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
一百多年前，当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站在朴茨茅斯市郊的荒山上，面对工业革命的蓬勃无不忧患地深虑于人类的未来时代。这种沉痛含充的不仅是工业对自然侵蚀的忧患，更是人类心灵与精神世界的浑浊弥散与清澈澄明的遁失的呼吁。时至今日，我们在吞咽着农耕文明被蚕食东方心灵被殖民后的苦果，而这种滋味正一点一点渗透进我们的精神源地，腐蚀着古老东方的图腾。这不是一个最坏的年代，但是一个最没有器量与宏愿的年代。在这一特征的大的背景下，一代学人丧失得不仅是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指向，还有学术的良知、立场、器量，作为人的道义，光明与正义之心。侵进我们大脑的是舶来的伪制品文化，包围我们周遭的是耗尽地力的一次性消费物质，占据我们眼球的是娱乐至死的电视快餐，钻进我们听觉的是无处不在的低俗与浮躁之声。在这样的悲剧人生与文化背景之下，做一个纯正的、善良的、正义的人是勇气与意志力的，而一个诗人尤其艰难。
诗人西川说：“历史只记录少数人的声音，多数人说话无疑于沉默”（言），而当它天空的薄霾渐开，清风吹散岁月长河的迷雾，一些踽踽独行的孤独而坚定的身影像滤后的沙砾，仍越来越清晰地绽放出它足金的光亮。诗人海上就是这样一枚珍贝。
第一部分
海上，一个被当代诗歌所忽略的名字，一个足以写进中国诗歌史的诗人。
作为80年代诗歌运动的先驱之一。多年来，因他固守自己自由的精神导向以及特立独行而又主动疏离的生活姿态，游走于体制的目光之外，潜行在底层生活空间。在一片喧嚣与浑浊交汇的海面，海上逆流而上，就像他的名字，以一个决裂的姿态，践行着做一个正派的诗人，一个真实的人的存世立言的标准语尺度。他近乎执拗的执著犹如堂吉诃德，举着长矛，在人心的荒原上探索，似乎没有目标，因为目标太多，似乎没有方向，因为四面八方。可能是刺向多个方向，也可能是刺向自己。
虽然多年来，海上和海上的写作一直处于半遮蔽的状态，只是在部分诗人作家和少数艺术界朋友那里被关注，但他严肃的具有独立与自由思想的写作对当代诗歌具有引导与深刻的启迪意义。而他潜行的身影如同一面旗帜，一直在无声的召唤——挺住意味一切。
如果把海上的隐忍与处世立学作为浮华现世中的一种特例，我们称之“海上现象”或“海上精神”来考量，大致可以归纳出三方面的内容。
一、苦难的生活历程铸就的孤傲而踽行的人生态度
80年代，风起云涌的中国新思潮运动，塑造了一批卓越的名字，由于那个时期虽然独权意志开始解封，但意识形态的单向执拗与高压依然存在。这些名字或多或少都经历了精神与写作的个人与社会的多重磨难，而今，他们年事已高，或因环境的相对松弛与宽适而渐渐平静下来，或因固守艺术原则与早期的信仰仍颠沛流离。前者如：芒克、食指等，后者如北岛、黄翔、海上等。
海上，原名林清阳，祖籍宁波，五十年代出生于上海，青年时代即历经坎坷，1969年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在湖南的茶陵县插队，后招工至湘潭市锰矿厂工作，24岁时从60多米的高处跌落，大难不死。后来海上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而且我从六十多米高空摔下来，重伤在床，但脑子不仅没摔坏，反而摔开了窍（《独立》16卷）”。1980年调至长沙自来水厂工作，因组建《九星》诗社，开始遭监控，此后社会际遇频遭磨难，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2000年左右漂泊到珠三角，打工、写作，与外界少于联系，了无踪迹。2004年在北京通州宋庄画家村，参与组建研究中国传统画艺的“水墨同盟”，面对唾手可得的卖文售画之利，而坚持艺术，不为。海上自称：“消隐在苍茫人海中的自由诗写者”，几十年来，他始终隐伏于底层，感受着一个平民的快乐与苦痛，淡然面对名利，追寻自由、独立的人生情操与朴素、虔诚的宗教般的人文情怀。坚持写作不辍，坚持真实与锐利的批判立场，即使身处最艰难的生活环境之时，仍然泰然处之。在谈到自己的这种生存状态时，海上说道：“诗写者必须在孤独中活着，必须在无名肿筑起宇宙观以及所有小于它的各类概观。在根本没有先觉把握的，甚至是无望的生存状态中获得生命活力（海上《谈论基本个性》）”
画家徐悲鸿有一句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有傲骨”，可谓至理。苦难的生活历程铸就了海上孤寂、幽静的性情与独立、自由的人生态度。在生与死的两端独自承担者作为一个人的苦难与作为一个诗人的尊严。但海上的为人并不是高傲到不能相处，不能亲近，相反，海上待人却极为随和与真诚，与他相识的许多朋友无不为他渊博的学识与厚朴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诗人安石榴写道：“海上是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只是他已将苦难转化为一种形式，在写作中消除于无形”。女诗人高立宪所记录的一个经历，渗透出海上作为一个良知的人与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大爱情怀，她记道：“有一次，海上在饭店用餐，来了一个女孩，要买二两饭。她没钱买菜，卖饭不卖菜没钱赚，老板便赶她出去。海上看见了，招呼老板过来，多点了一碟菜，悄声说把饭卖给女孩。小女孩得到饭，众目睽睽之下，从包袱里掏出几根咸菜，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海上再也吃不下去了，他离开时，小女孩向他道谢，他抚摸着小女孩的头说：你不用谢我，我应该谢你，你是我的老师。他的话令她莫名其妙，更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的眼里含着泪花”。
