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几代人，都面临或将面临他们儿孙辈的询问：“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每个人的解释也许不太一样，但是，“浩劫”“动乱”可能是最简单的两种形容，因为它们是这支悲伤之曲来自官方的定论和主调。可是光是浩劫和动乱两个字不能形成对历史的认识，儿孙辈也不会满足这样的回答，因为没有说明被谁浩劫？谁在组织动乱？那么什么样的回答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我想请有兴趣的读者在有空的时候，以“什么是文革”为题，做一个哪怕十几分钟的叙述，哪怕对着镜子说也行，这样会考验你是否对自己的说明满意。当然最好是对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进行这样的叙述，这样试一试的理由很简单，一是为了总结和记忆历史，而这个孩子的反应和疑问会告诉你更多的想法与感受，甚至你会感到文革真的很难用十几分钟说出个一二三四，事实上，文革确实有很难解释的部分，因为现在的孩子们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由此，证明了文革的荒诞性使新一代人的想象力难以追上它的身影。我们是就此放弃这种努力还是继续逐步澄清地说明，将考验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智商。
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刚好读到了《作家》杂志5月号的一篇文章，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于2008年2月22日在日本东京新宿召开的世界笔会“灾害与文化”论坛上所作的现场讲演。大江健三郎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目标说：“作为人类的一个个人，或者是人类的一个集团，甚或是人类的一个社会，因为灾害而经受了怎样的折磨？受到了怎样的摧残？在此基础之上又是怎样恢复了过来？这就是我作品的全部形态……。”对这次论坛的讨论主题“灾害与文化”，它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次论坛上被定性为焦点的灾害…….我把与地震、海啸、飓风、台风、洪水以及火山喷发等自然界突然爆发并肆虐的灾害所不同的、叫做战争的那种有人为行径引发的结果，排列在灾害中尤为重要的位置上。在广为使用的日语词典中，灾害被作了如下定义：因为异常的自然现象以及人为原因，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命遭到损害。”他在发言中所延伸到未来和教育的问题上说：“我认为，在并不久远的未来，更具体地说，在21世纪前半期之内，将在全球范围内连续发生的灾害——以的确是人类原因引发的地球温暖化所带来灾害为前锋——作为人为原因与异常自然现象的复合体，将会越发频繁和严重。因此为了对抗即将到来的新威胁，需要告诉人们如何从巨大的悲惨中恢复过来以及如何重建遭到破坏的文化，这种教育是当然是必要的。即便作为正确进行这种教育的教科书，文学也是人们行之有效的经营活动。我之所以要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掌权者有时试图将这种经营活动引往与其相反的方向。”
我读了以后很感慨，确实，从宏观和文化的态度来考虑人类的处境，就是为了保证文明尽可能地向前迈动步伐，而不是停顿和倒退，对照中国的文革灾害以及教育系统的教科书情况，是很值得借鉴的一种严肃的态度。更让我惊奇的是，大江健三郎弘扬的就是对生命的尊重，他在很多年前就在《冲绳札记》一书中批判太平洋战争末期为了不当美军的俘虏，日军分发手榴弹强迫冲绳岛上日本民众集体自杀的事件，谴责愚昧的皇民教育造成的不尊重生命的残暴，所以在战后数十年以来，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也一直采用这种表述，认为造成冲绳诸岛民众大规模集体自杀悲剧是由于军方强令所致。但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近年来企图修改这一结论，并且组织人员状告大江健三郎早在1970年出版的《冲绳札记》一书违反事实，
因为那些自杀的民众是充满爱而为国捐躯的，不是军方强制的。尽管大江健三郎最后在2008年3月胜诉了，但是在胜诉之前，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7年3月迫不及待地对出版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社施加压力，以“有关强制集体自杀的记述，是否由于军方下达命令尚不明确”为由，要求将“军方强制”字样从历史教科书上删去。在遭到冲绳11万民众于9月29日举行的大型抗议示威之后，仍拒不恢复“强制”字样，仅仅换上暧昧的“参与”两字了事。
看完了这件事情的缘由，就让我想到如何表述历史对下一代的教育是多么重要，所以，人类应该在全世界的范围里慎重对待“人为灾难”，一定要分析与刨根问底，以期把一个最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给文明的研究留下宝贵的数据，为文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我在前面对读者提到了一个对孩子进行文革模拟表述的建议，是因为我自己不久前遇到过女儿的询问，在答问中，我知道很多事情我没有说清楚，也知道我女儿之前或之后的那几代人将对文革抱着一个朦朦胧胧的理解，首先我自己也很朦胧，这个朦胧表现在我对林彪、以及后来四人帮的势力与当时的现实对接时产生了问题，所以在我的表述中没有提到我爷爷的自杀，与他们的阴谋有什么关系。
2008年的一天，我13岁的女儿灵灵看到我在整理我爷爷严苍山的资料时，问我：“这是谁？他很有名吗？”，我说他是你曾祖父，也就是我的爷爷。他是上海很有名的中医，而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也是有名的中医。 灵灵又问：“那么再往上追，你曾祖父的爸爸又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曾祖父的爸爸是一个有名的画家，他叫严明，他的指画很棒，指画就是用手指头当毛笔来画的画。
我继续埋头整理资料。
灵灵好像想到了什么，她说：“以前听你说起过你的爷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为什么？”
我说自杀是因为自杀者有着受不了的痛苦，于是就索性中断了生命，中断了生命也就中断了痛苦的感受。
灵灵说：“前两天看到报纸上有人站在房顶上想自杀，后来被救援的人把他救了下来。那时候没有人救你爷爷吗？你在干什么？你爸爸在干什么？”。
我说报纸上有没有说那个人为了什么想自杀？
灵灵说：“好像是女朋友瞒着他，把他的钱投资在股票市场上，结果全输了。”
我说那是生活中的纠纷，或者说是日常生活中的悲惨事件所引起的。而我爷爷的自杀完全是另外的原因，那时候谁也帮不了忙，如果有谁敢去帮忙，也是要被关起来的。他自杀的那年是1968年，我才14岁，而且是在北京，而我爷爷是在上海，假如我是在上海，也是没用的……。。这种无奈而又残酷的处境很难让你们这一代人了解。
