人喜欢瑞尔，卖报纸的也好，卖椰子的也好，驾摩的也好，开口一律“一美元”。一美元的经济学就是——只能是这最小的面额，以下的零钱只有付你相应的瑞尔。甚至在过海关时验证人员比的也是一根手指头（暗示一美元）。据说，这样可以办得快些，这是同飞机的一个拉嘎纳语专业学生告诉我们的。尤其中国人，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点在海关声名远扬，而且正中下怀。当我们按不成文的规矩憋气地交给他一美元时，他高兴得甚至说了句我没听清楚的汉语：……愉快，哐一声就盖了大戳,中文夹美金这时似乎胜过变种梵文。
在玫瑰园中，一个引路人要把我们交给另一个引路人，他们首先交换的是眼光，只有科学和艺术同时考察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导游不停地说着，嘀咕着，她必须这样，以致所有的人被催眠。何况有次——在博物馆门口，我注意到她背后出现了一个神像，金翅鸟神。这个神像在高地庙宇中特别多，后来我好像又在拉嘎纳皇宫的壁画中见过。俾德丽采，地地道道的当地导游，都可能是引导但丁进入玫瑰园的俾德丽采，她们常常指责迷失方向的人。
尽管是亚洲最大的淡水湖（洞里萨湖），但从导游摇摇晃晃的身体我明白了，俾德丽采不习水性，而且玫瑰园也并非适宜两栖，因为水正变得混浊不堪——“与其说是黝黑，莫如说混浊”２４７，这是变干前的征兆。河水流淌着，静静地流淌着，汇合着，四条河，来自伊甸园，天堂，乐园，拉嘎纳。有人命名为“四臂湾”，也有叫四叉口。
拉嘎纳古代君主所有的储水池，以及百姓每家每户门口备用的接雨水的缸子——在中国叫太平池，敲响了氧化之钟。——要么，它们就是用来犒赏搅乳大军的赝品或工艺次品２４８。
神仙喝牛奶我们能理解，但拿财宝干什么呢？——这点不太明确。还有个问题，把海水集中到山上，犹如路上行舟，海水呢？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海水的问题，我们便真正落地了。
基督水上行走的寓意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显露上帝的荣耀，表现与普通人不一样的高蹈吗？会不会是害怕氧化？害怕我们把大海和陆地当作是一回事，在那瞎搞。搅乳神话放在生态问题上是相当失败的，但在现实中却常常发生，比如在我前面谈到的尚武地区修建巨大的电站水坝——后现代的尚武精神，温度拔高，这下可打着自己了！
The illness does not lead to death，这病不至于死２４９。又有新闻给出新的说法，戴安娜王妃出车祸后没有死，本来尚有希望，但是给耽过了。谁呢？人们更愿意基督和拉撒路——戴妃、宗教风俗等等处于悬浮状态。其共同特征就是瘦削，但不致于死亡。
如果我们把湖北的“憨巴”鱼放进洞里萨湖，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种鱼肚腹滚圆，像生物中的贵族，既不觉得自己是在休息，消度闲暇，也不认为骚动有什么不对。他们只听见一阵鼓声隐约从西方传来，被那些看不见的搅动灵魂的队伍和道具——各种各样的号筒吓坏了，想寻找一些替身，但他们一浮上水面就被阳光射花了眼，关键是拖拽的肚皮，很可能底朝天。
这下我似乎明白了，高地文化中的神为什么会肥胖起来，因为她落地了——来自印度边境一带的假证照，法印，度牒，禅封越来越多，降低了的身份越来越难以明朗，就像堆砌在尼泊尔边境上的大量金佛像，卷轴画，各种工业涂鸦的高地艺术品。我听过许多人，讲他们是如何用仿制品代替那些庙宇中的珍品。小偷们毛骨悚然地在一切艺术品上像蝗虫似地爬过，跟这里滚动的小额美元差不多，密密麻麻，浮光掠影。
我跑到火车站去，以为万头躜动，人满为患，结果相反，一个人影也没有，火车失效了。火车让位给公路，河道。所以，货车堆满各种各样的人，严重超载。帽子，口罩，行李，流动的杂货铺，运输的马戏团。
“莅事处有金窗”，２５０这句话恍惚是在复述点石成金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国王。这里的窗户从不打开，是凝固的，没开关，没有闭合，只是一个框，具有窗的形状，有花边，强调着，强调什么呢——敞开性。几乎世界上所有的电视频道在这里都能收到。这种对比会让人酣然大睡，而不会真正地去看什么——看的所在地无关宏旨。这里弥漫着一种气息，就是放弃带有风险的前后左右，只在安全温和善意的此刻，与时间和解了。这是由于过去的政治恶梦引起的，你会突然在森林的迷雾中醒来，不知所措。当你渡过苦海，就会怀抱一种淡漠的政治立场。有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老人，最难过的就是在晚年常常把时间地点混淆，听见点闹声，就会误以为是群众运动——这种病，只能称之为“过度政治后遗症”，一种幽闭症。这正是在社会的“玫瑰园”中常见的精神性疾病，缺少光线，彼此混淆不清，自我封闭。镜像，乜斜的倒影，比喻，折射，比传说的神仙搅乳还要混乱。谣言，误会，错贬，猜忌，解不开的结和谜一样多。不合常理，还会频频出现无数奇怪的说法和动机，而且，绝不会有任何补偿。受苦的人总是把你推向前去。
色彩和光线，中和着，是鹦鹉最适合舒展皮毛的地方。所有的鸟似乎都参与了沃翁山头上的放生活动，养成了一种乖巧的身材，还有一种觅食的技能——把自己重新关进笼子的熟练的技能。这样，它才能吃到喜欢的食物。它为自己的小主人赚了钱，但小主人并不一定领情，也不知道，在这空档，或许鸟儿已经以身试法把遥远的船只带出了危险之地。笼子外面的全是味道，是诱惑游客们的味道，绿皮肿大的菠萝蜜，可怕的黑黢黢的蟋蟀，蜘蛛，卡夫卡的甲虫，各种昆虫，眼镜蛇泡的酒，海藻，鱼泡，鸭蛋，青莲蓬和香蕉光滑得像个裸体女巫，在方格头帕上舞蹈。这种丝巾叫格罗麻，戴上脖子一缩或许就是传说的哈努曼，不是被神而是被光线摔掉了下巴。光线的轮廓如此之硬，让每个人——如果是在清晨孤零零地遇到，透过皮肤，你就会觉得是他，一个突然显现的精灵，就是哈努曼２５１。他会带你去攀援残墙断垣，直到遇上另外一个哈努曼——蹬着那种拖斗在前面的三轮车，像一个长毛的老哈努曼，怀里抱着一个红屁股的小哈努曼，在市里面游荡。
残留在视网膜上的主要是黄色，并证明这种颜色客观上千古不变：“国宫及官舍府第皆面东。国宫在金塔、金桥之北，近北门，周围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铅为之，余皆土瓦，黄色。柱甚巨，皆雕画佛形……”２５２。内在的习惯把我们推向混乱的边缘。在颜色的选择上，亚洲受制于黄土层和来自地狱的干裂。死神的手法一律以氧化为准，并建立起世俗社会的内心舒坦。
在拉嘎纳博物馆，我们可以暂时变成“可怜的小孩”，受到保护，不必去表现幸福，暂时抵挡生命的酸化现象尚可。在这里，夹苎，锤牒，木雕，金铜佛像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但不准拍照，其实也不严，抓住空档，如果又是数码相机。恰好在这里我倒更喜欢用肉眼看，不需留下“到此一游”的证据，因为石刻造像对我早就眼熟，许多年来我可以如数家珍。更主要的是，我们僭越在先，恰好这种造像的普遍性更能说明释迦牟尼那种非常化的传奇。绝望的人需要偶像，但这点违背了他的旨意，这并非他的初衷。不管后来怪到谁头上，反正怪不到梦到金人的汉明帝、迦叶摩腾、竺法兰、鸠摩罗什三藏、甚至更早的印度王。释迦牟尼在圆寂前曾给弟子们交待过，此身不再。一切肉身转化为其它物质，都会面临氧化而难以控制的局面。人们为自己着想，害怕失去这种痛苦的记忆，所以，设像行教在所难免，并迅速传播开来。拉嘎纳也是一个偶像国家，这样的国家其实也最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人们可以错误地拥戴他们自以为神圣的守护神，揭开其谜语，而这恰恰来自十分谦虚并完全主张取消自己的人，转换空间，结果，不幸的是，——斯芬克斯又出现了，它确实出现在《摩诃婆罗多》中，是个奇怪的符号。典型的拉嘎纳式的博物馆，自己的庙，自己的神，似乎是惟一可以避开殖民符号辐射的地方。
