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竞选村长》之前，我在考虑一个问题，小说还到底要不要讲故事？一谈到这个并不算古老的问题，仿佛笑柄随时握在对故事有敌意的人的手里。他们至今对小说这一文体能够包容什么，似乎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事实上，我们现在正悄悄经历着一场小说写作动机上的革命，遗憾的是，由于缺乏问题意识，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些人把它当回事。
现如今，小说或许是一种比较失落的事业，但对我来说，故事就是信念。这么说，对于其他小说家而言，其实已然成为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自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问世之后，即他和拉伯雷发明欧洲小说这一伟大的文体以来，小说的独特荣耀经历了几百年，而讲故事的功能到了乔伊斯手里的时候，的确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上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帕维奇的接力，小说的面目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故事，小说的核心动力，几乎遭到了所有从事这一古老行当的人严重质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讲，从小说史的角度看上去，故事是现代小说的一个起点，但吊诡的是，我们往往把它看做是现代小说的一个原点。就像臧棣论述新诗那样，起点的意思是，有时你需要走回去，看看它，作为一种回顾和怀旧。但原点的意思是，无论你是否有时间走回去，它会不断扩大它自身，直到它扩展为一种现象的起源。
我在进入小说这个森林里的时候，也曾困惑于小说的故事，这和我之前对现代汉语诗歌的理解有关系，小说是一门叙事的艺术，而诗歌的本质是抒情。如同一个他国的移民，我冒失的独自闯入另一个陌生的国度，我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文体原殖民地国家的闯入者，在这里，官方语言的性质是叙事的，而风格，则是考验一个闯入者的基本生存能力。这个问题，德勒兹在《批评与诊断》里谈到了，他以普鲁斯特的写作举例说明，一个作家应该在母语里发明另外一种语言，将一种新的句法和语法力量光之大白。虽然我对这个论调一知半解，但我喜欢。
在我完成《竞选村长》这篇作品之后，我仅仅读过一遍，就决定不再看它们一眼，它们的命运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就像我第一次给《山花》杂志的邮箱里发出我的第一个中篇《偷生》时，《山花》的编辑郑瞳先生在第一时间就公开说，“这一期的头条，赵卡的两个小说，很有味道。赵卡是我在《山花》信箱中找到的最好的作者，毫无疑问。”他肯定是发现了我的叙事和语言的特质，如同现在我写下的这个小说，需要人们再次发现。
必须承认，电影的发明对小说讲故事的能力几乎构成了毁灭性的威胁，或者说，电影以它的综合效果到达了讲故事的顶峰阶段，小说的挣扎已众所周知，但是，谁也不敢否认，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够替代语言，语言参与了小说的起源，最初的小说肯定是诗，韩东随口一说，诗到语言为止，一种语言哲学诞生了。这个哲学传导出来的立场就是，语言不能被驯化，这就是说，不能被驯化的东西永远是自然的猛兽，这是多么坦诚和传统的观点。
返回来再说这篇《竞选村长》，我发现这是一个几乎类似波拉尼奥在《荒野侦探》的那种日记加访谈性质式的陈述的文本，的确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在读波拉尼奥，虽说气息迥异，但在琐碎中透出真实的一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建立自己的风格，有一种确定自身范式意义的暧昧。不过这么一说，我又对我的另一篇小说《瘟年纪事》怀疑起来，那是另外一种趣味的东西，他会得到人们的喜欢吗？难道会应验诗人臧棣的说法，“从诗意的角度看，从表面到表面意味着一种根本的变化。”我不知道，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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