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只冰斧的阅读
——论王家新诗歌近作
胡桑
一
当代汉语诗歌经历了对历史的冒犯、承担与叛变，也经历了对历史的相敬如宾、疏离继而调情，如今，在恍如隔世的静默中，我们突然发现，历史已经撇下了诗歌，跳跃到了深渊的另一侧，扬长而去，只留下了词语、幻觉、现实的多重迷雾。在这样充满假象的商业时代，写诗，成为了一项更为艰巨也更为隐幽的事业。
诗歌从来都是通往真理的秘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只是对真理的轻松布道，恰恰相反，它必须在语言上历险。诗歌是一面逼迫我们直面自身有限性和脆弱性的镜子，其光芒就像摔打在岩石上的巨浪、突如其来的风暴，令我们惊醒。这样的惊醒并不唤起愤怒、焦虑与幽闭，也不共谋于狂喜、愉悦与迷失。诗歌，那处于绝对的巅峰的诗歌，总是在惊醒后的寂静中，开掘出人们对自身的怜悯、对事物的同情以及对永恒的虔敬。
在当代汉语诗人的谱系中，相对于那么多革命者、摧毁者、语言炼金术士和善于易容的道德家，我更倾心于那些甘愿处于静默之中默默求索的诗人，他们践行着诗歌的使命，在改变、创造和发明中，为无形的真理赋予着有限的形式，就像我们这具脆弱的肉体。这样的诗人，如佩索阿在一首诗中所写的，“凝神于事物的核心，而不是信笔涂鸦”。这样的诗人，发现和发明着最明亮与最黑暗的事物，领悟着重负与神恩，揭示着我们的赤裸与羞耻、谎言与颤栗、激情与神秘、踟蹰与绝望——因为希望总是被历史的胜利者所窃取。
王家新是一位行走于时代锋刃上的诗人，他经历了各种当代汉语诗歌的事件，却从未被时代裹挟而去，他坚持住了诗歌的核心地带。无需重提《瓦雷金诺叙事》、《帕斯捷尔纳克》等诗如何在历史的巨变中艰难地找到了精确的言说方式，无需强调他在九十年代对叙事性、个人性、日常性书写的探索成果，无需炫耀他在多元文化之间互译时所遭遇的痛苦，也无需赞颂他对策兰等诗人的精湛翻译——穿越这一切词语和表征的栅栏，他的诗歌呈现出的是一个忠诚于经验与灵魂、随时向命运敞开的诗人，这是他的词语的力量来源。王家新的诗，尤其是近期的诗中，在语言上看上去不迷恋于词语的冒险，也不依赖于智力的编织，却能够使每一个造物在语言惠及之时得到令人惊异的揭示。他在清理自己，在向语言的深渊跃进，在不断揭露内心灼热的疼痛。九十年代以来，他的诗歌承担着历史的苦痛、内在的流亡感、形而上的异乡感，这些已经为我们所熟悉。他的写作为汉语诗歌找到了一种缺席已久的精神高度，并触及了这个时代根深蒂固的伤痛和隐疾。他肯定会赞同前苏联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所说的话：“我们现在受损于精神匮乏的可怕疾病，这是致命之病。从道德自戕开始，人类尽一切可能来毁灭自己——身体死亡，不过是其结果。”王家新在组诗《挽歌》中也写过这样的句子：“掘出了一个一直在他身体里作痛的废墟”。王家新的诗见证着时代的废墟，更重要的是，他为这隐疾不懈地寻找着自我救赎的可能。通过写诗，他用灵魂的灼痛款待我们，他用冰雪的声音款待我们，使我们得以澄清自己的内在，逃避混乱。尽管，我们的时代抱怨诗人们一再务虚，然而，王家新这样的诗人依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给这个时代带来了份量。在最近的一首《冬日断章》中他甚至这样写道：
在这个冬天我最大的渴望
就是阅读一只闪光的冰斧
和它带来的仁慈。
二
1990年，王家新在《帕斯捷尔纳克》一诗的结尾，写下了“以冰雪充满我的一生”这个句子，这是在他写出《转变》一诗后不久。这个句子在他写作中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为过。冰雪的那种纯洁、透彻和暴烈正是王家新诗歌中越来越增强的精神气质。然而，“转变”继续在进行，伟大的诗人总是通过对整个生命过程的领悟不断形成变化。当然，真正的变化是不存在的，因为，人无法超越时间的永恒。变化的只是词汇、修辞、结构、语气和语调。诗人的写作，在不断调适中写着同一首诗。承认局限性的写作才是真诚的，它懂得时间的短暂与永恒的双重法则。在2013年的《新年第一首，兼给一位批评我的诗“无变化”的人士》中，王家新这样写道：