灵灵说：“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呢？连你这个作家诗人也说不清楚吗？”
我说那是一场比任何自然灾害更残忍的人为的浩劫，所有的人都陷在里面了，甚至连自救的可能都没有，除了一个人还很享受地指挥这场灾害，而且还常常写诗。
灵灵说：“写诗？指挥？指挥灾害？”
我说：“是啊，写诗是真的，这个人有很多亲密的朋友也被他打入了深渊，不少这样的人也自杀了。我觉得形容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为的灾害是准确的。因为他甚至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这不单是指挥了，还有对未来的计划。
“奥，”灵灵叹了一口气：“那么，他是谁？”
我说他叫毛泽东，你可以到网上查查，很多人很崇拜他的，因为他推翻了国民党的腐败政府，在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历史总是需要很多年来澄清一些功过，他的功过落实还要一些时间吧，但是文化大革命则肯定已定性为一场巨大的浩劫！
灵灵终于问到：“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说文化嘛，就是千年来人类生活积累下来的文明的经验，有了这个经验，人类就可以不断提高生活的质量，发挥优秀的，去掉糟粕的。文化上的大革命从历史进步的意义上来讲，是要把文化中的糟粕去掉，利于更好地发展，而中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则是一种可怕的倒退，倒退到把某个人变成神一样地膜拜，而且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它在口号上则是要推翻旧的，落后的东西，但是什么是新的和优秀的呢？其实就是打人的运动，利用一些人打另一些人，然后再让另一帮人打那些打人的人，然后被打的人又被允许去报复打过他们的人，反正是打来打去。他们打来打去的理由就是打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那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就是主人了，就可以指挥打人了。
灵灵说：“听不懂，这好像有点疯狂。什么是无产阶级呢？”
我说那就是谁越穷谁就越是好人。所以看看文革以后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三十年，
到如今谁有钱谁就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人，因为他可以把钱捐给穷人或者需要钱的各种社会建设的项目。现在的很多中国人都是有产阶级了，而且有的人可以捐出上亿的钱，早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很多人有不动产，不动产就是土地和房产。其实生活只能属于有产阶级的，因为生活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产品来把它支撑成生活。
灵灵问：“那么，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你爷爷很有钱吗？”
我说他并没有钱，他给人看病，住的房子也是国家的。他的工资比别人高一些，因为他有看病的技术，有些急病的人甚至半夜敲他的门来找他看病。他的爱好是中国的文化艺术，所以他有一些古字画的收藏，大概有上千幅的明清与民国时期的字画，他自己的毛笔字，也就是书法写得很好。再加上他的爷爷是清末时期的画家，祖上有这个欣赏享受艺术的风气，所以他把许多钱都用在收藏字画上了。这些字画要是现在还在的话，是很有历史价值并且值很多钱的。
灵灵问：“值多少钱呢？”
那就很难说了，我随便说了一个概念上的数字：大约几千万。
灵灵说：“这些字画现在没有了，到哪儿去了？”
我说给你讲一些真实的情节吧：
文化大革命的那把残酷的火是在1966年8月的一个晚上烧到了我爷爷的家，那时候我的父母在北京工作，我1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上海的爷爷奶奶家寄养。所以我那时候就在那里，12岁，比你现在还小一岁，是小学五年级。来抄家的红卫兵就从焚烧古字画开始，抄家就是因为你的社会成分不好，你的祖上或者你自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或者学术权威或者在海外有亲戚的或者当官的等等，这是阶级斗争对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的一种划分，从理论上讲，这些人家里总是有一些以前留下来的东西，甚至也包括书籍，当时就把这些东西统称为四旧，凡是四旧就要被毁灭掉，于是他们冲进我爷爷家就开始烧字画和一些书籍，一直烧了四、五个小时，还把一些古瓷器全部砸掉。那时候还流行给被抄家的人每人带上一个用纸卷起来高帽子，上面用毛笔写上反革命、地主分子、特务、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名词，我们全家也被带上这样的高帽子，上面写有反革命或者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我虽然只有12岁，因为那时候搞株连，株连就是你的直系亲属甚至旁系亲戚被认为成份不好，你也就跟着背上这个成分的阴影，就不能得到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了。所以我也被戴上一个高帽子，我站在那里不敢动，因为这个帽子在一点点滑下来，我就迈开一小步，凑到旁边的镜子前，把帽子戴戴好，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屁股上被狠狠地踢了一脚，一个红卫兵说带这种帽子还想漂亮？！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本质，骂完又踢了我两脚。我咬住牙关，准备缩到一边去的时候，被我身边的奶奶一把搂了过去，她紧紧地抱住我，我有点奇怪为什么奶奶那么紧地抱住我，而且很久没有松手。过了一会儿，我知道了原因，奶奶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把一小卷钱塞进了我的手里，悄悄说把它收好。可惜的是，这个动作被旁边一个人发现了，马上跑过来问我在干什么，当他看见我的手紧紧握着，就一把拉起我的手，拿走了这一小卷钱。抄家之后，所有的钱被收走了。幸好在我爷爷家做阿姨的月英是劳动人民，她的钱红卫兵是不能收的，她就用她的钱为我们买一些面包以及简单的食品。月英阿姨还被红卫兵动员离开我爷爷家，但是她就是不走，因为她在我们家已经十几年了，很有感情，早就是我们家的一名成员了。在1966年8月后的几个月里，我爷爷家被抄了五次，每次都让我惊吓无比，他们想找什么呢？想找到你反对革命的证据，什么是反对革命的证据呢？简单到一张旧报纸，一张旧照片，一本旧的书或杂志都可以成为罪证，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之前的，甚至之后的，之后还有反右斗争中的右派，你要是和任何一个右派有来往或者血缘记录和关系，那你也是有很大的麻烦了，至于什么是反右运动，它发生在1957年，你可以到现在的网上查查，那又是一个千古奇冤。
