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黄永玉的九十岁画展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眼下11月7日至19日，黄老将带着“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在广州图书馆与读者见面。这之前，“我的文学行当”已在上海展出，王安忆、焦晃等名家纷纷出来捧场，读者在撤展那天还狂奔而至。在中国，如此这般叫卖“文学行当”的并不多见。这么一个时刻，黄老先生梦幻的文学想象附在结实的文字上，它反馈给我们的是那些逝去的时光在重现，它教给我们的是原来生命可以这样持久地富于激情。
他只相信文学给的自由
“文学行当”是作家李辉命名的。黄永玉很是信任李辉，在他看来李辉是文化界著名的吹笛人，他的笛声吸引着他。而李辉认为黄永玉先生是画家，是创作丰富的诗人、作家，只是他的美术影响盖过了文学，他期望通过自己的呼吁能把读者的眼睛引向黄永玉的文学。文学同绘画一样，也是可以看见的。就这样，他在上海、广州、长沙吆喝起“黄永玉的文学行当”。黄永玉曾说过：“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在他眼里，文学的价值更高于视觉的艺术，那里才是心灵最高的舞蹈，是自由的世界。黄永玉写文章有时写到深处，或大哭或大笑，如此情性，正是因为他的内心永远洋溢着初始的天真浪漫和未受限制的自由。黄永玉说，他只相信文学给的自由，不相信别人给的自由。
1924年8月9日，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数月后随教音乐的父母回家乡凤凰县。1937年，他小学毕业后离开凤凰，8月入厦门集美学校初中读书。黄永玉原名叫黄永裕，1946年，他的表叔沈从文建议他改名为黄永玉。从16岁起，黄永玉用文学与艺术参与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1943年，黄永玉开始在江西赣州的《干报》发表诗歌，并给叶圣陶、艾青等作家诗人画插图。与作家、诗人走近了，文学自然也就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从文学上延伸出来的路是宽广和无限的。若干年前，有朋友这样描述黄永玉与朋友们之间的来往：“1947年，从夏到冬，周六、周日，在上海热闹的马路上，黄裳、汪曾褀、黄永玉三人时常结伴而行，他们要么去巴金先生家，要么去咖啡馆、电影院，要么干脆就在马路上闲逛，漫无目的地看街上风景，兴致勃勃地评说天下，臧否人物。三个人普普通通，不显眼，不夸张，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要好好地看上他们几眼，除非有人能预测到三个人后来在中国文化界的特殊影响。”没有理想和生命热情之间无限的接近，就没有后来的黄永玉，他的勤奋和向身边的大家学习的姿态成就了他。纵观黄永玉九十年走过的路，他走的是一条自我教育的路，一条另外觅得力量的路，一条从四面八方吸收能量不断丰富自己的路。从民国到解放后那些年头，这一路他遇见的大师就有李叔同、丰子恺、齐白石、夏丐尊、徐悲鸿、梁思成等等，这些大师们的人格力量和真性情影响着青年黄永玉。多年后，黄永玉老先生写这些逝去的大师身影，他们就汇聚成为一部私人的文学艺术记忆和缩影。
文学也可以展览，而且展示得更为盛大和有启示，它是：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罐斋二重唱、流不尽的无愁河。其中“太阳下的风景”，在时间的脉络里让人看到黄永玉一路走来的文学创作途径；“比我老的老头”取自黄永玉的一本书名，书中回忆了他与沈从文、汪曾祺、巴金、黄裳等多位师友交往的人生片段，诱世导俗；第三部分“罐斋二重唱”则用图文来思考人生，包括知名的《〈水浒〉人物》等；后一部分“流不尽的无愁河”，则是黄永玉还在《收获》杂志上连载的小说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连绵不绝，是人生素材和心念的重新梳理。
就在几天前，已经92岁的老诗人、《华夏诗报》总编野曼先生得知我们要办“黄永玉作品朗读会”后，他跟我回忆说，早在1943年，黄永玉已为他的诗歌做木刻插图，也给彭燕郊、端木蕻良、陈敬容、聂绀弩、郭沫若、冯雪峰、郭小川、邹荻帆、艾青等诗人画过插图。在当代文学领域，为众多诗人、作家的作品雕刻木刻插图的，黄永玉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诗人兼艺术家了。每次去野曼老师的家，我都会欣赏挂在他家客厅的那张黄永玉的动物画，活泼又有生命的张望。念及旧情的野曼老师跟我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黄永玉在我香港的家中住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之间无话不说。这次出版的《黄永玉全集》中，他还多次提到我。他在广州的作品朗读会，我一定会捧场。我看到他在上海朗读会的名单，有很多名家朗诵，礼孩你也要多请名家来支持。” 在广州找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真是难啊。我说，黄老喜欢跟年轻人交往，这次的朗读阵容就由青年诗人和青年朗诵家来组成吧，此外，我还会邀请到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教授来主持并点评，相信也是一份惊喜。雕塑家许鸿飞说黄老喜欢广东的南音，朗读会申请到古色古香的陈家祠举行，应是心灵安静下来的好地方。古老的建筑遇见现代的声音就是一种风格，就是活着的表达，文化在此就成为一个可以观赏的去处。