由于不舒服，有人在芭蕉树下用牙签掏牙齿，并没有用另外一只手遮住嘴巴，忘了忌讳，所有的人都忘了。好吃嘴遍布拉嘎纳，监督之神忙不过来。交通完全是虚无主义的管理法，没有警察，只有少数路口有红绿灯。导游书里对政界现在的领导人颇有微词，如果是在这边早成为禁书，出版社的头头会下台，但在拉嘎纳，没人管。只能设想遭贬损的人对这些根本就满不在乎。电视里能收看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台，你能禁止什么呢，所有的地方都在漏风，都在氧化。这个宿命的老大哥不一样，一个虚无者，满嘴金牙。如果说他在旧庙丢了什么，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没多少用的下巴，幸福的猪神，皇宫壁画中正好有一只，出处为何？
美的密度过大，有时会让人感到虚无。“虚无”（过去某种被忽略的时间或状态）最通俗的寓言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洞，洞里有个老头……”。这个寓言来自东方，或远东。最著名的就是俄狄浦斯的故事，比如《一千零一夜》——开始只需改变一下：从前有座城，城里有个国王。类似的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一伙人本身就是前去朝拜东方的某个圣人，武士讲的第一个故事也是关于从前有个叫希西厄斯的国王。东方，东方，都很容易和丝绸瓷器联系起来，——但现在扩大了，从竹杖蜀布到消化垃圾，以及能源重新分配。银行家史蒂文斯干脆直接写道：中国，一个老年人坐在松树的阴影中２５３。这个老人带来一连串分化的统计数字，文盲和老龄化。老子自己就说过“东方有圣人来”，他自己就是个圣人。老人，脾性古怪的老头，一出生就很老了，满头白发，给我们带来一头雾水。我们对树洞有千奇百怪的想法，对高山，对岩洞，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更多老人，色情的目光正盯在苏姗娜沐浴的身体上，这些场所就是城市里日益增多的带色情服务的洗浴中心，摩肩擦背，一群群的茧居族２５４，这种例子演变成了Ａ.赫胥黎眼中的“中央伦敦孵育中心”２５５，变成了等离子电视机和著名的“老大哥”２５６。
在我们的城市，老大哥爬上翻下隐藏在电杆上面。这些故事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反复无穷。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交叉往复，纷繁纵横。在憨痴的骆驼跑来跑去的阿拉伯也是个分化的数字。有本新语词典，是这样解释“沙特阿拉伯”这个词的：“根据官方高估的数字（２５８０亿桶），它控制着全球１／１０的石油储量……从单纯的政治原因出发，它将决定减少输出的石油产量，让石油价格上涨，使美国和欧洲的石油公司认可它制定的石油价格。”２５７也就是说沙特阿拉伯的代名词就是石油桶数，古巴的代名词就是间谍和雪茄生产数，中国的代名词就是未来１７亿这个人口统计数。注意，前不久，我看过部美国电影《叙利亚》，主演是间谍片《谍影重重》中的马特·达蒙。故事围绕某个阿拉伯国家一个老国王膝下的两个儿子：一个笨头笨脑显然亲美；而那个在沙漠上放鹰的亲中国。故事主线是美国成功地干掉了那个“亲中”的。请注意里面的化妆细节：亲美的下巴刮得干干净净，穿西装；亲中的有络腮胡，老穿阿拉伯白色长袍。姑且不论故事，主要问题是里面暴露了一种意识——渴望控制资源的美国佬希望从那些老人分化出更年轻的一代，“松影老人”也好，“幕后老人”也好，都是他们所厌恶的。他们会被自己的后代架空，或者，只要把这个老人放进麦当劳快餐，肯德基，或好莱坞的爆米花中，不吃不喝就把他干掉，像战无不胜的００７那样（新邦德光生生的下巴已经出现），老人政治自然就会神经崩溃。几乎所有西方的电影目前都在丑化胡子和“老人国”——比如萨达姆、塔利班、卡斯特罗、霍梅尼、艾哈迈耶－内贾德……。萨达姆最蠢的地方就是拼命扮演沙漠上的举重老人（沙漠并不适合这种运动），老人的象征是中东的山羊胡，魔法宝石，权杖，嵌宝石的大砍刀——萨达姆擅自把它变成了集会上高举的步枪，和他最喜欢的镶银把手枪，像巴格达博物馆中陈列的那些古老的大胡子雕像。最后，博物馆被预谋洗劫一空，古物被倒卖到世界各地。一般来说，收藏者正好就是发动战争的银行家们，跟拿破仑让自己的帝国搬走埃及方尖碑一样。萨达姆的镶银手枪最后出现在美国的古董店里。这些仅仅是许多政治象征中的一个，故意放纵。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萨达姆临刑前胡子被刮得干干净净的，一个没胡子的沙漠枭雄，就等于是和化妆的“恐怖分子”搞易装癖，就等于是给本来没有胡子的蒙娜丽萨画撮小胡子。在“俄国”——老家伙们一块一块地被敲碎用的是其它方式——“橙色革命”。主体一样，太老，充满傻瓜，圣愚，一种长老的结合体，佯狂者，说话颠三倒四，身上绑着好几磅重的金属物品，衣服极东方化，像叫化子，连统治者也敬畏三分。
有个法国作家也用过这种结构——“从前，在摩洛哥”２５８。这种传统来自波德莱尔的东方学：“可称之为西方的东洋，欧洲的中国”２５９，包括镀金的菩萨和墨西哥偶像，兰波的埃塞俄比亚２６０，高更的塔希提岛２６１，连最不爱动的契诃夫也谈到过摩洛哥——“如果摩洛哥的亲王有轮盘赌的桌子”２６２。远方意味着邂逅。拉嘎纳——“神圣的城市”，陌生之地，一个曾被遗忘封闭的玫瑰园。但在我们旅行的时间和地点上却是重合的，门窗洞开，——因为，从前，在拉嘎纳。或许因为从前，周达观写了那本《真腊风土记》。从前，鲁班也来这里修建过石塔，集腋成裘。卓别林也来过。传说对现实的人来说具有分离的意义，分离本质上是寓言式的，对往事投注缅怀的自我，以待分离。现实层面的俄狄浦斯之死，就在于他没有学会分裂自我，活在寓言中。在拉嘎纳，分裂非常明显，红色高棉的人直接就跑进了人民党。如果回到故事的结构，我们可以假设另外一种可能，俄狄浦斯根本就不是一个自责容易内疚的人，自然法也没有那么大的约束力，所以，他很容易找个替死鬼（波尔布特？），遂能脱身，完全用不着放逐自己，始终如一地掌握话语权。他现在忙乎的是圈地和政党对手，继续玩危险的外交平衡游戏，角色多变。知道内情的人，只能消沉地面对自己的现实。斯芬克斯的谜用不着破解——因为他自己造谣而又独享噬杀之乐，——何止一颗炸弹，或一个名声很好的市长。关键是还有那么多人需要分享他的利益，那利益后面更大的利益——比如，某外国的石油公司掌管了吴哥王朝的瑰宝，美国军舰像根搅屎棒似地驰进了西哈努克港。皇室只是个象征，一幅静静的壁画，破败，氧化，剥落，残缺，牵强附会叙述着自己的祖先。有意思的是，当我离开拉嘎纳不久——我有箱胶卷遗失在机场，但很快就回到我手中，在我返回自己的城市后，《女皇》电影的盗版碟便风行于世。里边的俄狄浦斯变成了戴安娜，女皇自己也只是优雅的符号，受些政坛的晦气。