其实在我爷爷家被第一次抄家之前，一些邻居的家已经被炒了，我爷爷家不算最早被炒的，所以我爷爷听说了一些关于抄家的风声及情况，事先就整理一些东西出来，最多的是照片，是与其他人一起照的照片，比如说一群五六个人的照片里，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是被认为反革命的，那么所有在照片里的人都是有问题的，反过来讲，如果他们认为你是反革命，那么与你一起照相的人也要受到牵连，在这样一种恐怖的逻辑之下，最好的办法就是销毁这些与他人合照的照片，以防别人牵连你，或者你牵连别人。我爷爷就是在被抄家之前为了这样的恐怖逻辑，烧了不少的照片，还有一些书籍，当时我还帮助他在小院子里烧，我被烟熏得泪流满面，还记得我爷爷把毛巾给我擦，对我说快烧完了……。直到现在我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才突然感觉到他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历史啊，我们为了记录生活的手段经过祖辈们多少劳动啊，有了文字和印刷术之后，有了照相术之后，我们人类终于可以积累文明的各种数据了，可以让后代查阅以往发生的事情了，可是突然它们都成为了罪状，荒谬啊，你要自己烧，烧不完的他人冲进来帮你烧，然后你还是反革命，然后还是死路一条！我帮着爷爷烧照片和书籍时的那种感觉至今还能体验出来，那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我爷爷平时当作宝贝的东西要自己来烧掉？而且还让我往门外张望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我们这里的烟，为什么那种随时怕有人来敲门的感觉突然就降临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已经怀有犯了滔天大罪的感觉？结果，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来抄家的一群人中，肯定有一个人冲进来之后悄悄把一张蒋介石穿戎装的照片悄悄塞进我家的一个抽屉，那个抽屉我是知道的，是我平时经常翻看里面东西的，它绝对不是我爷爷放照片的地方，里面只是放一些中医医生看病的东西，譬如空白的药方、切脉用的手枕、大理石的镇纸、还有几颗我放在那里的小孩子打弹子的玻璃球。结果这张照片被其他来抄家的人翻出来了，这可是一条极大极大的罪状啊。那么是谁放的呢？这个谜团永远也说不清楚了，因为那个时候来抄家的人完全是乱哄哄的，他们可以随便砸东西，可以随便打人，因为他们都带着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在那个时候就是尚方宝剑呀，可以随便打人杀人！就是这个抽屉情节，让我对抽屉感到恐怖，在很多年后它终于转换和延伸成一种意向，让人们不要忘记那个荒诞的岁月，我写了一首名叫《中国抽屉》的诗：“我拉开一个个抽屉/ 翻阅自己经历过的岁月/ 抽屉里那些曾经提心吊胆的地下诗稿/ 如今安静得能听见养老的声音/ 抽屉里还有一叠已成为古迹的粮票/ 自从它们成为古迹的那一天起/ 我就知道虽然它被称作了文物/ 但绝不为这块土地上的农作物感到一丝骄傲/ 抽屉里还有两枚红卫兵袖章/ 一枚已生锈的半钢手表/ 几张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 天安门悼念活动的现场照片/ 它们具有同样牺牲后的肃穆/ 抽屉啊中国抽屉/ 甚至在黑五类肉体上/ 所拉开的抽屉里/ 也必会有一本红宝书。”
怎么解释这一切是在人类文明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之后发生的事情。更不知道如何向下一代人讲清楚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爷爷还有一条巨大的罪状就是他的一生给许多“坏人”看过病，好像医生是诊断好人与坏人的专家，而不是诊断疾病的，于是他在1967年底被关了起来，在不久之后的1968年4月14日，他索性自杀了，那年他七十岁。在他还没有被隔离的时候，也就是1967年年中，他让家人把我从上海送回了在北京的父母处。我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保护不了你了，回北京找你父母吧。”
灵灵张大着嘴，然后动嘴发问：“自杀疼不疼？怎样才能自杀？我听同学说香港的影张国荣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的，肯定很疼的。”
我说自杀的原因很多，但是文革期间自杀的人，全是被当时滥用权力的人逼的，没有人敢反抗，敢反抗的人都要被抓起来或者就枪毙掉。那时候自杀的人还被说成是畏罪自杀，就是说你犯过罪，不想认罪，就畏罪自杀了，这种行为是继续与人民和政府为敌，所以会连累家人的。那时候谁家里如果是好几代的穷人，好几代的农民和工人，你就是最好的人，谁是知识界有名的人谁就是有问题的反对革命的人。
事实上，在我叙述的时候，灵灵没有得到的回答很多，比如什么是红卫兵，高帽子。我对女儿说这些好像有点残忍，也超越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理解力，但是这是她不能躲避的家庭事实，也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中最惨烈的一页。我也知道还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生活经验的她不可能理解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她出生的（1995年）二十几年前。就发生在他的爷爷和曾祖父甚至我的身上。
我还对灵灵说你们现在这个时代各种条件都很好，我当年1985年去美国后，很多年都不敢回来，我奶奶也不让我回来，我奶奶在我爷爷自杀后，很坚强地活下来了，她在经历了那么多灾难之后，并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她虽然从小把我带大的，但是她心里很清楚这边的生活处境是什么样的，甚至在1992年她去世之前不久还托人告诉我，不要回去，哪怕她见不到我，只要我在外面没有政治运动来整我就行。结果，我在1985年离开中国后，就再也没见过她，她在1992年11月逝世了，活了九十六岁。而我第一次回国是在1993年的年底，近九年没有回来过。为此，我后来也有一首诗：《想到祖母》想到祖母/ 她被封建势力紧裹的小脚/ 像被掐住喉咙的鞋/ 想到诗人。想到祖母/ 她每日献给观音的晨香/ 观音脚下奔放的莲花犹如飞碟/ 想到诗人的幻想。想到祖母/ 她被逼死的丈夫/ 文革的那根上吊绳悬自暴政/ 想到诗人借酒浇诗的无力。想到祖母/ 她让我逃亡的口气/ 命令我和诗歌为自由押韵/ 她满脸皱纹的善良之弦/ 为我异乡的歌声伴奏/ 想到诗人/ 他将带着母语回家去上坟！
灵灵突然说：“我最近写了一篇作文，讲到了死亡，但是我还是想象不出死亡之后会是什么。” 我说拿来看看，她递给我一页纸：
生命的疑问
郭辰洁（上外实验一中，中预六班）