不错，我的一生都在唱同一支歌，
这支歌我已唱了很久很久了，
这支歌尚未抵达到
我的喉咙。
这些年，他的诗歌语言越来越简单、明澈了，每一首诗的聚焦点往往是越来越小的细节，某一个情景、一次漫步、一次目击、一部电影甚至是一棵树，但诗歌背后隐藏的闪电般的力量却越来越具有震撼力了。他的诗歌通过对短暂事物的凝注，使事物迷惑人心的表征得以瓦解，时间那永恒的力量得以裸裎。
语言必须契合于时间并显露出生命的质感才能获取力量，不然，就是一堆词语的灰烬。如本雅明一样，王家新渴望诗歌能够点燃灰烬中潜藏的真理之火，而不是模仿化学家用显微镜观测灰烬的成分。
王家新的近作让人想起他自己翻译的勒内·夏尔的诗句：“这毁掉的暴力的/玫瑰，光辉的情人。”一个不断求索的诗人，只有持续地穿透欺骗性的现实并与之抗争，才能不断地揭示语言中的“暴力的玫瑰”，同时，才不惮于召唤“光辉的情人”，向高远的存在敞开。这样的诗人勇于揭示叶芝所谓的“可怕的美”，将灵魂的颤栗展示于世人的面前。比如《重写一首旧诗》的开头：
重写一首旧诗，
这不仅仅是那种字斟句酌的艺术，
这是冒胆揭开棺材盖，
探头去看那个人死去没有。
写出这样诗句需要多大的勇气。为了抵达诗歌绝对的顶点，王家新逼迫自己在暴风的中心写作。这个时代，的确善于讥讽甚至取消深度，而勇于向深渊跳跃的诗人越来越显得像是一种异类。然而，以创造为使命的诗歌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变革性的活动，它旨在不断撬开人类生活和意识的板结层，爆破并重新结构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如果，我们依然相信，诗人是这个世界最后的精神上的求索者，渴望探寻秩序的潜行者，为世界赋予形式的通灵者，那么，诗人之嘴所吐露的咒语般的语言，恰恰不是痴人说梦，不是癫狂的呓语，而是从晦暗世界的裂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是我们日益世俗、碎裂的世界重新变得完整的契机，是向缺席的存在发出的邀请。真理（我们必须在后现代主义对这个词的嘲弄中清醒过来）就像佩索阿诗中的那位上帝，“以他缺席的存在/逼视着那些存在之物，/永远地，缺席。”（《我梦见——深不可测》）这缺席的逼视，在王家新的诗里，正变得越来越迫近，他近期的每一首诗几乎都要求我们在阅读时屏住呼吸，等待那来自高处的拳头突如其来的撞击。高处的事物并不与我们的尘世隔绝，甚至，尘世才是其坚实的基座，真理或命运的敞开源自诗人对尘世的目睹、感受和同情。在《未来的记忆——给李南》中，王家新写到了“尘世”这个词，并带着巨大的隐忍：
过去的记忆？不，未来——
我现在就在那里了，
一棵大树也比我更早到了那里，
飞向它的还有一只无声的燕子，还有一大群叽叽喳喳的
麻雀（而鹧鸪只能在深山里听到），
一只磨得光亮的老榆木小板凳也早已摆在那里了，
就在那里，一个孩子翻开了《大闹天宫》的第一版，
而母亲走来，带着她还在尘世的笑容……
1990年代以来，王家新诗歌中的抒情越来越得以收缩，从而防止了对记忆的沉溺，他书写记忆，是为了打捞记忆中未实现的承诺，“这不是与过去而是与一个/错过的未来相逢”（《重写一首旧诗》）。我们可以发现，《未来的记忆》中的事物有一种先在的命运，它们早就在那里了，被一只无形的手所安置，然而，限于感受力的贫乏和臆想的盛大，我们常常错过与命运面对面的机会，以至于需要迟到的探测。这首诗也包含着沉默的美学，尤其是那只与叽叽喳喳的麻雀形成对比的“无声的燕子”。苏珊·桑塔格在《沉默的美学》中，将沉默视为诗人即使超越了文字审查、体罚、放逐、监禁等各种刑罚之后，依然需要接受的自我刑罚，这是一种对自我精神的强力约束。她说，“沉默是艺术家与世隔绝的最高姿态，经由沉默，他解放了自己，不再是服务雇主、消费者的仆人。”“沉默因而提供了一种心境上的纯净殿堂，是沉思，预备精神的成熟，等待再度发言的过程。”一名诗人必须通过沉默深化自身，使诗歌得以与更难以言说的存在交换隐秘的信息。