这里好像人们不需要记住夜晚，只要记住白天，清晨，金色的黄昏就行了。到了夜间，金黄色转化为一种亚热带的嗅觉，暗中坚持着。这种气味曾被杜拉斯呼吸过，称之为“黄金的气味”——从湄公河，从芭蕉树，从中国情人和小哥哥的皮肤，从整个印度支那像蜜一样流出来。现在，印度支那十分流行殖民者的后现代梦。欧洲人（多数是性幻想的中年人，老头）一下飞机，就租赁一个拉嘎纳古铜色皮肤的度假小姐。《情人》的浪漫影响非同寻常，只是渡轮邂逅变成了机场租赁，或者说，法国人生性浪漫。人们是带着记忆来的，而不一定是她的小说。幻想性驱赶走了拉胡神２６３。
记忆是持续的，这就是玫瑰之秘。它很好看，美丽，与时间和痛苦媾和，让人忘记这是朵红红的玫瑰，只有它的刺提醒你，这是玫瑰园，天堂和地狱交错形成的地方。它的双重身份，构成一种幻影似的气氛，可悲的是我们却非要那种类型化的身份，在脸上涂鸦，变成一个固定的戏脸壳，在时间上作些标记，比如毛泽东时代，波尔布特时代，马基雅维利时期，独腿将军切春，往人群里扔炸弹的洪森的人民党，右派，流亡者，持不同政见者，地下诗，油印刊物……最后全被拉嘎纳豪华饭店的佳肴覆盖，烹调就需要天然气，广告上的煤气罐就说明这种关系。如果秦始皇或者是非洲的某个土著统治者敲着手鼓，踏着碎步，带着黑黢黢的皮肤，绕到河这边，像胡椒螃蟹和柚子沙拉跳到你餐盘中，——你会认出他吗？我敢肯定，你认不出他。你只认识未曾蒙面的波尔布特，他焚烧森林，他朝向拉嘎纳的牙缝是稀开的，他的法语漏风。
因为，从前，他在塔克西拉，或拉嘎纳，他也在那些争风吃醋的圈子中，甚至贫困的文学残喘中，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自己是谁，谁是养父，谁是真正的父亲。俄狄浦斯跟着自己的阴影走，并没有走出一个自己来。他时常和阎摩的绳子相遇，和波尔布特相遇。修罗和阿修罗经常打神仙仗，壁画里有许多这种场面。恐怖的神都有巨大的比列。
为了拍皇宫中那些涂鸦的壁画，也就是玫瑰园的风光照，我带了尼康Ｆ6和玛米亚７中画幅相机。在拉嘎纳，照相机显得最无力的景点就是著名的Ｓ-２１，也就是监狱博物馆。旅行书劝你要先深呼吸再去，完后要喝杯鸡尾酒。它又叫Tuol Sleng，拉嘎纳语就是“有毒的山丘”。如果在《摩诃婆罗多》里，它就和曼荼罗山是对立的，因为这座山通过搅动，至少会浮现出一种希望，传说中的甘露，但Ｓ-２１只能带来监狱和死者的头盖骨。最震撼的是那些囚照。这里原来是所学校，整个监狱博物馆就是用旧址上那几幢教学楼和大量死者照片布置出来的。这些半身像透过玻璃就像透过水面现出忧郁的面容，——因为是死者，所以，他们的灵魂在地狱嗅着，而所有的游客却凑上去揣摩他们。而且，那些照片，也永远不会像他们本人了。犯人也好，凶犯也好——有几间教室也陈列这些当事者的照片，就是用丑陋尾巴卷入到一层层空间里去的弥诺斯２６４，都不太像：“你要注意，照片很少和本人相像”２６５。除非一瞬间，它表现出谜样的特征，这时，他有可能就是他——就是说，拿破仑有时候可能是傻瓜，而俾斯麦是温柔的人。但死者永远是死者，很难看，因为他们带来一种直观的恐怖，让生命一下就变得很难看了。你在看一副刑具时，那把老虎钳仿佛就撑开你的眼睑，跟犯人受刑一样。死者的照片密密麻麻，形式单一。每双眼睛中呆滞的表情夺眶而出，直接照面，强烈而毛骨悚然，唤醒一切疲劳和半睡半醒，换句话说，就像唤醒孩子无知的红晕。
后来，仔细想过现场那种直观恐怖，大概跟监狱中所使用的刑罚和刑具有关。这些东西都非常原始，简陋，因地制宜。比如，原来是学校运动的爬杆，红色高棉的少年执法者就把人从上面倒吊下来，下面又因地制宜拿水缸装粪便接着他的脑袋，将其溺死。最奇怪的是，你根本就看不见任何一副应该是手铐的那种手铐——没有，而是所有莫名其妙拼凑的东西，但却牢靠，致命。这些粗糙的家伙，让你想命名和体验，因只有体验你才知道实际的滋味，给它命名。如果是文明的社会的手铐，那就是手铐，它会自动收缩，根据你的动作，它让人不舒服，但还能暂时承受——我指的是重量。但这里一切刑具你根本无法判断它的重量，叫出名称，也没有任何表面的打磨工艺。它只给你一种直观性，赤裸裸的低级技术，一种乌有，乌有，接着还是乌有，然后就是脏手，破指甲。一伙少年，幼稚的杀人狂，每个都是苍蝇王。遇到这样的场所，你还能分离自己？你被黑暗的力量直接俘虏——他们能在如此低级的条件下，在不配杀人的地方还能杀人，就这点已足以在玫瑰园消除所有的生死界限。
而且，直观性还常常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美学趣味”，分散你的注意力。在这些直观面孔中，有张面孔突然吸引了我。照片制作得特别大，是个女子，短发，侧面，在她脑后，有一架类似探测仪的东西抵着她僵直的后脑勺。哪是什么东西——钻头？尺子？固定器？或摄影史上传说的托架。什么高超的工业玩艺，竟然这般简陋而神秘，把前面的脑袋变成“一副高贵的懒惰相”。面对一种几乎接近艺术的冷酷死亡，只能让我想起那些曾在脑海中浮现过的东西：白房间，纺车轮，淮德拉的黑色火焰２６６，骨灰瓮，一朵黑玫瑰的表演，“宽大的圆木沙发和一架钟的机心”２６７，还让我想起发明家达芬奇曾摆弄过那些机械玩艺，那些剑拔弩张的东西，——而这一切，也只构成简单的杀人图画，为玫瑰园精确的定位测量所归纳。
所有观看都是直观的，玫瑰园具有这种特征。红色高棉对地狱档案资料——生死薄的建立很考究。不知是什么人，乌合之众不会想出这么细致的手段，达赫——只能是他２６８，因为他正好是数学教师，只有学数学的才有这样准确的能力，才有这么庞大的数字编码。一方面他必须了解程序，还要对照相机在这个程序中执行的功能十分了解，也不排除集体窥视癖。据说，斯大林就有这种夜间翻看第二天要被枪毙的犯人档案的癖好，而且总嫌不够。波尔布特或许也有，要不然这些照片给谁看呢？这是问题所在。所有进入地狱的活人，刚进监狱时要编号拍照，然后暴尸荒野，或埋入万人坑。杀人方法很多，几乎全是原始的低级技术——用石头砸，用刀砍下头来，用绳子勒死，用单发手枪抵近脑壳，用粪便窒息，用滚汤的烙铁钳下女人的乳头，然后还让蝎子去舔伤口，或者用盐。恐怖的低技派。整个红色高棉时期据说被杀害者至少达到了两百多万人。在Ｕ－２１，只有给这些死者拍照的摄影师侥幸活了下来。幸存者和当年的杀人魔（很多仅仅是经过妖魔化的少年，在政治的乌托邦和玫瑰园里很容易做到）也都一并陈列在那里，包括他们各自的陈述，都称自己是受害者，变成了“复合鬼魂”。两者会永远躲在这些照片后面，拒绝再和人打照面。复合鬼魂的眼睛只能是这样的，因为事后，让他们最感恐怖的还不是死本身带来的那种后怕，而是这些照片，“带着反人道主义的信息”（苏姗·桑塔格语，在谈阿勃斯的照片时用过这个词），会不断覆盖他们的整个身体。死者排队，就像留下的照片一张接一张，循环往复，排除所有的记忆，伴随他们苦度余生。这点倒很像俄狄浦斯，总有人下意识地提醒他们，在各种岔口，村寨，随时随地，除非剜去自己的双目，面对一堵空墙，把自己再次投入死牢，孤身面对死者的黑暗，——只看到玫瑰园和无数沉默寡言的人。
游客在看的时候，提心吊胆，感到厌恶和荒诞。迫害者、死者、照相师躲在照片后面，只听到一些和这些事相关联的名字，西哈努克、苏联、毛泽东、郎诺、波尔布特、英萨利、洪森、切春……。死者呢——全都是无标题的，跟阿勃斯为之而死的《无题》组照一样２６９。我们能看到许多相似性：反人道主义的信息，直观，低级技术——出现在阿勃斯照片中的人，全都以最低廉而不合身的服装，因地制宜的道具，返老还童的动作（比如在草地上大幅度躬腰），纸眼罩，食品袋做的面具，洋娃娃，印第安人似的化妆，小丑帽……。这种低级技术构成的超现实主义画面，怎么也让人乐观不起来——因为，他们表现的是一种隐密性的崩溃。
过去，当地有种古老的习俗：你要壮胆，就要吃活人胆（这在周观达的《真腊风土记》里有记载）。一般也只有城主和富裕人家才吃得起，于是，这里时兴夜取人胆。许多过客在经过拉嘎纳幽暗僻静小路的时候，取胆者早候在旁边，先蒙头，然后迅速用刀破膛取胆——胆的质量好与否主要取决于牺牲者吓破胆没有。街头取胆直接过渡到油炸蜘蛛中心。