2008年的5月2日，我拥有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可爱小宠物，那是一只白色但有着两只熊猫眼以及身上有几片黑毛的斑点兔，她还有两只黑色的耳朵，时不时地竖起来探听一下笼子外面的情况，十分警觉。与其他懒洋洋的只顾着晒太阳的兔子一点都不一样，在卖兔子的人把她放出来的同时，她还向主人扭了扭自己的屁股，又配合地跑到我的手心里蹭一蹭，好像在吵着要跟我玩。其他的兔子放出来后则装得像个淑女似的，一动也不动，只是偶尔用爪子梳理一下自己的毛发。正是她对我的亲密感以及与众不同的黑白茸毛，让我一见倾心地付钱后就把她带走了。就在这个时候，我脑子里涌现出一个给她的名字“卫卫”，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叫她这个名字，反正是一下子跳进我脑子里来的。我先是抱着卫卫在公园游乐场里乘上了海盗船，接着又乘上了双人飞天，也不知道她喜欢不喜欢，反正她在我的怀抱里乖极了，使我不得不疼爱她。回家后，我又让卫卫在住宅小区的草地上享受自由，并抱着她一起荡秋千，我妈妈在旁边也表示出对她的喜爱，要知道我妈妈可是一个从来不喜欢宠物的人，她总是说：“因为宠物身上带有各种病菌。”譬如几年前有一个朋友送我两只鹦鹉，养了一阵子之后，就被妈妈转送给别人了，理由就是嫌它们脏，身上可能带有细菌。但这一次在见到卫卫后，她什么也没有说，那就意味着对我拥有卫卫的鼓励。
随后的几天，这个乖巧的卫卫带给我很多的快乐，但俗话说“好日子总是短得很。”这次让我碰到了，就在第五天，她就永远地离开了我。那天当我打开笼子时，看见她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喘气，我吓坏了，忙拿来胡萝卜喂她，可是，她根本就没有力气去咬它了，她痛苦地看了我一眼，又舔了我一下，好像在作最后的诀别，“不可以，你不可以就这样走了，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的。”我把她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她。但是大约几分钟之后，她急促的呼吸就突然中断了，在断气之前，她还用尽全身的力气用嘴碰了我一下……啊，这个在死之前都不忘与我告别的兔子，这个在吃胡萝卜时都要向我撒娇作为感谢的兔子，这个在笼子外紧紧跟在我脚后的兔子啊，她的生命竟然这么短暂，一段段回忆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我仿佛又看到了这只在我这儿仅仅享受了5天生命的卫卫，与此同时，与我一起买下另一只兔子的同伴也告诉了我同样不幸的消息。网上还有人说，这些小动物怎么样都养不活的，因为卖兔子的人对她们下过药，寿命就只有短暂的几天，当你的兔子死时你又会重新去买，唉！可悲的兔子们！这，也许就是我那只兔子的命运吧！那些只看重金钱的卑鄙小人真可恶，我恨那些人！这些见利忘义，无耻卑鄙，只顾自己，没有同情心，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种光明正大地去挣钱的方式方法，他们不去选择，却发明这样的卑鄙手段，所以，我恨他们！这次卫卫的死还让我联想到人的死亡，难道人也是会这样突然死亡的吗？是啊，死亡到底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吗？我无法想象什么感觉也没有的事情，我想来想去想不通死亡是什么。我怀念卫卫，我设想这仅仅是一次离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忽然见到她，果然，就在昨天，卫卫走后的第三天，我梦见了她，她还是那样快乐地与我玩耍，还是那样爱吃胡萝卜，还是那样漂亮……。。
所以我想说：梦如果不是真的，那为什么我能记住梦中的情节，为什么还记得我在她死后的第三天对她说，会用一生来爱你？
所以，谁能回答我？
看完灵灵的文章，我叹了口气，在她的文章里明确地显示着热爱生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感情，联想到在前面提到的四川地震中，对拯救生命所展现出来的全中国甚至全人类的责任与热情，让我产生一种想象：这也许是中国人对文革时期草菅人命的反弹和行为上的反省，如果真是这样，就更应该总结历史挫折，分析并教育下一代，把我们文化中的糟粕尽可能地剔除干净。我对灵灵说：“写得很好，你们这一代人确实是遇到了中国几百年来最好的时代，可以对一只兔子有这样的感情。我们在文革时期，连吃的东西都不够，很多东西全是配给的，定量的。因为掌权者把许多精力全用在如何塑造愚昧的臣民上了，效忠于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帝王制或者说黑道也行……..”
我没有再说下去，我既想让她知道这些东西的皮毛，又不想让她背负这些东西的沉重，所以没有把这种太沉重的时间拉长。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话题可以对她说说：“你看看，我在整理我爷爷的材料中，有很多他的成就纪录，不少本有关中国医学方面的书都有他的医学成果，所以，你现在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将来选择一些有用于社会的专业，替他人服务，如果每个人有着替他人服务的专长，这个社会就会很快乐，很健康。还有，你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爸爸，他也是有专长的人，他毕业于上海的沪江大学化学系，那是一所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课程以英文讲授为主，我还保留着他的英文毕业论文呢。文革期间他在被关起来的时候，曾经身带几本书，有些书不准带，有些书是可以的，他带了一本辞典，是英文的化学词典，据他放出来后说，在那四年多里面，可以被允许看的书不多，这本辞典作为工具书没有被收走，于是，几年下来，除了写检查，学习毛语录之外，他就翻阅这本辞典，结果能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他在放出来后因为养病在家，断断续续用了近四年的时间翻译了两本英文书，都是有关化学方面的，一本是他独自翻译的“人与原子”，是美国原子专家西博格(G. T. Seaborg)、科利斯（W. R. Corliss）合著的，另一本“化学世界导游”是他与另一个人合译的，是英国人罗索蒂（Hazel Rossotti）写的。遗憾的是，这两本书直到他死后三年的1984年才由原子能出版社和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他自己则没有看到。你现在就读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看看能不能把英文学得像他一样成为一种专长。”
灵灵叹了一口长长的气，表情木然地走到她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心里想以后还是少讲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可能会把她搞得很沮丧。
不久，灵灵让我填一张学校里面的什么表格，其中有一栏是父亲的文化程度，我就填了初中，灵灵说：“你这么个诗人、画家、作家，怎么连高中也没有上过吗？”
我心想不想对她多讲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看来还是不行的，还是要解释呀，社会管理阶层的表格在继续拨弄着这根神经。我说你想听听这是为什么吗？她点点头。我说说起来可能要一点时间，你有兴趣听吗？她还是点头。我刚讲了个开头，就忽然想起自己写过一篇回忆的文章，于是从电脑里找出来，我对灵灵说你自己看吧，下面是这篇标题为“我的文化程度是小学五年级”的文章：
