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煦的春风催生了桃李芳菲，
伴随着树下粉红的蔷薇。
但呼啸的狂风扑来，
众花都华美散尽，只留下荆棘。
——波爱修斯
在人间的中国五月，竞开的鲜花曾经与灾难一起降临。在这个一年后的五月里世俗的欢乐已经擦去了忧伤，重复的生存也使生活的日常走进了遗忘。但是我们无法忘掉死亡，因为它不仅与汶川的灾难关联，还会使我们不得不继续追问为什么让这么多的人提前结束他们生命的程序？耶稣说人类的这种灾祸主要来自于撒旦的攻击，“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忿忿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撒旦是想在结束自己之前先结束我们的生命，看来在上帝眼里，生命的提前结束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也并非是提前进入天堂的开始。
如果说死难者是为了人世间不再有撒旦而付出的必要的人类代价，那么魔鬼又为什么没有同归于尽？可能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那深不可测的上帝公义，上帝的超验正义不接纳我们善恶有报的世俗要求，更不接受我们的公平质疑。所以灾后的岁月里含泪的秋雨依然以大师自居，劝我们作鬼的兆山依旧福乐平安，那位歌唱《国家》的成龙照样耀武扬鞭，司马南的狂吠更是咄咄逼人，于丹在给别人讲完《论语》后潇洒地可以在伦敦撒泼……。在神正论看来，这些撒旦的化身正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在苦难中慢慢长大，然后才能从容面临另一场失败。
地震之时由于灾难所凸显的人性良善曾经使乐观主义认为：地震要震出一个崭新的国家。但灾难不到一年，一切又恢复常态，乐观主义的理想破灭，撒旦四处横行。活在今天的我们给灾难中死去的灵魂送去的不应再是祭奠和花环，花环并不能书写死者的光荣，任何歌唱也只能是歌唱者自身的表演。如何帮助死者的灵魂找到隐藏在他们身上的撒旦，如何完成我们与死者在同一维度的团契，我想比灾后的忧伤更有意义。莫尔特曼说：“凡是忘记死人权利的，也会对其子女的命运漠不关心。”同理，没有给死者的灵魂找到回家之路的，活着的我们又怎能使自己的灵魂回家。我们亦然在旷野飘泊。所以与其说为了死者的权利，不如说是为了活着的权利，因为苦难是生命的真相，只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拒绝了这种真相。生命的真相还在于任何生命都不是不朽的，也不是超越群伦的，在上帝眼里每个人没有太大的差别，人不可能成为人的偶像。如果由于某种世俗目的夸大了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伟力，那么也就助长了撒旦的伟力，魔鬼对我们的惩罚也就在所难免了。
地震中死去的生命都尚未完成，有的刚刚起步人生。在他们生命的预设空间里留下了巨大的谜团，这谜团只有靠活着的人去为他们完成。上帝让他们降临世间是上帝对于生命的许诺，但上帝又在一瞬间收回了这种许诺，这些履行了部分人生的生命到底到哪里去了？尽管说在上帝之处有着更宽广的生命空间，生命在此能够得到更自由的发展。但是在人世间折断的花朵让我们如何理解上帝的公义，莫非他们的罪责深藏在苦难的荣耀里？
“我们的列祖犯罪了，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耶利米哀歌》）。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心训练，我们还能背负身上的十架神学，但路德强调，我们的十字架绝不是我们自愿选择而背负的。如果这种苦难十架是外来的，不可抗拒的，也是有限的人生无法逃避的，那么如何找到我们属灵的生活，虽然属灵的关怀亦不提供精神抚摸。朋霍费尔说：“不应把上帝逐到某种最后的隐秘地方去，相反，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世界和人类已经成年，我们不应该贬损人的世俗性，而应该让人在其强而有力之处去面对上帝。”
如何去强而有力地面对上帝，在生命的渺小维度里不是去完成对于上帝的挑战，而是反思我们的道路、省悟我们的人生。也许人类的文化本来就是方向性错误，我们建立的价值只是一种没有逻辑方向的概念，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不一定真实。但仍然有自负的主义、高蹈的乌托邦疯狂在上帝面前，即使在灾难的面前也没有忘记这种自恋的伟大。今天我们苟活在死者离去的土地上，也许他们的灵魂已经穿行在自由的天堂，我们要在人间继续完成对他们的哀悼。“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登山宝训》）哀悼者是耶稣的兄第姐妹。上帝的公义对于哀悼者表示认可和尊敬，因为哀悼者因为哀悼而得到了上帝的大光。只是自负的灵魂在内心里缺少了哀悼，他们在大灾难中施舍的的一点点儿荣耀里成为人民的神灵。在对死者纪念的烛光里，怎么有人代替了上帝的身影？
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当地震的灾难来临，我们应该幡然醒悟。但在看见道路的一瞬间，由于人间的罪恶，又迷失了回家的方向。要知道“所有的灾难和折磨都是为人类而设置的”（阿博都巴哈），尽管“世界和人类已经成年”，人类的那点理性要匡正良心仍然是遥不可及。
五月，好在有如雨的鲜花。“全部不应该只是这样，应该还有什么再发生！不，生命应该在此进入生命，就在此。”（比尔曼）
五月里，就在五月，我们回家。
2009年5月10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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