在那些数以万计的照片中，不难发现有些人的表情反常地笑着——说明那是在取胆之前，死者在濒临绝境之前，一直被什么假象哄着，没回过神来。
博物馆里，许多人在拍照、发抖，听到残忍处便恶心呕吐，会影影绰绰想到猴子——人和上帝比就是猴子。有个摄影师甚至从玻璃的反光捕捉死亡的影子，而且就在里面办展览。除了转换的色彩和影像，我看不出有多大的意义。前面说过，照片绝不像他本人，那底本已不再是现实，而是一种直观，覆盖它有何用？复制最后就是混淆。但影子是成功的，那些带着子弹孔的头盖骨是成功的。他们让人理解了什么是“消灭”、“铲出”，“清洗”，“屠杀”，要明白这点，就必须参观Ｓ-２１。这里的地势很平，“２１”是其门牌号数。为什么把它比喻为“有毒的山丘”呢？楼房就是魔山，地形就是玫瑰上的毒刺——“那边没有苹果，只有含着毒汁的枯枝”２７０。或许无关地形学，而是一种传统。拉嘎纳的前身就是扶南国（Phnom），也就是山的意思，和三星堆文化一样，因迁徙保留着对山的怀念，因为他们的祖先在更高的地方，高低之分有宗教含义。在拉嘎纳古老的意识中，明和暗是对称的，力量均衡，就像修罗和阿修罗。希望可以是座大山，绝望的程度也可以很高，犹如一根巨大的毒刺，成为玫瑰园的象征，就好比说“奥斯威辛”，“文化大革命”等等。俄狄浦斯的忒拜城，实际上就是玫瑰园。正像索福克勒斯在悲剧中告诉我们的，俄狄浦斯的命运其实就是警告凡人也很难逃脱，只是在不同的方向。拉嘎纳破了一个谜，比如波尔布特死在森林里了，却又面对第二个谜——因为那个烘托他的政党，却通过不断的分化进入了拉嘎纳（抑或忒拜？），是不是这些人就不再是脚杆肿大的人呢？他们的城市不再是动乱的，而是和平的，或者是种循环？三岔口，到处都有，特别在拉嘎纳。
在监狱博物馆，摄影术中照片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引起我们的呕吐。它被罗兰·巴尔特说的“知面”全部取代了。黑鸦鸦的一片，这是档案，死亡档案，死者留影——这不是讽刺是什么？有人想在成千上万张照片里发现一些异样的表情，要么就是统一的表情。其实，没有表情，千人一面，但面面不同。死亡有什么表情呢？它是什么表情，那么，死者就会是什么表情，一种倒影关系。监狱里原来有个警示牌，上面颁布了狱中的基本规定：１.你必须回答所有我的问题，并且不能转移话题；２.禁止隐藏任何事实，并且不能以任何借口搪塞我的问题；３.不要试着装傻；４.也不要试着拖延回答的时间；５.不要跟我谈论你的不道德或是关于革命的事情；６.在审问过程当中被鞭打及电击时不准哭泣；７.在审问过程中必须坐直静候我的问题，如果我没有问你也不准发言，当我问你时你必须以正确的方法回答，并且禁止一切的抗议；８.禁止以任何借口隐藏自己的罪行；９.如果你不遵守以上我的规定，你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１０.如果你违反任何一点我的规定，你会遭受到十次的鞭打或者五次的电击。只有单数和复数，关键是，从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绝对的倒影关系，垂直关系，一切拐弯抹角都将受到惩罚，这是地狱的特征。因为，我们要由他们每个人进入万劫不复的人群，进来的人，必须抛开一切希望，所以，只能是直线。有人告诉我那些照片中，偶然能看到少数几张被摄者面带笑容。我们谈过，在这里，笑根本就不是一般理解的那种笑，就如一切直观看到的镣铐，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种镣铐，这是绝望最无可奈何的一种表情，抓住一切可能性——因为没有任何可能性。他们只提供一种抗氧剂，——就是痛苦，没有痛苦，就根本不会有记忆。
在我们周围，充满可怜的老人，接踵而至，包括我的父母，他们已没有可能再用不同的经验，去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了。俄狄浦斯毫无退路，要直到烈火与玫瑰合而为一，最后才能相安无事。我说过，地球的反面只有秦始皇之类，天堂也并非死者能落脚。
俄狄浦斯也可以分化，成为一种经济或政治的化身，然后，各取所需。在拉嘎纳，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外籍的破谜者，拯救者：越南，日本，法国，还有包括刚刚驰进拉嘎纳的美国军舰，上面或许就躺着婴儿时代的俄狄浦斯不祥的影子。
西哈努克就是拉嘎纳（应该说，西哈努克就是柬埔寨），而西哈努克又是一座滨海城市。我们从人潮如涌的暹粒退到西哈努克，结果，——也是人满为患，整座城市没有一间客房。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返回金边通过报纸才知道是美国军舰访问了拉嘎纳，正好就是那座城市。人们为了一观帝国的阵容，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军舰，倾巢出动。整个拉嘎纳只收美元。国王早已退位，但是嬗变之神俄狄浦斯又到了容易迷失方向的地方：“不要驶向茫茫的大海，说不定，见不到我，你们会在大海中迷途。”２７１
拉嘎纳不会，拉嘎纳接受一切，就像电视频道，就像法式面包和美金。有人用手指着一片建筑说，日本的领事馆最大。这里，过去好像流行过一种街头谣言：越南人最会打仗，美国人最坏，法国人最有钱，中国人最善良。简单，太简单，——但说明人们是多么想从一个巨大的影子分离出他们所渴望所憎恶的东西啊！而这一切都改变着。现在，美国人回来了，美金是先遣的猎头族部队。法国人优雅而精明地打着小算盘，小酒馆，旅店，一幢接一幢。拉嘎纳大概是日本人最有钱，大量的援助，大量的游客。
有人注意到，日本游客具有一种军事木偶的本能。一群群的，小旗一挥，顿时烟消云散，爬向各种古塔和石阶，神秘的雕像和各种各样的洞穴风景。哨子一响，这些人就能迅速聚集，排着队，咿咿呀呀——仿佛战斗的梯形队。我特别注意到有人还戴着刺眼的白手套。——在亚热带（其实还有许多地方），温暖的色彩中，白色，矫揉造作的医生？消毒者？回来不久，恰好看了电影《汉尼拔的崛起》，里面有个细节就是汉尼拔在和凶手最后的对决中，使用了一只医用白手套来燃爆。这只白手套运用得十分恐怖，巧妙，陌生。其实，这点罗兰·巴尔特在他那本关于日本的符号书也给予过有趣的分析，诸如歌舞伎，书法，禅宗，樱花，相扑，富士山，都在创造一种包装的空间，其作用就是使周围的一切空无一物，空间是空洞的，最终会导致意义上的空无：“看上去似乎这件东西出乎意外又在料想之中地把它常常栖身的那个空间毁掉了”。２７２
而且，在遥远的国度，“这个领头的人的脸是显而易见的，光滑的，明亮的，冷漠无表情，冰冷得就像‘刚刚洗净的白葱头’（罗兰·巴尔特引用的日本诗句）”２７３。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了许多比喻来说明意义空无，被消解的空间，——用戴手套的手把内脏翻出来。取胆，一个寓言故事。
那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权利。我正好写过一首关于手套的诗，但不是白手套，而是《黑手套》：“我看见干净的灵魂四处握手，带上成本，只是更利索些”２７４。白手套拒绝握手，表皮接触，与事物隔离开来，但并不说明他对被隔离的事物不感兴趣。白色渗透一切，就像文明洞穿一切，文明的氧化现象对自身形成了很好的讽刺。