二、在洞察存在于清醒判断之上建筑的独立而自由的写作准则
当我们说文如其人，事实上我们是在说这个人的写作态度与准则。而提出所谓写作准则又会自然联想到意识形态问题，这是我们传统语境布下的惯性心理阴影。写作不可避免的要求与时代、社会、公共生活发生联系。反应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与存在的真意是每个作家诗人无可厚非的份内之事，但我们在多大的真实程度上回应了这一主题？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应的时代社会生活是否就是这个时代社会的真实生活？写作从来就是个人的事，它不应指涉政治与意识形态。写作的技术具有很多的先天的秘传性质，它与传统文化、学源师承一脉相应，但写作的准则则是后天修为，它更与一个作家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的整体语境相连通。因此，写作的准则事实上锻造的是心灵与灵魂的厚度。
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可是在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中竟然得不到彰显，被隐匿或者被遗忘与被隐瞒之后成为一种新的“传统”。成为人们日常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价值判断。
海上的写作不乏“崇高”，但他的崇高没有距离，是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出现的“崇高”。因而海上的写作中出现的“崇高”是真实的崇高；他的诗歌也不乏日常的真实与纯粹，而又有别于当下依靠暴露私生活与流于模拟日常表象的真实与纯粹，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把日常的疼痛与生存真相还原给生活与浑浑噩噩的被遮蔽的人群。
评论家毛少莹在评论海上时写道：“海上能够借助整体人类文明的高度，建立自己的宇宙观、世界观和知识论，对总体进行把握与解释，并形成了他心怀敬畏、乐天安命的宗教感，以出世态度做入世事情的基本人生态度和尊重万物的‘元道德’”。而海上说：“中国人走向心灵自由的路是很漫长的，我们这一代只能被‘牺牲’，作为‘祭祀’奉献于磨难之中”而这种甘愿把自己作为一种牺牲付与创造自由之路之上的精神，也构成了他独立、不依附、不献媚的写作准则。
三、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经验交汇的土壤上生长的自成一体的卓越文本。
在多年的漂泊生涯中，海上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我很奇怪一个忙于生存出没底层空间的人竟能如此多产，不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海上的漂泊不是漂泊本身，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和感知自然与生命的真实状态，或者说漂泊是为了成就写作。
庄子在《知北游》中言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而海上的生存与写作方法可能就是这种“大美”、“”明法、“成理”的践行者与证明人。事实上，他在用这种方式无意的漂泊生活与文本相互转换的潜流中。
读海上久了，你会恍然大悟，你会突然间发现你生活在虚幻与不真实的笼罩之下，这一点，从他的杂文集《影子奔向四面八方》中很明显的体现了出来，他把那种对人世与生存的细节的真实与真相的意义体察的细微如织，入木三分。他借助他独到的思考与独立的思想挖出了事物的真相与生活的真理。让你惊讶的发现：原来事实是这样的啊，原来我们的周遭有那么多貌似崇高的、虚假的、纸老虎似的人。在当今文学界，有许多文学的既得利益者，不是他们的写作有多好，而是他们更快更直捷的依附在权力与权威的泥淖中。而海上用他的文本做出反击，如马雅可夫斯基所言：“给大众审美趣味的一记耳光”。
具体到文本，海上所建构的文本建立在他的博学的基础上，这博学还体现在他的思考于顿悟。一本《封神榜》也能被他发现出“思想启蒙”：“姜子牙居然站立在天地之间对各种功勉授命和封号。有权对别人‘封神’的人自己却不是神，但他又让‘神祗’信服……他代表了人类的秩序先驱，根本上是以德承道的典范”。
海上认为：“要有独立意志的根基，这根基就是自身民族文脉的根，没根基的所谓浮层意识是抵不住形形色色的诱惑的。”
海上作品视域开阔，空间浩大，上下纵横，跨越八方，涉及生物学、历史学、思想与哲学史，广博的知识资源没有影响到他思想的系统性，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显示了海上不凡的气度、眼光与卓越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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