我到底不是诗人
往日并非完美，但人生的意义在于经历，在于积淀。无论积淀美德，还是友谊，都会带来历久弥香的境地。黄永玉老先生是重情义之人，这次一到广州就去看望比他老的野曼老先生，久违重逢的喜悦让他们聊起年轻时候的文学往事，也谈往后的文学计划。黄永玉老先生还邀请野曼老先生去北京他万荷塘的家住住。我突然明白了黄永玉老先生为何要写《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了。他们是存在于世最久的诗人朋友了，他们的记忆中都散发出火光，仿佛回到那个纯真、理想和希望并存的时代。九十岁后还有这样的友谊和活法，那是一个让人仰望的世界。因为他们走过不一样的路。作家稼樯说，人，一世故就会显老，一发现则满面春风。懂得发现，才懂得心理养护，就会进入诗人拜伦所说的天空布满彩虹的年龄。诗人内心因为有彩虹，他就拥有了秘密的通道，就能赎回逝去的岁月。因此，他不是老派的文人。友人，旧岁月，新生活，一个诗人狂想的旅程，正是生命中绵延的美意让黄老的文学行当中多了美谈，多了快意的人生，多了亲切的时光。
诗人是那种把自己的影子像砌砖一样砌进时代之墙的人，面对不幸，诗歌就是最好的见证。1970至1971年间，黄永玉独自一人在河北农村中央美术学院“五七干校”劳动，日子不好过，爱无所依托，苦闷的黄永玉常常躲在被窝里创作，其中长诗《老婆呀，不要哭》是在手电筒的灯光下完成的。“……向光阴致意，/一种致意；/一种委婉的惜别；/一种英雄的、不再回来的眷恋；/一首快乐的挽歌。/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生活一样顽强，/生活充实了爱情，/爱情考验了生活的坚贞！”其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的时代忧伤和茫然，却又透露出硬朗不屈和对未来的信心。爱就是诗歌，就是抚慰，爱让诗人走出精神的荒野。1978年后，黄永玉先生的写作多了一份自我的省察，“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的不幸”，这样的诗句就是一种反抗，就是对把坏命运强加给人民却又把明天拉向深渊的嘲讽。那一年12月，黄永玉以“咏喻”这个笔名在北岛主编的《今天》创刊号发了一组诗歌《动物短句》。此后的第二年，白桦、彭宁以黄永玉为原型创作的电影剧本《苦恋》，被拍摄成电影《太阳与人》，影片在送审时引发了政治批判风波。还好的是这只是风波，不像文革时对他的批斗。黄永玉先生的前半生始终离不开某些荒唐的漩涡，但不管外面风大或雨打，他依旧凭着兴趣去创作。一个人经历了人间的沧桑却又不肯放弃理想，不愿意让灵魂枯萎，他就会建筑出一个创造者的殿堂。
无论什么时候，在诗人的殿堂里，对时代做出反应，争取生存的尊严，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是第一要义。黄永玉老先生曾经这样写过：“我告诉你，/他想哭的时候微笑着。/有的邻居盼望他死，/(想要他的房子)/有的邻居可怜他活。/他是动物/却植物似的沉默。//在院子里散步，/别为他的孤独难过，/因为所有的门缝里，/都有无数对眼睛活跃。/奇异的时代/培育细腻的感觉。/有的眼光像吮血的臭虫，/有的眼光/无声的同情，/无声的拥抱在闪烁。//一个人在院中散步，/寂寞得像一朵/红色的宫花。/明知道许多双眼睛/在窥探，/他微笑着，/仿佛猜中了一个谜底。”（《一个人在院中散步》）。这首诗歌写于一九七四年，在“人对于人是狼”的时代，它写出了经历者的精神困顿，但诗人用信念面对未来，痛苦在其中得到解脱。此时的中国还非常封闭，他的诗歌之所以闪亮，不在于形式和观念的创新，而在于他真诚地写出自己经历的体悟。
1981年，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出版，之后的一年获得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同时获奖的有艾青、邵燕祥、流沙河、舒婷等人。尽管获得很高的荣誉，但黄永玉忘不了自嘲：“人，也应该有个清醒的时候。我到底不是诗人。诗人不是你想做就做得到的。人之患在好为人‘诗’。”黄永玉先生的可爱在于他的幽默，幽默和俏皮都是生活的智慧。他说到了老年不再想当诗人，只想像一个账房先生那样，小心地做一些忧伤的记录。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