杜拉斯在看印度支那情人的生殖器时，恰好也戴着“白手套”。她并不喜欢这个东西，但她需要这个东西。所以，翻来覆去的主题（关于臆想的情人）在结尾上都是用隔离来结束的。对她自己而言，是分离——不是和情人分离，而是和法属殖民地，和他的小哥哥（很有可能，这个小哥哥就是那个情人，只是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情人）。最近，一个专家的漂亮文章真实描述了这种分离，和她不对味口但佩服之至的母亲（怀抱巨大的殖民计划），大哥——她一直想在臆想的玫瑰园中杀死这个家伙。最后，死的是她的小哥哥，就在拉嘎纳。她的写作道路就是俄狄浦斯的放逐之路，一开始就肿着脚。人们一直在试图问，究竟当年那条渡船上遇到的情人是否真有其事？而她的回答却是，谁知道我的真相。斯芬克斯立在安南，味道完全变了，就像一个法国小女孩在作了“克里奥尔人”时便从她自身分离出来２７５。殖民主义在自己的放逐中会分泌出许多东西来，就像奥威尔在缅甸射象一样，扣动扳机很容易，但感情却十分复杂，结果也很复杂。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值钱的东西，一个反复无常的家伙，等级，隔离，都缩小在手套或地图上。
我眼前又浮现出西贡邮政局墙上的彩绘地图，一片模糊的区域，但我很快就会想到堤岸区，被一大瓶花半遮半掩地挡住了。
荡漾在我面前的这片茫茫水域——从范围看，就是杜拉斯小说涉及到过的交趾支那。据说，有十几万人生活在水面上（金边到马德望？），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水上学校（韩国援建），水上警察局，水上猪圈，水上小卖部，还有水上教堂，斯芬克斯隐身其中，也都有十字架。这使我想起在自己的城市，许多地产商在楼盘里建了法式教堂，但屋尖上却不允许立十字架。符号具有号召性——那么斯芬克斯呢？在一艘观光船上，我还看见了出现在杜拉斯小说中的鳄鱼。它们相互压着，支点是辽阔的下巴。
在开往金边的轮船上，外国人兴奋地上下乱窜——仿佛上了“湄公河的渡轮”。但这种船憋气，沉闷，船舷狭窄，大家都挤在上面。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什么也看不见，空茫茫的，关键是没有本地人。一到金边码头，西方人，东方人蜂拥而上，疯狂地寻自己的行李。脚夫，小厮等在岸边，为抢生意也是一片混乱。在浅水河道边，我看到一种景象，湍急的水流中有人搭了一种神龛，全是用小树棍搭建的。最上面是一座房屋，大概是保平安，就像在拉嘎纳市区街道边上的那些微型的窣堵波。在拉嘎纳附近的河流，我还看见一个最美妙的构图，不知表达什么——计算流程吗？可“百里行程它还不满足”２７６。有人用树棍在水上搭了两幅架子，一堆上面架着当地最常见的木船，它不能用了吗？但我估计它好好的，一个象征？另一堆架子分为两个平台，砌满柴禾，仿佛要进行一场水上火祭，可祭的是谁呢——无名的溺水者？
我从那两岸边带来我这肉躯２７７
拉嘎纳充满暗示，我宁可想象为一个与时间有关的座标，因为水通常被比喻为时间——“逝者如斯”，“它不断往下奔流，河面愈是宽阔”２７８。到了更开阔的地方，放眼便是杜拉斯最爱形容的，那种湄公河“无边无际”的景色。正是在这种景色之中，或在小说的上下文关系中，我们没有发现那个码头的离别之义，只有她个人的放逐和与殖民地的分离。这种分离具有更广宽的意义，后来也成为“法兰西帝国”（她写过同名的书）的分离，而小哥哥才是这个点上的祭品，抗氧化剂。在对往事的回忆观察中，除了手套，眼镜，柜子，抽屉，丝绸服装，她后来还不断增加着照相机或摄影机。她喜欢以电影分镜头剧本的方式来展现小说的画面。在拉嘎纳，我没看见游客中有欧洲人戴白手套的，他们或许尊重这里的条件，只是在洞里萨湖渔港偶尔用帕子捂住鼻子，因为那里的鱼散发出十分具有穿透力的恶臭。他们同情这个地方，服从这里的条件，怡然自得。我看见许多可怜的胖子，徘徊在天堂的梯子下面。这架梯子无形中受到尺寸的限制和心理素质的限制，远离胖子和恐高症。我只能仰望这架石梯，想象着圣经所描述的窄门。有对法国老伴游这里时，老太太摔死了，他出资修了可供攀援的铁扶手，人们称做“情人梯”。无数的人上上下下，多了几分安全。后来干脆让给了从上面下来的人，排着班，一个挨一个。我和快餐胖子们以及患有恐高症的人们呆在下面，羡慕不已，但多了些想象，伫立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中。
我们放弃了马德望，那里靠近一个叫拜林的地方，出产红宝石。还有大量的殖民建筑。我们正是从那里返回尘世，有许多珍贵而美丽的宝石，甚至无法从天国中把它们一一取来展出。
仅仅作为建筑而言，孤零零的殖民建筑，一种过往的空间，我穿梭其间，也不特别寻求，遇见什么就是什么。我看见另一个人（英国人？）端着针孔相机和三角架也在那里，我们相视而笑，这说明他知道我了解他的表现意图。简单的工具，最适合这样的题材。石窟，树抱石，神像，庙宇，高棉的微笑，忽明忽暗的肤色，犹如森林的残篇断简，老街道，梧桐树，菩提树，摩托，阴影，殖民建筑，破碎，古旧，老照片一概发黄。他在借用森林蔓延的植物来嗅这个世界的殖民气息，世界的受苦和自甘寂寞的来世。同时也感慨幽暗缥缈的一切。但这幢建筑对我并非模糊，很具体，十分熟悉，在我们的城市就有这样的建筑，但环境大不一样，没有这样优美，大片大片的破败，无人照看，而且越来越少见。
这幢法式建筑，在邮政总局大楼对面，典型的杜拉斯笔下的“堤岸型”殖民建筑，连排住房建筑。带栏杆的阳台，阳台上方有半圆券，古典风格的屋顶长栏杆轮廓线，退化的帕拉第奥风格的长方形落地窗。用杜拉斯的话说，就是“没有嵌玻璃，只有窗帘和百叶窗”２７９。就在这百叶窗下，杜拉斯和她的中国情人（或缺席），浅浅涉及过英国人迫使中国人开放港口的话题。类似的话题，或许还在傲慢的长烟囱，阳台，棕榈树，巴洛克式的外墙蛋状镶板上继续着。百叶窗在小说中无数回起着隔离作用，把法语和像吵架的汉语隔开，把情人和小哥哥隔开，市嚣和个人鼻息，街头闲逛和秘室作爱。
对面隔街还有幢稍矮些的殖民建筑，底楼开了家法国书店Mekong Libris，里面全是法文书。从外面大玻璃橱窗上能清晰地看见邮政总局，色彩犹如明朗的秋景，深黄色，斑驳陆离，拉嘎纳的透明度。有几个法国人在书店里交谈。营业员是本地人——在讲价方面，完全坚守法国式的毫不妥协。邮局里不时有几个外国人在填写什么，大凡居住在拉嘎纳的外国人都在这里邮寄，比起西贡市的邮政总局简陋得多。西贡邮政局大厅，陈旧而辉煌，墙上有两张很大的壁画地图，颇具殖民色彩。购买纪念邮票的人在那争先恐后地抢着。而在拉嘎纳邮政总局，几乎没有人买纪念邮票，邮票种类也很少，除了民族舞蹈，就是王室成员头像和生活照。退位的西哈努克，有张戎装照是行军礼的，手心翻在外面，很滑稽，像风流倜傥的演员。还有莫尼克公主。新国王身着西装，捧着和平鸽，浇水，拜见军政要员。但邮票的综合色彩比西贡的漂亮。拉嘎纳有种天生搭配色彩的能力，对过去具有治疗和抗氧化的作用，这在壁画上也显示出来。
二手书店都不太景气，充满垃圾读物，是西方游客扔在本地的另一类文化快餐盒。偶尔也能淘几本好书。去了三家，淘到《Ｆ.奥"哈拉诗选），《Ｒ.Ｐ.沃伦诗选》；一本美国诗人自选一首诗合集《反省》；一本《天使手册》，作者称其母亲在５岁时曾亲眼见过天使——比我母亲运气，我母亲只见过他的坏哥哥，他认为藏传佛教中的千手千眼观音也是天使，这有点出人意外；斯彭德的《世界中的世界》，由两个法国作家写的《卡夫卡：人之折磨》，——其实，这种折磨就是因为对文学来说，他没有任何确定性的东西；《柯勒律治诗文集》；菲茨杰尔拉德翻译的古波斯诗人奥玛尔的作品《柔巴依集》。柯勒律治，奥玛尔——从他们了解东方？为什么又扔掉呢？大概书的主人一看没有可汗和苏丹的塔楼也就扔了。卡夫卡也对不上号，因为这里的城堡氧化得格外厉害，仿佛遇上了弥诺斯判官的氧化之手。还有本美国传教士或汉学家写的中国书，我让随行的侄儿带回了美国，他正在考虑学科，我劝他攻考古学。