1966年5、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在上海，小学五年级，从那个随之而来的暑假开始，学校就关门了，好几年都没有上课，都在相应掌权者的号召，搞阶级斗争。我在1967年被爷爷派人送回北京的父母家里，把户口转回到北京，因为我是北京出生的，父母又是北京的，户口是你的身份证，你的户口在哪里你就在哪里能被找到，从社会学角度讲，便以管理。到北京后我象征性地在一个叫社会路中学的学校里报了名，学校说有什么活动会通知你的，其实就是通知你去学校挖防空洞，大家轮流挖几个小时，说是为了防备苏联的飞机飞过来轰炸。或者通知你去上街游行祝贺掌权者又发表了什么社论，或者上街游行庆祝毛泽东又写了什么诗歌或者提出了什么神圣的革命口号。1968年5月7日掌权者下发了毛泽东《五·七指示》，以此为指导方针，他的手下们马上批示提出：“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伟大思想，以《五·七指示》为指导方针，……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培养一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革命干部和革命职工队伍，把干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五七干校其实就是让城市里的干部职工到农村去劳动，我父母就这样在1968年底被发送到湖南的衡东县。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走何时再回北京，因为没有任何时间上的说明，去几年或者那一年可以回来，没有。所以我的父母只带走了我的只有十岁的妹妹，而把十四岁的我留在北京的打算是很明显的，就是要为他们将来有理由回城探亲的留条后路，或者说留条“根”，可惜我的年龄还太小，不争气，这条根无法健康地往土里扎，我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在北京到处闲逛、打架、很难有所谓的教养。每个月到我妈妈的单位从她的工资中领出25元，那时候她的单位留下一些人维持机构的存在，25元就是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我去妈妈单位的食堂吃饭，或者自己做饭，14岁就自己做饭了。关于这段历史，北京作家王朔在90年代初写了中篇小说《动物凶猛》，1994年姜文根据这篇小说导演了他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讲那段时间里这些父母去了五七干校而在北京留守的孩子们的故事。
时间到了1969年夏天，我在北京百万庄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份手抄的诗稿，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个诗人被认为是文革期间就开始写现代诗的第一人，这首诗读来觉得很另类也很新奇，在我识字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中国人的文本，它与毛泽东的诗歌完全不一样。给我看的人说不要把“相信未来”传给你不相信的人看，因为有可能被告发成进行反革命言论的传播。我们这些留在北京的机关干部们的孩子们整天混在大街小巷，尤其是打群架的消息传到五七干校后，就有不少家长专程回到北京把留在城里的“根”也带回到干校去了，我就是在1969年10月被特意赶回来的母亲带到“五七干校”所在的湖南衡东县，进入“衡东第二中学”接受教育，当时那里的初中课程也是学习语录和报纸上的文章，还学了几句英语的万岁健康等等单词及串起来的革命口号。另外还要每天到农田里面干半天的农活或者上山砍柴，体会与大自然搏斗的快感以及吃不饱的饥饿感。1970年的夏天，我16岁，一个人从湖南回了北京，理由是到原来报到过的北京西城区的“社会路中学”按照初中毕业的年龄接受学校的分配。而父母和妹妹还是留在湖南。一回到北京不久，就认识了计委机关大院刚从白洋淀插队回来的姜世伟，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年底我被分到了北京第二机床厂，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大约是在1972年前后我结识了陶家凯，他也是当时北京民间的文化人士，我们的相识起因是打桥牌，1971年我在工厂宿舍里结识了从上海某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来的学光学仪器的大学生葛正榕，他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看过很多文学书籍，他教会了宿舍里的一些人打桥牌，于是我们与社会上的一些人士比赛桥牌，除了陶家楷，还有聂卫平的哥哥聂继波、吴尔鹿等人。我们经常在中山公园里面打牌。陶家楷那时候生活很随意潇洒，他只有一身衣服，有一次到我宿舍把衣服洗了，就穿着内裤等衣服差不多干了时再穿上离开，他爱喝酒，我们就经常凑钱买酒喝，不久他带我认识了赵振开，也就是后来的北岛，也就是在这期间，我还认识了写诗写得很铿锵有力的毛头（多多）和岳重（根子）等一批比我大几岁的哥们，毛头有一项财富令我羡慕，那就是他手抄了几大本的诗句，都是从各种书籍（包括当时的内部参考书黄皮书）里抄写下来的，我记得向他借了一本之后再换下一本，那可是诗歌造句的一种台阶，可以在现代诗的各种意向中受到启示。那时候这帮互相来往的人有的从插队的地方回来等待再分配，有的与我一样在工厂里上班，他们写诗的诗龄大约是三至四年。物以类聚，这也导致了我开始用这种方式来纪录自己的情绪与感受，其实这是作为一条生命的原动力的正常需求，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把情感直接输出，于是就改变方向，吐露到纸上之后还被锁在抽屉里，或者在我们几个同类人之间互相交流一下。至于我看到的最早的现代派油画则是在大约1972年的一天，我和芒克去铁道部宿舍找鲁燕生，在燕生的家里看到一幅奇怪的画，那时不知道那叫立体派，后来才知道画此画的人叫彭刚。在1979年我开始画画时艰难到没有画布和颜料，我曾把家里的床单全部用来当画布，还曾用酱油和红药水、紫药水当颜料，朋友们也互相帮忙，或赠送几块纤维板当画板或捡来一些木条给我钉画框，我认为北京一直有着民间青年文学艺术爱好者团伙互相交流与帮助的文化，历史证明了这种文化也促成了文革中后期现代诗歌与现代艺术运动的形成。