我们可以发现，进入新世纪以后，王家新很少再有《词语》、《另一种风景》、《伦敦随笔》、《回答》、《孤堡札记》那样的组诗、长诗，而逐渐被一种清晰、透彻、隐忍与沉默所替代，这体现他正在自觉地“对抒情的节制、对雄辩的放弃”（王家新最近的创作谈：《“你的笔要仅仅追随口授者”》），这是让自己诗中那些“蒙霜的犁沟”“伸向一个更伟大的冬日/并任由它耕种。”（王家新，《在伟大的诗歌中》，如他近些年着力翻译的诗人保罗·策兰一样，其笔下的诗行开始勇敢地呈露词语的裂隙、对抗、黑暗与沉默，从而等待着语言之门的开启、诞生和再出发。王家新试图书写一种逐渐抵达语言本体的诗，一种潜入存在之节奏的诗。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蓄意经营的完美的诗，构制得天衣无缝的封闭的诗，别有用心地促成诗意的沉闷的诗。显然，他的诗句越来越放松，越来越从容，常常在不经意中等待句子的降临，词语、句子是松散的，却具有惊人的紧张感。这样的诗摆脱了刻意的架构，而听从于语言自身的呼吸和律令。
对于王家新而言，诗歌，应是精神的隐秘呼吸，犹如策兰所说的“换气”。它又是事物的呼吸，更是人自身命运的呼吸。写诗，就是要再一次经历现场，再一次忍受命运，把我们的生命带入时间的考验之中。
里尔克在1903年写给年轻诗人卡卜斯时说，“一切事物都不是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可理解而又说得出的；大多数的事件是不可言传的，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过的空间；可是比一切更不可言传的是艺术品，它们是神秘的生存，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赓续着。”万物皆有语言，事物的语言是时间留下的沉积岩，充满着秩序，并等待我们去揭示它的秘密，我们借此得以提升自己。“那一棵棵树木都在等待交谈”（王家新，《树》），然而，人们的耳朵和嘴并不总是为这样的交谈而准备，只有诗人才以虔诚和耐心去倾听它们、与它们开口说话。诗歌的边缘处境告诉我们，这样的倾听并不是发生在每一个日常的时刻，如果我们不揭去蒙蔽在心灵上的死痂的话，也许我们从来听不到什么。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在晚年的《植物的静默》一诗中沉痛地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与你们的交谈虽然必要但不可能。/那么紧迫，却被永远搁置，/在这次仓促的人生中。”于是，诗歌才要带着紧迫感空出自己，以对等的沉默去倾听事物隐秘的声音，当然，这个声音有时候是残酷的，也许是“一位孤僻而阴沉的大师”（王家新，《喜鹊和乌鸦》），甚至是“灾难般的果实”（王家新，《访杜依诺城堡》）。然而，真理的声音需要我们把生命放置在上面称量。从这里我们可见出一个诗人直面人生的勇气。
王家新的另一首诗《访杜依诺城堡》将沉默与声音的张力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诗人与游客们在城堡里穿行在同一个空间，游客们“享受”着作为现代景观的城堡，但是，对于诗人而言，在这片宜人的风景中，里尔克的呼喊像一封无人应答的来信，被悬置着。在现代的祛魅空间里，风暴和天使受到质疑，变得隐匿、沉默。然而，在人群中保持沉默的诗人，似乎借由沉默转移了记忆的潜能，以沉默挑衅观众的艺术惯性。沉默，也许是现代诗人的命运，是一种极具悲剧性质的舌头的管辖，同时，也要求诗歌变得更加矛盾、隐晦、曲折，更具有质疑的力量和爆破的力量。这是一种要求实现的承诺，是一种传递着答案的隐忍艺术，它面向唯一的绝对，迫使人们领悟到自身的有限性，从而加强走向真实世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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