一本关于中国的英文版书乘坐飞机再返回美洲——谁也不会由此去想亚洲人比西班牙人更早通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萨义德只是纠正了东方学中的某些态度，跟列维－斯特劳斯察觉美洲和亚洲在艺术表现对称上的同构现象一样。
不知人们注意到没有，这已成为一个象征：在拉嘎纳，由于过去的战争，埋下了世界上最多的地雷。倾销在拉嘎纳的“Lonely Planet”（我在市中心的铁棉市场——著名的殖民建筑，看到成捆成捆的盗版）旅游手册写道：拉嘎纳埋有４００万颗，完全清除这些地雷估计要牺牲４万人，耗资1.2亿美元。绑在地雷上的国家，那是过去借下的高利贷，为偿付利息，你必须运用大量的安全阀，而这个安全阀则很有可能就是一座剧场，各国的戏在那里上演，轮流不断，丰富万分，然后释放出一种不变的情绪，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带歌舞的旅游晚宴通常都要安排一种拉嘎纳的慢舞。演员的肘关节像是被绳子拴住似的，很慢，匀速，动作不断复制自身，像早期电影发明中使用过的“幻盘”或“诡盘”，这里只是真人表演而已，不是画在纸壳上马呀鸟呀的，对着一面观众看不见的镜子，变化着，恍惚什么也没有做。另外还有个剧场是露天的，演员就是那些地雷的受害者，残肢艺术，在拉嘎纳任何一个城市或风景点都能看到。他们演奏简单的音乐，人们骑着大象，从他们面前经过时扔点零钱。
在最热闹的临河商业街，ＦＣ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ambodia）建筑内聚集了许多外国人，在观看街景。它本身就是一幢殖民建筑，在它背面，还能看见一幢更衰败也更漂亮的殖民建筑。法式殖民黄色的柱头上，墙上贴着本土风情照。有专门出版的画册，Ｔ恤，丝绸，油画明信片，内容就是建筑本身。但吸引我的不是这些，而是楼梯口一幅精致的像框——里面的图案是用本地各种报纸剪裁拼贴的金边核心市区地图——细密的英文法文与表现的行政区分不开了。文字占领了扁平的旅游区和香气四溢的咖喱鸡肉。
１９３７年修建的铁棉市场也叫中央市场，周围街道用自己的名称把“戴高乐”、“诺罗敦”、“莫尼旺”和“西哈努克”扯在了一块。在我的印象中，巴比伦神殿似的主体建筑和菠萝蜜这种水果一个发型。冒牌的名牌手表俯拾即是，“阿迪达斯”运动服真假难分。东南亚已有许多市场。不远处就是长途客运站，欧洲殖民式建筑和亚洲式的拥挤，所有通往外省的行李全是扔出去的。
难以分辨的还有本地菜和中国菜，年龄和影子，丝绸和混纺品，红木佛像和乌木佛像，建筑和晕厥，连续转弯的河道湖泊，越南人、日本人、韩国人和中国人，混乱的门牌号（因为战争和自立门户造成的）……。实际的肖像（有人要求一定要把地面和地上分开）把我们抛在了荒郊野岭。突然此刻，我想起“狮子”的问题。狮子在拉嘎纳随处可见，腰身收紧，臀部因微蹲显得上翘，很像模特儿。龙在西方世界已完全不讨好（许多人认为这个形象张牙舞爪的），狮子呢？——埃及有，美洲有，印度有，希腊罗马有，东方西方都有，全球流通的典押品。在但丁描述进入玫瑰园的那一刻也出现过一头狮子，构成了威胁——实际上是谜语，不是狮子。
狮子分有翅膀的和没有翅膀的，有翅膀的是另类产物。在中国，狮子和辟邪混淆不清。在天界桥这边（去吴哥寺必经之桥），——河这边，有菩提树，狮子，蛇神。树叶随风卷到狮子裂开的石头脚下，让我错认为狮子到了换毛的季节，我拣了几匹树叶放在书中——石头转变成纤维。我们说了许久的菩提树，但却没见着。恐龙和桫椤书也不能移动。
两者都呈氧化现象。大地上令人惊恐的动物，从内部腐烂，而外表模糊——正当此时，才逼着你重新调整焦距，深入下去（问题是，哪个方向呢？）。周围全是端相机的人，但只要看看他们镜头的方向，就不难分辨外行还是内行。业余的——我们是说那有点像射击场的瞄准打靶。拉嘎纳原来确实有很多射击场，跟性、毒品、摇滚一样。导游手册写明：……本地军队把军火卖给经营射击场的外国人，穷人的国家最爱射击。而且，在一个月收入只有２０美金的国家，士兵不可能不变得聪明起来，遭禁后又转为“地下”，然后再转为森林狩猎射击动物。
西贡附近的古芝地道也有射击场，由军人管理，使用美式武器。你能隐约感觉到某种政治的怒气未消，对过去的战争吗？还是对现在的贫困落后，乃至不得不靠对战争的缅怀来挣点外快——这点容易让人窝火。在那里参观，让你首先体验的是，在大树周围寻找地道洞口，像当年美军那样。伪装得很好，所以，你是找不到的。这时，就有一个越南军人猛地站直，半截身体露出地面，双手举地皮……原来在这！接着，身材高大的外国人，会好奇地钻入开放的部分地道，像肥大的虫子提心吊胆从另一个口爬出来。凡是爬过的人就绝不会相信直立人（也是殖民者）的胜利。低级的动物技术让人骇怕。接下来就是射击，奖品为军帽。一阵连射，就像快门每秒６张。有人说后现代是开关社会，也可以理解为扳机社会。数码照相机越来越大的内存，消除底片，也消除了选择。许多业余摄影师的行头很滑稽，长舌遮阳帽、墨镜、手套、带许多兜兜的防水裤、名牌鞋。这些射击场上的地面狙击手，隐蔽得相当好，可以说是很成功，惟一容易漏马脚的是丧失方向感。双重距离不仅是数字也是谜。我发现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用过“镜头感”这个词——用巴尔特的话说，就是整体性的魔鬼。
拉嘎纳的整体性。拉嘎纳也存在着偏头痛，来自于西南方，跟中国的问题一样，也是西南方，从地球最高处逶迤而来。迄今发现最早的古猿人似乎都分布在这条线上。
反俄狄浦斯情结，也就是反“肿脚的”。——这点，拉嘎纳很安静。
我在问，我们是不是歇息一下。在南方造成的脚伤（踝关节）已给我带来极大的不便，但没有人知道你损失了什么。他们永远会抱怨，你对不起他——谁呢，国家，领导，投资者？虎头蛇尾，缺乏耐心——实际上，是氧化问题，年龄，年龄的阴影。许多人不知这会导致我们身体全面的骨质松软，缺乏警觉，高一脚低一脚，路途坎坷。按脚板印应该追溯到我第一次到印度支那，在丰沙里和琅南塔之间的某地：“每只青蛙都参加了战争，每根蚂蟥都被密林中的枪刺痛”。在森林中建造营房，那时很年轻，什么都喜欢跳，甚至有次从很高的木马上翻筋斗。我在诗里写的“翻筋斗的未来”来源于这件事。但这次我是从房架上往拉嘎纳跳，正好下面有根小树桩，那是我的“地雷”，软的，也不致命，只是脚踝肿得像馒头——“肿脚的”，俄狄浦斯，就这样。我从不抱怨，只有命运——相信我吧，只有命运这点，我们只是咬牙走开，它会不断重犯。而且，一直保持这种姿态，痛苦的迟疑，遗忘，随后，打破寂静。
拉嘎纳所有为地雷伤害的人，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寓言，并为此结下很深的情结——俄耳甫斯式的反复无常，很难有未来。
不断地往后看，唱歌，森林，动物，石头如地雷在前面翻滚。
在自己的寓言面前——每个人都有，不可能没有，早已存在那里，就看你能不能发现，愿不愿意了解它，抚摸它，看它和旧伤的关系。它可能氧化，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可能性不大，——也可能因为误解变为荒唐的行为，被人涂鸦，篡改，赋予蔑称，没完没了强加给你戏剧化的屈辱。所以世上也只有你一个人深谙自己的命运，——至少方向感有没有问题这类，和各种变相的“油炸蜘蛛中心”离得远远的。真正的心慌指的是这个，突然迷失在丛林之中，就像拉嘎纳。
它不一定被发现，但它肯定能，而也必须被发现。
旅游置身其中等于是远离真正的目标。多数人在镜头里捕捉到的只是镜中的幻觉。或许，为此人们才在所有的场所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炯炯电灯光下，我才看见许多孤魂，许多的爱丽丝，通过电脑网络想钻到熟悉的世界，然后，添油加醋写自己的网络小说。