从1971年开始，我在居住的工厂宿舍地下室里发现了被锁起来的图书馆，于是就撬锁取书来阅读，每次三五本，看了很多文革前出版的东西方文学书，受到能把感受写在纸上的影响并加上姜世伟（芒克）的鼓动，先开始写一些悼念我爷爷的诗，因为我爷爷在1968年自杀了，现在想起来，自杀这个人类现象是我写诗的主要诱因之一。因为那时候自杀的人很多，身边朋友的父母有投井的，有割腕的，有上吊的，还有跳楼的，现在想起来就是没有现在那种人体炸弹者，所以不同的自杀与自杀方式的演进与人类文明的格局与关系是值得研究的。总之自杀使我产生很多想象，有一阵子我的脑子里总是在想象各种各样的自杀方法，还记得我当时想到过一种方式：把台灯的电线紧紧缠在身上，然后用脚踩一下开关。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一瞬间北京街头出现了许多地震棚。刚开始的两天，地震棚搭得很简箪，塑料棚、帆布用几根木头一支，再用铁丝一绕就成了，人们想凑或个两三天住住，避过这阵子就完了。但不料地震预报说起码要十天半个月，于是地震棚的质量就开始提高了。我时常下班后凑到芒克搭的颇有点像渔船造形的地震棚去商议捕“鱼”的事，那时我们都处在追求女孩子的年龄，女孩子自然就被描写成鱼了。芒克是有意搭成渔船形的，对他来说，白洋淀依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这时白洋淀的渔民老乡福生来北京办货，顺便邀请我和芒克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所谓办货，就当时讲也就是买几块花布而已。当时芒克没有工作，而我正好是发工资的时候，整整40元零一角，工厂二级工的工资，就买了一个闹钟，剩下的钱作为我们的来回车费。虽然是去参加喜宴，而且还躲开了北京地震后的满目东拼西凑的地震棚，但我更看到了淀民们的艰难生活。那年白洋淀因为曾干过淀，新蓄水之后的小鱼苗还没长大，许多渔民扛着鱼网到天津等地去打鱼，然后在当地卖掉，带回一些钱换粮食，所以也经常断顿。我在城里虽一个月只挣40元钱，但相比之下、简直是天堂了。与勤劳朴实的渔民们喝最便宜的地瓜酒时，他们像过节一样嚼着有几根豆腐丝拌白菜，并说有好几个月没吃到了。城乡差别以及文革的后遗症对我的震动是极大的，我写了一批诗，像第一次去白洋淀一样，也有一首诗经过几次修改而定稿并出现在更后来的我的个人诗集中，它叫《我是雪》：“我写日记，写满了大地，我是雪，飘零只是途中的事情。我是雪，是蒙向尸体的白布，或者我错了，但我又怎能原谅枯黄的一片？我是雪！”
几天后回到北京，我还时常下班后和芒克住在他的地震棚里。正因为他写过这样的诗句：“让渔船像酒杯一样相碰，当我们再次团聚时……”所以他就把地震棚也搭成了渔船的样子。那段时间芒克写了不少诗，他写过：“我真希望让马车直接把太阳拉进麦田去。”而我也写了这样的句子：“我穿著两只渔船的鞋在淀里走动，没发现什么鱼来提出抗议。”因为当时没有鱼。1976年8月下旬，芒克很神秘地对我说：“哥们，你的生日让我忙坏了。”说着就递过来一本棕色的笔记本，我翻开第一页第二页……很厚的一本，原来他手抄了一本节选的诗集给我作为生日礼物，那是他最新的长诗《我属于天空—1975》，最后还引用了我的一句诗：“轻轻地垮了过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在他选抄的诗句中我读到了：“我遥望着天空，我属于天空……当对面的山谷又送来了我的呼喊声时，我的声音震动了我的心。”“看，那是辆马车，看看吧，那是拉满了庄稼和阳光的田野！”谢谢芒克，那年是我的二十三岁生日。
我还记得北岛当时也有关于天空的：“有了无罪的天空就够了，有了天空就够了……”的诗，北岛比芒克大一岁。从1973年到1978年期间，我主要是和芒克、北岛和多多来往并写诗，现在我记得的当时还在写诗的有马佳、鲁双芹和鲁燕生。我不记得见到郭路生的具体时间了，大约是在1976年前后，那时候他神经已经出问题了，经常在医院里，偶尔出院几天，所以见面的机会很有限。在与北岛交往中，最清晰的一次是在一九七七年他28岁生日时，约我和芒克另外还有两个朋友一道去了颐和园。那是八月二号，那天下了雨，我们躲在颐和园长廊旁边的小茶馆写诗，写诗的形式是这样的：每人写一句，先由芒克写，交给我，我接着他的意思再写一行，在转给下一个人。那天我们写了四首诗，感觉好极了。还有一次，北岛的妹妹在一九七五年（也许是一九七四年）因为下水去救人而被淹死了。那时候北岛伤心透了，趁着这股悲伤的动力，他很快完成了小说《波动》的写作，这是最早使用了意象跳跃和意识流的创作，当然，他也写了一些与此悲伤有关的诗歌。我和芒克都去了他家安慰他和他的家人，从那时候起北岛就有点血压高，并时常从医院开了假条不去上班了。他在家里写诗看书，真使我羡慕透了，羡慕他拥有的时间。所以我呢，也从此小病大病都去看医生。这并不是说我们这种人不想搞建设和劳动，而是工作全是由政府分配的，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我们自己选择的却是不能发表也不能曝光的自由诗。所以只好想办法找时间看书写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真是很向往自由，也很理想主义。我们仅能看到的一些国外的诗人的诗大部分是俄国的，有叶赛宁、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叶莆图申科，其它国家的有：艾吕雅、波特莱尔、洛尔迦、惠特曼等。当时我比较偏爱洛尔迦和马雅可夫斯基。也因为只有这些诗人的诗在文革前被翻译成中文。前面我说到过毛头一直在抄录各种能收集到的他认为值得抄录的诗句，我们常常就毛头抄录的一些句子来进行欣赏和讨论，这时候毛头的慷慨陈词总是很有表达力的，并且还反省我们自己的诗是否在力度和意象上有如此的表现。结果，有一天我们在北岛家里争吵了起来，原因是我和毛头对北岛的一些新诗感到迷惑。而芒克和北岛认为这是意象在选择上的某种方向，譬如北岛诗集“峭壁上的窗户”，现在我想起来，可以用峭壁上的窗户喻为以峭壁为巢的鸟儿。这些鸟儿是峭壁的窗户，它们的飞进飞出是窗户的打开和关上。说实在的，当时没有谁能把现代诗写得像如今那样准确直接，政治气氛的压力无形中让我们一边向往爆发，一边又担心遭遇不测，同时每个人的诗艺也都在磨练的过程中。当时我们的各种磨擦现在看起来都是纯朴而极为认真的。我和芒克也曾有多次诗歌上的意见不一致，造成心里闷闷不乐的后果。但是，我们心里又都很清楚只有我们才是一条道上的诗友。
1978年年中，北京民主墙逐渐形成了，全国各地来北京上访的人把大字报贴在西单的一长条墙上。秋天的某一天，北岛和芒克一起来我家，讲了对形势的分析，芒克说我们这些人再不做点事情出来就白活了，北岛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有自己的文学刊物，并且说已经找到几个合适的人一起来干，我当然也是他们的一员。办刊物就需要启动的资金，他们知道我刚刚从上海拿回来几张名画家的古字画，也许有可能换成钱。但是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爷爷刚刚平反后退回来的最后几张，其他的上千张收藏品全在1966年被红卫兵烧毁了，这退回的几张有的还题有我爷爷名字，其实最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爷爷是自杀的，对我来说他的纪念品太重要了，在我说明这个情况后，他们也就理解了。如今（2008年）这些画还在我手里保存着，这是后话。后来他们从别的渠道解决了启动资金，记得芒克对我说过：哥们，这种事情挑头的几个也许会有灾难，万一出事情，你要没进去的话，一定要来看我。年底《今天》第一期问世，还贴在了民主墙上，芒克嘱咐我找一些诗歌发表，我当时全是没有整理好的作品，有一些还觉得需要修改，就拖了下来，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从1979年初开始对绘画有很多的感觉，因为当时自学成才的画家李爽是我的女朋友，她从插队的身份考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团的舞台美工，我经常陪她去写生，有空的时候我也偷偷用钢笔练练小草图，不过我同时也在整理自己过去六、七年来的诗稿，最后整理出来的七、八首给了芒克，在这同时我油印了自己的诗歌集子，芒克则选了我给他的几首登在了今天的第七期上。
