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力1985年在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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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外甚至国内面对很多人问过的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的创作自由吗？我回答创作永远是自由的，所谓的自由不自由就是能不能发表，能不能卖，这个问题点到文学艺术者的真正的穴位了：那就是，你是因为能发表能展览你才创作吗？不能发表不能展览不能卖，你还继续创作吗？我马上想到的两位继续创作者是凡高和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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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业的过程，好像只有达到成功的过程才是有意义的，没有达到成功的那些过程常常是被剔除在广告和教科书之外。问题是，凡高是否体验到了成功的欢娱，或者仅仅是后人帮他体会到了？体会能由别人来帮吗？也就是说梵高的成功到底是属于谁的？他没有感受到的成功还是不是他的？看来问题不那么简单，“自杀的梵高后来是一个成功者”这句话总让我觉得很别扭。所以，任何一种事业的过程在不可替代的意义上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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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我自己想象中的画廊，给自己一个震动，我把画廊最大的一面墙的墙皮装上了一条巨大的拉链，拉链拉开了一半，露出了里面的红砖，墙皮变成了一件衣裳，创意一目了然：一切东西都是经过装饰或伪装的，不同的是真和假必须融合在一起才有意义，为什么真总是在里面的，可能源于人类内心所想的才是最真实的现实。不过，一件作品的欣赏是因人而异的，随我一起去的小沈就觉得这条拉链具有的双重性：拉开和拉上是两种性质，但这两种状态中的拉链都是拉链。他把拉链独立起来了，不受内墙甚至内心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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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应该是指人类与自然规律一起思辨人类生存处境的特质，并从人类共性中提炼出人类共处的道德认识，因为它能使人在尽可能大的范围里面良性互动。神性这个词把宇宙作为背景，因为那里还有许多对人类来说的不可知，并有着能创造人类的力量存在，不少宗教就强调了这一点，用这一点提倡敬畏感，提倡反省，克制人性中恶的天性，因为人类愿望神性代表的就是善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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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史诗？史诗必须有一定的长度吗？但是多长才叫史诗呢？看来标准不一定是长度，而是内容的量，有了量就必有一定的长度。但是“窗前明月光”算不算史诗呢？其实所谓的史诗也是一个个章节，一个个景观的展示与连接，这就像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景点放在一张照片里，不可能把各个战场的炮火放在一次交战中，所以它是一段段时间的阅读所项加起来的总体感觉。那么史诗，也可以一首首地写，写个几十首也能串联成史诗的效果，只要你愿意这样地阅读。我们被长期的教育形成对史诗模式某种固定的看法。假设我把一首过去的史诗分成十八段，每一段起一个名字变成一首诗，共十八首，然后给一个不知道这首史诗的人阅读，如果他没有读出这是史诗，并不代表他没有吸收里面传达的内容，他不需要读出史诗的形式，因为我们读的是内容不是形式。所有结论很简单，能把时代的特质和现象传达到位的诗歌都具有成为史诗的可能。这种可能使后代的阅读者所给予的。我不喜欢形式悠长但没有新鲜观念和思辨闪亮点的任何诗歌。而思想的闪亮点有时候只需要一行灵巧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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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的能量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被市场发展形势开发了。但是，贪婪的本性也同时被市场开发了。那种急于求成的心理很普遍，在文学艺术界也一样，许多人想马上成功，马上发财，而已经发财的人又觉得与自己的名声不成比例，就展开了有偿评论的操作，也就是利益互换，付钱换名家的吹捧。再加上中国传统上的靠山文化，也就是权利和经济上的靠山，我曾经有一句诗：喜马拉雅山虽然最高，但人间最高的还是靠山！有人说人性的贪婪是很正常的，好像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努力追求和积累的文明不就是要尽可能地克服贪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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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艺术和文学评论，当我们看到的谁的作品得奖了，谁的画卖出个大价钱了，评论家就出现了，放大作品中的优点，而且没有批评，就像是跑向舞台的献花者。也就是说评论家变成了献花者。另外就是黑道形式的互相吹捧的文章被统统称为评论。艺术领域里面最近很流行评论家的价格差别，有人问我，你的展览要不要请谁谁谁来写一篇，他的稿酬是每个字三块钱，或者另外一位更有名气的，是按篇算的，每一篇不少于两万块，而字数在一千至三千字。多么公开的价格啊，与卖广告版面一样了。中国艺术在商业操作下的发展是很堕落的。而艺术家则被商业绑架了。而绑架者中最堕落的就是一群这样的艺术评论家。少数坚持艺术品质的人于是很寂寞。另外，不碰中国体制问题成为了中国文学艺术研讨会的潜规则，但是它则可以讨论西方体制，最近美国的金融危机更加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探讨，说金融体系被政府干预是社会主义的方法，那么我就想人类文明的目标几千年来不就是想寻找一个能集各种体制优势的体制吗？这为什么不能谈论呢？社会主义的优势也有很多，问题是留下什么去掉什么，补充什么修正什么。所以，看来我们的知识分子们被斗争搞怕了，落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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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用“我不关心政治”来为自己的创作解释，其实在日常生活里，也都包含着政治因素，只是我们把政治等同于权力了。