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曼氏流放期间，俄罗斯“哀哭的缪斯”阿赫玛托娃曾前来沃罗涅日探望曼氏，并写下了题为《沃罗涅日》一诗，诗的最后是这样几句让人一读就忘不了的诗句：
但是在流放诗人的房间里，
恐惧与缪斯轮流值守，
而夜在进行，
它不知何为黎明。
“恐惧与缪斯轮流值守”——这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对于曼氏流放后诗风的变化，布罗茨基还曾这样描述：“这种加速度首先影响了他诗歌的面貌。崇高、沉思、有停顿的流动，变成了快速的、突然的、劈啪有声的节奏……”，它成为“一种强烈的即时速度和神经质的暴露”，在结构上则伴以“压缩的句法”和“大量的跳跃”。它“不再是行吟诗人的吟唱而是有点像鸟鸣，不时发出尖利的、急转的、高亢的音调，就像用颤音歌唱的金翅雀。”
而到了后来，在诗人那里，甚至连这种“颤音”也唱不出来了，它只是一种受尽摧残的生命发出的含糊不清的“咕哝”：
主动脉充满了血。
在它的分类中不时传来一阵咕哝：
——我生于1894年
——我生于1892年……
而，抓回一个已磨穿了的出生年头，
和这聚拢的牧群一起批发，
我贫血的嘴唇在低语：
我生于1月2号至3号的夜里
在一个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或别的什么年代的
不可靠的年头，
而世纪围绕着我，以火。
（1937）
读这样的被历史暴力所伤透了的诗，我们只能说：这是语言本身所发出的最后的痉挛！
诗人最后留下的文字，是1938年10月在押解到远东集中营途中的中转站寄给家人的一封信，信中诗人以很艰难的语气说他的身体已虚弱到极点，瘦得几乎变了形，不知道再给他邮寄食物和钱是否还有意义。在这一、两个月后诗人即在集中营里死去，他是如何死的，葬于何处，一切都成了谜。
我将不向大地归还
我借来的尘土，
我愿这个思想的身体——
这烧焦的，骨肉，
像一只白色粉蝶，
能在它自己的跨距间活着——
回到那条街，那个国家。
（1935.7.21）
曼德尔斯塔姆最后的诗，就这样展现了他与他的时代的剧烈的冲突。但它们不是表面的控诉，它们是血的凝结。它们也不仅仅是牺牲品的文献，而是深入到了存在的内核中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诗篇。它们用“借来的”时间活着，而又最终战胜了时间。它会永远“在它自己的跨距间”活着——而这样的“跨距”，我们今天已看清了，会跨越所有不同的时代！
在企鹅版曼氏诗歌英译本序言中，诗人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耐人寻味地称诗人为“一个真实的诗人”（“a true poet”）。而这种“真实”，用布罗茨基式的表述方式来说，只能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真实”。诗人的悲剧性命运，他的“永久的心跳”和为此付出的全部代价，为这种“真实”提供了永久的保证。
而策兰对曼氏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也依然力透纸背：“曼德尔施塔姆，达到了他的同时代人无与伦比的程度，他写诗进入一个我们通过语言都可以接近并感知的地方，在那里，围绕一个提供形式和真实的中心，围绕着个人的存在，以其永久的心跳向他自己的和世界的时日发出挑战。这显示了从被损耗、废弃的一代的废墟中升起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与我们的今天是多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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