时间到了1979年，对我来说1979年是那么惊心动魄，在诗歌上，我修改出前一年写的一首诗：无题（二）“我查封自己的见解，不张扬。没风，有风也是逆着方向。我默默地划，创造历史而不张扬，比如昨天，我突然吐出几枚，十八世纪的纽扣，肯定是封建的肠衣解开了，我一阵惭愧，好像更有了秘密，不张扬。”
在艺术上，我突然开始了疯狂的创作。这年的六月底前后，我和李爽去看了张伟和李姗还有冯国栋等人所参加的民间《无名画会》在北海画舫斋的展览，画舫斋是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的展览场地，我们都在议论这种变化，因为之前这样的民间展览是想都不可能想的事情，虽然无名画会作品中的大多数是风景和景物写生，但是相比之前所有的展览全是政治挂帅的产物来说，大家当然很兴奋。尤其给我印象深的是冯国栋和张伟的两张画，前者是很现代的，有点横空出世的感觉，后者是手法低沉灰暗的工人题材。也就在这个展览的前后不久我还在民主墙上看到了贵阳五青年的画展，其中的一个画家叫尹光中，他们把画挂在民主墙上，尽管是风景写生类的，但是这种暴露和宣扬自己审美的作品是文革以来的首次，而且这种不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就自己挂在了大街上的形式让所有爱好文艺的人激动。那时候我刚刚入手油画，可以想象之后我勤奋地画画就是觉得有了表述的机会了。
1979年7月的一天黄锐来我家，他画画也写诗，比我大两岁，也是今天地下文学刊物的封面设计者，所以在1978年芒克北岛创办《今天》的前后就认识了，在那个时代的气氛中他是较为敏感地走进了前列的一位。他和马德升在选择作品上更追求自我与现代性，黄锐原本是来看李爽放在我家的画，结果看到更多的是满墙我在近几个月的画，他马上说这些画不错，要参加星星画展，我当然同意了。黄锐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严力一听邀请他展览，就乐坏了，据说当晚就把胃给喝坏了。”事实是我乐坏了，因为只画了几个月的画，就被这个突然闯来的伯乐发现了，所以也高兴地喝了酒，但没有把胃喝坏，我把胃喝穿孔是第二年（1980）的事情了。星星的筹划期很长，大约是1979年年初开始的，有几个最早的参与讨论者后来没有参加，黄锐和马德升于1979年的7月前后最终决定《星星画会》的定案，于是黄锐和马德升找到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展览。刘迅专程到黄锐家看了我们集中起来的作品，十分兴奋，当即表示同意给我们安排展览，只是北京市美协的展厅当年已经排满，要等到明年。但是大家商议不能再等，实在不成就露天展出。时间定在国庆节(十月一日)前后。展览地点难以选定，一是西单民主墙前，二是西郊圆明园，三是复兴门广播大楼前。某天王克平等人约好去美术馆看展览，意外地发现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就觉得这是一个展览的好地方，而且还有象征性。美术馆位于北京市中心，东侧小花园则处在十字路口，人流量很大。九月二十五日晚，参展的艺术家在黄锐家开会，商定展览具体事项。展览日期定为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三日，此时美术馆里的《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也正好开始。会后分发了油印的请帖和自画的海报。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与王克平骑车去海淀区一带贴海报。展览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一路全贴了。
1979年9月27日一早我们把作品悬挂在中国美术馆的墙外。展览吸引了许多观众和美术界的专业人士，连着两天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来看，但在第三天——9月29日早上，公安局以影响街头秩序为由禁止我们继续展出，并贴出相关的公告。我们马上用白报纸写了抗议书，记得我和赶来支持的北岛一起举着抗议书站在街头公园的长椅上，让闻讯赶来看展览的人们阅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民主墙的所有民刊组织作为对《星星画会》和《今天》的支持，经过讨论决定于10月1日从西单民主墙游行至王府井的北京市委大楼。一路上警察在两边维持秩序，游行队伍打出了“要艺术创作自由”的旗号，后经市委官员与星星画会成员协商，市委认为艺术家的要求有其合理的一面，就指令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给星星画会提供展览地点。于是游行和平结束，历时三个多小时。北京市美协的展览场地当时因已排定其它展览，星星画会的展览被安排在稍后的11月底。就因为往后拖了两个月，星星画会的成员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准备，他们总结了露天展时候的观众回馈，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加紧创作，加上一些新成员的加入，参加第一届延后展的作品比在露天展的时候应该说更加多元与个性化。于是，延后展在北海公园里面专属北京市美协的展览场所“画舫斋”顺利进行，并延长了三天。这个艺术事件在中国国内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国外的媒体更是充满惊讶地报道了这种零的突破。看来中国真的走向了开放，而且第二年，也就是画舫斋展览8个月后的1980年8月，第二届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里面展出了！
灵灵看完了这篇文章之后的第一句话说：“这篇文章还没有写完吧？可以了解到你是自学的！你的作品就是你的文凭。但是1985年你为什么要去美国以及怎样去美国的事情还没有写呢。”我说1985年的事情以后再写，那是新的一章。你已经看到我是如何成为了一个创作者：诗歌、小说和绘画，而且都是自学的，这是文革的灾难造成的，也造就了我自强自救的行为，所以自我的勤奋意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要以为你也可以这样，时代不同了，你们脚下已经有了路，关键是要公平比赛，看谁跑得更快，而我当时脚下没有路，要自己开辟道路，从另一个方向抵达应该在正常情况下抵达的地方。另外，现在所填的职业一栏中，我就写上：自由职业。自由职业的工作时间完全要靠自己掌握，如果不勤奋，时间就过去了。灵灵说：“你讲到是因为你爷爷的自杀让你开始写诗的。你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诗吗？”我说应该说是爷爷的自杀让我想把对他的感情发泄出来，但是那个时候不能直接说，就发现了诗歌是最好的载体，可以用意向或者用指桑骂槐的方式写下来，简简单单的几张纸也容易藏起来，甚至写完了撕掉也没关系，因为可以把它背诵下来，让它成为心中的一部分。但是我在后来不断的写作中就发现死亡是一个很大的主题，自杀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项，但是这一项里又有许多的不同，比如有人因为投资失败自杀，有人因为失恋自杀，还有人为了报仇，在身体上绑上炸弹自杀，这一种真的很恐怖，因为自杀者用自己当作炸弹炸死的不是一两个他（她）所仇恨的人，更多的是无辜的人，这个世界真的有点疯狂，这种疯狂是如何产生的，也是值得研究的。另外，每个有志于写作的人都会发现生活中的内容太多了，谁也写不了全部，只能按照自己的角度有选择性的写一些主题。