我认为政治，也就是社会的行政治理，就是对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的管理，官员们的职务是服务和管理性的职务，他们是服务我们的人。而我们一直在说的为政治服务则更多的是指为权力者的意愿服务，显然把政治的定义狭隘化了，慢慢地我们就不理解什么是政治的真正定义了。其实只要是对人类生存的管理，就包含着政治，或者说涉及到社会的事情就包含着政治。另一个被混淆了意义的例子就是， 国家、祖国、政府、政党，这四个词组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我们的许多人把它们混同于一个词来用，如果一个创作者也这样不明白，那么又怎么能把生活的意义写清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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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经常被大家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全球化。其实人类有了社会后，都一直在找比较好的社会体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把体制的研究实验变成了极权利益的享受，苏联解体之后，以及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对社会主义的讨论也都没有声音了，大家一致默认了西方体制的先进并作为去跟进的方向。但是，从人类文明这个宏大的理想来讲，对体制的讨论不应该停顿下来，我觉得各种社会体制的利弊必须继续讨论。不可能西方就是完善的，它也需要改进的，也要取其他体制之长的。另外一点我也注意到，西方的左派右派，他们关心的话题现在变得很一致，关心的都是能源、环保、反恐。左派右派都在关注这些“政治正确”的话题。我觉得这对多元的文化和体制的继续探讨来讲，绝不是健康的。?我并不反对全球化，我以前写过的文章提到过：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各种鸟类看上去都是在飞翔，但是它们互相不能繁殖，我们人类的任何民族在一起都可以繁殖，证明人类的差别很小，人性本来就很全球化。也就是说一个多元的全球化体制远远地在那里，挑战人类能否沿着文明的道路到达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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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我们突然习惯了媒体文化，也就是新闻文化。每天我们都想从媒体处得到最新的新闻，这样就可以到办公室或者各种众人的场合进行谈话讨论，结果许多知识分子就这样退化到“知道分子”了。因为我们对新闻几乎没有消化的时间，新闻塞给我们的东西其实都是带有倾向性的，尤其是对其他国家新闻的报道上，选择是很可怕的，如果美国媒体每天在中国的上百条大新闻里选择最坏的十条，每年365天，三年之后，你对中国会是什么感想？反之也一样。所以对新闻有没有分析的机能和习惯是很重要的，绝不要在越来越方便的媒体里面慢慢堕落成“知道分子”。 对那些并没有下降到知道分子的知识分子来讲，新闻广告文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的写作，新闻题材更多地被选择成为写作的题材，道理很简单，既然那么多民众和媒体都知道这些新闻，那么跟进这些新闻的写作，把新闻深度化。我要指出的是人类从来没有过如此快捷的社会和生活的新闻报道，以前以为没有被报道的被写出来，才是一个严肃的题材，其实现在因为媒体的发达和传播的快捷，很多报道就是以前被认为的严肃题材。新闻里有很多可供选择的严肃题材，对仅仅个体的创作者来讲绝对是用不完的。关键是你的选择。而关注新闻题材的写作者群，尤其在中国我认为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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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全面市场化？中国在商业、金融领域确实是比较市场化的。在文化领域里，私人企业仅仅出现了画廊和博物馆，是视觉艺术的这一块，其他文化领域呢，没有出现。所有的，出版社，电台，电视台，媒体这些都应该市场化，也要有私人企业来参与竞争，前两年年媒体报道有哪几个国家开始承认中国全面市场化了，现在不提了，因为文化市场继续被垄断的现象没有改变。所以，经济、金融市场与文化市场无法良性互动，或者出现很多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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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诗歌的翻译，甚至母语的阅读，每种语言中的许多词组，都因为在本语言中有过的各种时代使用史而增加了背景意义的多元性。而渗透到生活习惯中的历史典故有一些则带有明显的帝王阶级意志，甚至已经成为某些族群的本质，这令不同的语言在翻译某些词组时必须动用典故来当注解，这在诗歌的运用中会让阅读变成了复杂的阅读。所以，我认为尽量少用典故和注解反而能把意思表达得更快捷，更接近诗歌形式的本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从繁入简。这也对各种语言互相之间的翻译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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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与轻浮让我想起这样一句话：“我的动物性受压迫于我的文明性，我的文明性受压迫于我的动物性。” 所以，深刻与轻浮就是这样的一对，它们就是人类的生存命题，在法律和个人修养双管齐下的情形中，依然展现出很多的无奈，无奈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不可改变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为此我们常常害怕面对自己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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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舒适的好位置总是有许多人在争抢，因为作为肉体的人都想坐得高一些舒服一些宽松一些，但所有位置上的人都将死去，后代会重新排列位置上的名字。不过重新编排的位置属于历史沉淀后的说法，死去的人感受不到，所以，在能感受的时候对感受者才有意义。所以我们要把位置的差别缩小，加大弱势者的福利机制，把贫富差别缩小到可以忍受的程度，这就是我们在苦苦寻找的更为完善的社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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