饭桌上无休无止地讨论宗教问题等于是油炸耶稣。旅行中最怕遇到的是那种什么都加以怀疑的人，他们几乎可以让你寸步难行。
看到街头巷尾遗弃的铁锅，还在卖油炸食物的小贩，恍惚觉得耶稣当时背着的不是十字架，而是煮饭的铁锅和烧烤用的架子。道路，各种昏暗的道路，充满忧伤，但忧伤带来食欲。
在十字路口，又是一次重合。拉嘎纳，堤岸，船上的老祖母，安静的小男孩，杜拉斯和她的小哥哥，黄昏中的印度支那，淌入洞里萨湖的河口与附近的湄公河。
臭气熏天的烂鱼，窝棚，赤脚的小孩，黑黢黢的老人，烟熏火燎的棕色大神，沉沙，河滩，碎石，萎缩的阔叶……全堆在那里。这种堆积，构成了拉嘎纳——甚至亚洲神话。想想看，最早的耶稣会士是怎样描述这种堆积的，还有骗子和无期徒刑，蜂拥而至的蝗虫和食物。
杜拉斯的情人就是在这种堆积中给发现的，所以，令人心醉神迷。就像我们在垃圾堆中拣起来的一个半新的洋娃娃。在湄公河渡轮上，这种船在亚洲各地的主要印象就是拥挤，车辆，人畜混杂，诺亚方舟，就仿佛世界一个炎热狭长的地带——这就是我们的摆渡。
堆积，拼贴也正是我们动物的神话特征。凤凰、龙蛇、从肉团诞生的南瓜和狗、拉金子的牛的肛门、葫芦和磨盘、树上的鸡、飞鼠……北方像柴禾一样堆满了这些传说，干瘪缺水。南方则疏远着象牙、犀角、黄腊和纯种鹦鹉（鹦鹉据说是从拉嘎纳传入中国的），出土的象牙来自遥远的夏朝，堆积现象困住了人们对古代的认识，陷入文化的惭愧和巨大的自卑感。
１９７１年我是从北方抚顺（正是杜拉斯描述的满洲）的冰天雪地出发的——有家兵工厂，内部铁道，风雪交加，乜斜的灯光，保密，哨兵，闷罐车厢爬在那里。厚厚的棉袄，大头鞋，新兵服。然后，往南方，越来越暖和，没有经过我们的城市（为保密），何况，父母亲那时也都不在。但我想起了几个月之前，北上时，母亲前来告别，带了一罐蜜，我喜欢甜食。母亲把她的手表也给了我，好像那个时代这是成年的标志，它的机心在北方是强大的，破土待工，声音十分干脆。后来到了南方，几次进水给氧化掉了。还有本笔记本，上面有我的水彩画和抄录的普希金。昏昏沉沉，完全不晓得要到什么地方，“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才知道这就是那个地名”２８０，——拉嘎纳，或琅勃拉邦。这场面我在《旁观者》描写过，恕不赘述。
那次我只深入到南乌河一带，离湄公河还有段距离，所以始终觉得神秘兮兮的，未露真相。湄公河在整个印度支那战争中，始终是毫不含糊的象征。任何狰狞的东西，都无法改变我们缓慢成熟的特征——因为，面部的地形学告诉我们，外表会改变，变得粗糙，起皱，氧化，但最初映照上面的光线却铭心刻骨，深入肌肤，因为单纯，绝对单纯，就像杜拉斯的中国情人最初打动她那样。老祖母会掩埋地下，带着她臭名昭著的小脚——旧时代的美学特征，包括一双百鹤图案的绣花鞋。后来母亲也离我而去，留我独自彷徨——就像湄公河上的舟船，在其它空间变成快乐的朋友，不再妨碍，也出现在杜拉斯的《琴声如诉》中——吸引那个小女孩，“哦你们乘在你们的小小的船上”２８１。只要陪伴一次，就犹如伴我们终生。陌生的领域，需要来自其它空间的光线，使我们能透过气来，氧化物渐渐变得有意义，恍若“我走的水路从前从来没有人航行过”２８２。陌生感会一直持续下去，犹如我们日感消瘦空虚的身体，看清一切。——所以，这里，是光线（天使的食品）决定一切的温度，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
开始我并没太注意这张照片，细看后便喜欢上了，觉得单纯，因为自己的在场，令人睡意朦胧——不是因为两艘船偶然相遇，让我看到了这一平凡的景象，而是其中的擦肩而过，透出几缕柔和的光线，改变了我们所珍重的思想习惯，改变了实际的方向——平淡无奇的航行，歌唱的小木船，旧时代的老祖母。所有在河面上通往拉嘎纳四周的小男孩，都十分安详，羞涩端坐在那里，单纯，腼腆，手上捏着玩具——很像我小时在照相馆的表现。黄昏透出模糊的未遂之红，令人忐忑不安，但此刻是幸福的，尽管会一去不再复返。
太阳开始斜射，角度正好，就像日落观潮，或在不太遥远的巴肯山残庙上，每天都聚集着开放自己的旅行者。光线柔和而暖洋洋的，黑暗中处处清晰可见，甚至每片树叶，人群中微露的胸扣，不太闷热的宽裕——没有这些我们又何必跑到这样偏僻的地方来呢？其实，这里早就不偏僻了。国境线就是一本护照，一条简单的地平线，所到之地的货币，对时髦并未作出过于繁琐的反应。没人啰嗦，只有奢侈，就像人生所剩无几，能做什么呢——除了遗忘自己的某些坏习惯。想想《神曲》中那些吝啬鬼的下场，你就会对乞丐，对那些被炸弹摧毁的残肢人，抱有不同的看法，至少我们更幸运，除非自己要把自己弄得不快，自己要绊自己，在悬崖上，用自己的绳子，这是可能吗？——在太过熟悉的房间，我们感觉不到，在每天转悠的城市，街道上，巷子里，超市店铺，熟人圈……，都很难比较，地点不对。或许我们心里明白，但还是感到无助，而且徒劳，虽有些兴奋，还能抑制，因为你的身体很好，感觉不错，也不怕那些隐藏的恶棍，笑料，恫吓。他们丝毫也伤不到你，因为细心想来你并没有犯什么特别惹人心烦的过错。但那种黑暗对于一个清白的人来说仅仅是一个探望，就像荒凉对幻想来说，也正好是种刺激。你走到任何地方第一眼瞥见的都是自己，你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拿起镜子，扮鬼脸，或对发生的什么事抱有恻隐之心，虽然无关痛痒。
我清楚地看见植物上的小刺、鱼、家禽、兽鬣爬上了拉嘎纳的观光餐桌。大厨们在做各种菜肴，有种糯米球，慢慢吹胀，让人惊叹不已。我们再去寻找时，居然消失了——那里有许多热带植物和动物，笼子里关着猴子和张大嘴巴的鳄鱼。害怕无聊的游客，带着各种书，便于飞行阅读，空闲时躺在吊床上，身边是蓝色的大海和更蓝的游泳池，五颜六色的冷餐。当热带植物散发的气息催人入眠，他们便会把小说扔在一边——往往是契诃夫说的那种中篇小说。为了写它们，各地小说家制定出一揽子计划，讨论结构，谋篇布局，有用地图开头的，必要时还可以影射某人，剖析某事，谈古论今——就像我们目前的文艺，全国上下一概痛恨自由的宿敌，包括电影，绘画，摄影。只要熟练地堆积出一个苦难的底层来，一个带刺或有毒的玫瑰园，作家就会舒坦万分，仿佛语言之光射进了乏味的地球。导演们则站在杜撰的魔毯上，喊着芝麻开门，威尼斯开门，嘎纳开门，好莱坞开门……当然，也有拉嘎纳开门，但拉嘎纳只适合旅游，适合旧梦重温。
最古怪的是，我们在这里遇到了来自上海的同性恋服装设计师，在这里他们反倒很自然。和红色高棉完全搭不上边，但蓝色的格罗斯和红色的格罗斯吸引了他们。这种换算法很有意思：拉嘎纳起了革命，杀死了许多人。波尔布特一来，取得了一切。革命是第一个人，波尔布特是第二个人，结果是波尔布特成为第一个人，而革命成为第二个人？在法国，是拿破仑。一种公式。２８３
大帮游客被管理人员催促赶进了拉嘎纳皇宫中的园林。在那里观赏著名的银塔，已经开始大片地氧化，失去了光泽。从埃及移过来的法国拿破仑时代的建筑（在上海巨鹿路我曾见过一座带天使雕像的蓄水池，也是从法国整体移来的），然后就是千疮百孔的壁画，正是它耗蚀着拉嘎纳的森林和时间，所以，蛇神监视一切。
我们必须重新来探讨斯芬克斯像的意义，而且在任何一种单纯的道路上，或在几条交叉得更复杂的道路上。地形，诱惑，偏僻，——其实也就是反对直线，因反对直线而成为晦暗不明的局面。斯芬克斯像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值得思考：为什么理想主义日久就陷于令人难堪的狂妄；写实主义也因为残酷的描写和愤世嫉俗的论调令人憎厌？