灵灵说：“我能看看你写的有关死亡这方面的诗吗？”我说当然可以，这些年来我写过一些，我帮你找一找，把它们排列在一起让你看，但是今天来不及，以后吧。
说起我爷爷严苍山，最让我感怀的是热爱生命，不但热爱人类的生命，也热爱自然界的生命，我这种记忆的形成大约是从我懂事的五、六岁至十三岁离开他回北京。在我的记忆中他在家中的天井（北方人称小院子）里养过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有白色的小兔子、黄色的芙蓉鸟、色彩各异的金鱼、绿色的蝈蝈、白色的哈巴狗、白色的猫、还有乌龟和蟋蟀，我也时常被他教导着如何喂养它们。他所种植的植物则有仙人掌、芭蕉、菊花、月季花、文竹、昙花，尤其是昙花，他对它关注备至，每年只在晚上开一次花的昙花，被他弄得像个宗教仪式，开花的当晚会有亲朋好友来喝酒赏花，我也跟着对昙花充满了好奇，它的花期如此暂短，但是花朵如此神奇美妙，不知道我爷爷对它的“昙花一现”在人生的道理上是怎么想的，倒是1985年我从北京到纽约自费留学后，听到波普艺术家安迪沃荷尔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会成功十五分钟”的时候，我想到了家里的这盆昙花。还有菊花，那也是很隆重的事情，每年深秋之际，都会在天井里码开一排各种颜色的含苞欲放的菊花，当它们奔放时，他会久久地站在那里欣赏，好像在与它们默默地对话。有一点我想是肯定的，我爷爷热爱动植物的心结一定与中国文人传统中热爱大自然的情趣有关。传统中还有他热爱的琴棋书画，所以他写书法也画画，还热爱字画的收藏。当然他最热爱的还是人的生命，救死扶伤是他一生的事业，我看到过太多次病人的病被他看好了之后前来登门感谢的，听到了这些人来感谢时的笑声，也看到太多次病人为感谢他的医术而送来的礼物和花朵。我还记得经常被半夜里的敲门声弄醒，那是有疾病的人来敲门求医，他就披着睡袍为其切脉开药方，有的病人被他指令马上去医院看急诊。而我们自己家里的药柜中有救急疗效的药装在各种形状的瓶瓶罐罐里，可以随时按照病情需要给病人使用，因为半夜里难以马上买到药品的。我常常听到奶奶为某些朋友介绍来的病人感叹：可怜啊，没有钱，还有这样的病，就不要收钱了。我爷爷就说当然不会收。我奶奶信佛，每天清晨会在观音菩萨的慈像前烧上几炷香，我每天是闻着这股香气起床的，那是我的美好记忆。爷爷家是一大家子人，有我两个叔叔和一个姑妈在一起住，还有两个姑妈也住在淮海中路的沿线，尤其是星期天大家聚在一起很热闹，笑话连篇……。。那是我能记得的一段日常生活的天伦之乐。但它忽然在1966年中断了，之后的很多很多年我再也没有过这样温暖的感觉了，有的只有悲哀和无尽的痛苦，因为爷爷是因折磨而自杀的，我一旦想起他，就会试着揣摩他当时的心理，我想描述这种心理，我想体会一个冷静的自杀者是如何带领生命冲出屈辱的！但是我失败了，我知道除非我真的处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并在写完那段自杀前的自我心理描述后，真的自杀了。我重复不了！但是我体会到他是如此热爱生命，为了保持生命最后的那点尊严和纯洁他去了另一个世界，说起另一个世界，很多年后的一天，阳光明媚，我走在纽约的乡间，忽然想起了爷爷，我想既然他因自杀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么在那个世界再自杀一次，不就又可以回到这个世界了吗？我好几天沉浸于这个想法之中，我还想他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在那边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在等待我们。
我爷爷自杀前的情节让我更痛苦，他在自杀前留下了一些塞在被褥中的文字，它们写在各种碎纸片上，这透露了当时连纸都找不到的处境，而各种歪歪扭扭的字体则展现了他心灵的痛苦跌宕。他知道这些文字组成的内容在他自杀后肯定会被掌权者看到的，因为作为一个经历过数次抄家的他太清楚，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找不到的，如果真的没有，也会造一个塞给你的！所以他为了自己死后不让家里人受到牵连而设计了一些赞美体制和最高领导人的文字，尽自己最后一点的智商来布置自杀后不至于连累家人的一个局，可是他最后那点智商已经不是智商了，是被残暴扭曲的变形的结果，因为掌权者者的逻辑很简单：既然你赞美这个体制和领导人，为什么还要自杀呢？
在他留下的遗言中，还有一个小纸片是留给我叔叔（他的儿子严世芸）的，他这样写道：“……说是糖尿中毒，昏迷而亡，大家有利。”这就是说，不要对外讲他是自杀的，因为自杀的话，那就是畏罪自杀，是继续与人民和政府为敌，那就会连累家人。他不得不自杀的理由只有一个，他要保持做人的尊严，他不想被坏人继续侮辱！他有着刚烈的性格，他救死扶伤那么多年，对人类的五脏六肺那么了解，却没有想到人性可以扭曲到这种程度。他更不知道的是，他自杀的事实是不可能被说成糖尿中毒的，而且马上就被掌权者定为畏罪自杀，而且继续被掌权者利用它来侮辱家里的其他成员，
所以，在他死后的十年依然是掌权者对我爷爷家人的迫害，因为家人被称为黑五类家属，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我的爸爸严世菁，他在1968年初去了所在单位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湖南，1970年底从干校被带走，毫无音信地关了四年多，不准家人探视，也不知道关在哪里，但他坚持住了，没有自杀，四年后放出来时已经被害成疾，在家养病六年没能战胜病体沉向死亡的力量，还是在1981年走掉了。
黑五类家属就是被剥夺了很多正常生存权利的人，那个时候全中国有太多太多这样的家属，这种极其过分的匪夷所思的残暴造成了最高领导人在1976年死后不久，马上有人出来抓捕了在他身边的四人帮，文革就这样被很多受不了的人结束了。又过了两年，1978年我爷爷被平反了，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死掉的好人，我当时曾迫不及待地在诗中以家人和血缘的心灵叙述向爷爷传达了这个消息，我希望他能在天堂正常呼吸了。既然1976年文革结束了，并被称为十年浩劫，那为什么还要等两年才能平反呢，因为要平反的人太多太多了，还有很多人拖了更多年之后才被平反，平反并不意味着补偿，因为惨烈的程度使整个大地没有留下可以被称为补偿品的东西，所以名誉的恢复就是普遍的补偿。有的人因为过于悲伤和理想，在后来的几十年走上了一条坚持要把文革罪行清算到底的道路，至今还在路上，譬如巴金就继续走在呼吁国家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路上。还有那些已经或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孩子的人，他们的死后平反是谁去向他们传达这个心灵消息的，我觉得那是文学的事情，从伤痕文学到如今的各种文革回忆，这些文字同时也是对整个下一代的历史经验的传递。它也是圣火，是不要让文革这种黑暗再次降临到世上来的圣火！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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