玫瑰园什么都有，甚至中世纪盛行的阿拉伯剧毒。魔鬼也有，几乎是浅层次的魔鬼，所以，我们更该感兴趣的是魔性。我在一首诗里探讨过魔性的问题，把它归结于对人的戏谑模仿。这首诗叫《鬼》，里面涉及许多原型故事，包括最为严重的“酸化”现象：“它的脚一拐弯，你就会走错路，它是一种羞涩，一次又一次通过酸化的修改液”２８４。正是在人不知不觉的酸化过程中，鬼乘虚而入，还包括果戈里。他的小说有不少是讲鬼故事的，像《狄康卡近乡夜话》，里面就有种猪脸鬼，模仿人戴帽子和手套，传染恐怖。他在这本书里也谈到了书写工具和涂鸦的本义：“仿佛把鹅毛拔掉做鹅毛笔，把破布做成纸张还不够尽兴似的！仿佛各种各样的人把墨水涂污手指还涂得不够多似的！” ２８５谁发明了用大拇指按手印呢？——岩画时期狩猎计数方法的残留。
再回味一下《死魂灵》，社会上有种关于大乳房仙女的涂鸦被作者注意到了。还有鬼，在收购灵魂，模仿人说话，讨价还价做生意。魔鬼驱赶起来很难。我们做稻草人在麦田里吓唬麻雀，然后稻草人作为吓人的风景便延续下来，麻雀也残喘下来。人类渴望歼灭老鼠，结果却壮大了这支规模庞大的地下兵团。影子和反相的繁殖力相当惊人。很奇怪，拉嘎纳的蛇感觉上无毒，但却让人困惑，团团不安，甚至彻夜难眠——数量？还是前面提及的表面的氧化现象，幽暗深黑的斑驳形成了视觉局面。你经过这个符号，穿梭于拉嘎纳的石像中，为它斑斓的景致诧异，细致地揣摩它，分解它，随后，不免牵涉到自己的场面。
与杜拉斯的碰合，不光是因为地形学意义上的交趾或拉嘎纳，早在八十年代，从我阅读她的小说就开始了，侥幸残留了部分手稿。原来那是一本书的计划，即前面提到的从未完成的《颓废研究》。其中有一章是讨论“局面”的，所涉及的正是她的小说《琴声如诉》。两个主角的性爱冒险因僵持不下构成了一种局面——包含布景，角色，层面：
一次没来头的情杀和关于情杀的谈话使肖万和安娜·黛巴莱斯特碰上了。这是事情的开头，原因并不真正值得查询，它只暗示一种可能。其出现关键是作为俩人接触的理由，正当而必然。接触，是对爱与死的共通性的承认，有这个基础我们才会关心别人。所以，死亡成为肖万和黛巴莱斯特的凭借，继续活下去也就必须开始，这是局面的部分内容。黛巴莱斯特还有一种物质凭借，那就是酒，对女人更危险的一类平衡。酒使我们原谅自己的不得体，承认失控的勇气，在合法性中使社会承认我们的失言，举止不当，甚至对道德的突破。因此，“酒力的发作，借着几分醉意，她竟直看着她面前这个男人”。为什么不放松些呢？死亡就在面前晃动，别人存在或毁灭的意义关联到我们自身的意义。我们有勇气吗？我们能左右自己吗？我们大概还没有成为合理化与规则的奴隶吧？——每个人都要问这些问题。黛巴莱斯特也问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她试着自己的力量，她需要解答：“我知道，反正总有一天……要发生一件更加叫你吃惊的事”。这只是一种可能，一个意图。肖万怎样回答呢：“可每天总有点什么事故发生”。这句高明的口号把突如其来的事件和直觉危险的紧张化为稀松平常的东西。每天经过的事情还有什么可惊奇的呢！顺着想下去，肖万和黛巴莱斯特的社会领悟，死亡是每天存在的，所以，一个工人和一个上流社会妇人偶然的恋情是可以发展的。揣摩试探的成功表示局面的形成。情杀事件、对死亡之提示、酒、想知道情杀的来龙去脉、应允探询这些详情，作为局面之要素，便生发出波澜和让人期待惊喜的可能。一旦置身局面，真实的动机比物体——我们，及我们所牵涉的器具等更先裸呈：逃避琐事和平庸，渴望新鲜的生活样式和爱情，以及由于死亡焦虑加深对伦理和秩序分探讨。作为安娜，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能超越她丈夫——像情杀中的男人那样的爱？狂热的爱和为爱而被杀。尽管这很可能纯属臆测，但在爱中死去难道不比在平庸中消沉更值得冒险吗？克敌的意志在两人间温柔地表现出来。但对这种反抗，善的局面必然与之较量，所以孩子，作为责任的象征，便成为引起不快和退缩的主要原因。当肖万提起她和孩子散步的事时，“她心里浮起一缕怨恨之情。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现出气恼的神色，猛然现出她的本来面目”。她恼怒的是什么呢？是善的局面和自己的怯弱。按钢琴教师告诉罗小姐的看法，陪伴孩子学钢琴不一定非要母亲，明白地说，不要母亲更好。这代表社会上一种普遍存在的矫正力量，就像练钢琴和半生不熟的指法。但安娜坚持要这样。实际上，她并不关心孩子的言论和能否弹好。由此看来，带着孩子无非是出于局面的需要，孩子作为提示，可使他不致迅速换到背叛或通奸的位置。这样，支使孩子单独玩耍和召他在身边都是矛盾心理的表现。这样，那样，都是策略，孩子是武器。当然“信心因际遇而异”，当意识偏向冒险的时候，她会轻视善的局面：“有时我觉得我是把你虚构出来的，不是真的”。但更多时候，善的局面加强了使她回到现实的力量：“一个小孩在外面很近的地方吹了一声口哨。她吓了一跳”。那场情杀中女人的叫声，是她只想起孩子时自己愠怒的叫声。尽管喝酒时“她发现喝酒就是对她知道如今还是暧昧不明的欲望的证实”，尽管喝醉后“她不想看滨海大道的尽头（她的家在那里），因为路途那么远，她鼓不起勇气继续走下去”。旧秩序和安全感毕竟有深厚的基础，这基础以她没名字的丈夫为主，也包括一切陌生的东西——比如过道门框上的阴影。由于善的局面过于强大，在肖万“强行进攻之下”，安娜被迫回忆过去的经验：她在家中曾因看过路人而睡不好觉，惟一能与之抗拒的就是到孩子的房间看睡着的孩子。包法利夫人“眼看贞洁要保不住，她只好求助于圣母、雕像、墓冢，任何机缘”，而安娜求助的只是自己的孩子。“安娜在她孩子面前是没有力量自己的”，她的回忆是要告诉肖万他不过是过路人中的一个。一旦善的局面获胜，爱情的冒险便宣告结束。于是“小奏鸣曲仍然在耳边回响（孩子在弹奏）就好像这个小野人舞弄着一只羽毛似的，也许是有意，也或许无意。小奏鸣曲反复冲击着他的妈妈，作为对她爱的惩罚，又一次给她定了罪。地狱之门都紧紧地关死了”。安娜从一种合理进入另一种合理，跟孩子一样：“他弹得不错，虽说是不愿意，弹出来的毕竟是音乐，这是无可否认的”。也即是说，安娜无可奈何的选择，虽并非自愿，她可能会像菜肴一样是另一道牺牲，一条鲑鱼，或一只烤鸭，“按照一定礼仪有条不紊地一人一人顺序传递下去”，但她必须承认这是惟一能接受的。“这条曾经在海洋里自由自在畅游的鲑鱼，它那不可抗拒的灭亡的过程还持续着。与此同时，对礼仪可能有什么欠缺的担心，也渐渐烟消云散了”。
局面单一显现的结果就是这样，大家眼睛都很尖，什么都能看见，任何人都会呼吁：“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我相信我是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可就那么一下子，完全无能为力，再也不可能了，尽力去做也白搭。坚持下去，意志力没有了”。其实，这是一个自圆其说的圈套。
琴声暗寓三种力量：冒险；责任；谣言的立法机构。在事件的发展中，恶局面难以消失，剩下旧时代许多对立的情绪。琴声表面上诉说着习惯和冒险放弃，其实更像是幻觉，类似低地的越南，拉嘎纳，在我们的西南方，忘了那些最根本的问题和气氛，也完全放弃了它根深叶茂的身份，所以，当我们漫游其间，置身事外，恍若隔世，凡事都想拿来作人生的鉴戒时，而也早已面目全非。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于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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