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正日益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80后”的城市书写，与中国的现代城市进程互为一体…… “80后写作”构成了一种 “日记式”的文学，显得贫乏而孱弱，将数代人的重变成了一代人的轻
“80后写作”是一个矛盾体，正如“80后”是充满矛盾心理的一代。一方面，一部分“80后”从自己同代人的文字中找到了宣泄和抒发的出口，因此视其为群体的代言；但另一方面，又有一部分“80后”非常之不认同 “80后写作”的内容与精神。 “80后写作”究竟是不是在写“80后”，是不是写出了“80后”？这的确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身为“80后”，杨庆祥在文章《80后，怎么办？ 》中写道：
“我在安徽图书城买到了 《小时代1.0》，我的预设是，我肯定看不下去这本书，因为它浅薄、庸俗和无知。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以极快的速度把这本书读完了。而与此同时阅读的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却被我一再搁置，最后不了了之。真实的阅读体验颠覆了预设的文学认知。我突然意识到，在我身处的时代，阅读和思考分离了。阅读仅仅在一个表面的层次上才有效，而思考可能与此相关，也可能与此毫无关联。 ”
“最早知道‘韩寒’这个名字大概是在2002年，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的旧书处理摊点翻书，一个朋友指着《三重门》对我说：这就是那个几门成绩挂红灯的高中生写的小说。我拿起来翻看了几页就放下了，几乎没有任何印象。……不管如何，‘韩寒’正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无法选择的事实。……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我被‘韩寒’了。 ”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杨庆祥很清醒地意识到“80后写作”和“80后”写作者们所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他又对这样一种现状感到不解和无力。
在杨庆祥看来，不管是狭义的“80后写作”还是广义的“80后写作”，都呈现出一些相似的美学症候。
首先是城市题材的书写。众所周知，“50后”、“60后”作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乡村，但“80后”作家则更热衷于书写城市生活。杨庆祥分析说，中国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大概始于上世纪90年代，正好是“80后”一代人的青春成长期。因此，无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农村的“80后”，都直接感受到了这一进程所带来的刺激和挑战。虽然在“80后”的写作中也有一些以农村为主要书写背景的作品，但这一背景往往被置于城市这一巨大的镜像观照中，城市内化为一道风景，所有的写作几乎都必须与城市发生或多或少的关系。 “这种城市书写，与中国的现代城市进程互为一体，在他们的写作中，城市以日常而非奇观、以生活流而非意识流的形态存在。也许，在他们未来的写作中，会出现真正有价值的城市写作。 ”
其次，是自我经验的陈述。杨庆祥说，“80后写作”常用第一人称叙述，这是“80后”以“自我经验”为写作资源的最直接表现。但是，这种写作形式往往拘囿于个人情感的宣泄，而缺乏明晰的理智予以升华，“因此在这些作品中更多的是情感的纠葛往复，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刻意，而少哲学精神层面的飞跃。这种自我经验的陈述，构成了一种我称之为‘日记式’的文学，显得贫乏而孱弱。 ”杨庆祥认为，“80后写作”所书写的“成长”其实是一种“伪成长”，在一些作品中，甚至出现了一种“拒绝成长”的倾向。 “我发现，很多作品里的人物往往没有‘历史’，他们在某个瞬间出现，又在某个瞬间消失，过去与未来都被挤压在当下，而当下又不过是一片混沌的物质世界。 ‘80后’由此轻而易举地从历史中逃逸了出来，将数代人的重变成了一代人的轻。 ”
只有裹挟了丰富历史信息的写作，才有可能成为传世的经典…… “80后”已经三十有余了……“80后写作”还会有变化和进步吗……一些人的作品中变化确实在发生
张悦然是“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韩寒或郭敬明不同，她似乎距离文学的传统更近一些。她在文章《我们能够带着理想走多远》中感叹，10年来，“80后写作”只有潮而没有思。她知道，文学发展到“80后”这一代，其实是在经历一个转变，但是，“80后”却似乎并未做好承担这一转变的准备。
“80后写作”兴起之初，是带着青春的冲动和懵懂起步的。如果说青春必定伴随着挫败和苦涩，那么“80后写作”的成长之路，也难免要经历蜕变之痛。
正如杨庆祥所说，“80后写作”从一开始就指向一种等价的市场交换，它将“青春”资本化，将“想象力”利润化。今天，当郭敬明的《小时代3》正在跃跃欲试地向更巨大的票房数字冲击时，人们有理由相信，“80后写作”的商业狂欢还将持续下去。
与商业平台上的热烈追逐构成鲜明对比的是，“80后写作”对于文学性追求的乏力。杨庆祥坦言，他并不想批评“80后写作”。他想说的是，任何一种式样的文学写作，都裹挟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只有裹挟了丰富历史信息的写作，才有可能成为传世的经典。
“80后写作”有可以传世的经典吗？杨庆祥认为，目前还没有出现。 “可是‘80后’已经三十有余了！如果还继续停留在原有的轨迹上运行，将自我经验和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自动意识不加思辨地接受下来，‘80后写作’还会有变化和进步吗？我觉得那是很困难的。好在历史总是不停地裂变，并在这些裂变中冲击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和精神，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史与世界史几乎同时在进行着某种裂变和逆转。我的那些同时代的甚至是同年龄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他们一些人的作品中，一些变化确实在发生。 ”
杨庆祥所珍视的变化是：“从自我的经验中解放出来，勇于面对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不仅仅自恋于一己的情绪，而是通过社会互动的方式，将文学的经验拓展和扩大，最终以求得新的美学原则和新的历史的可能性。 ”这是他作为一个“80后”，同时也是一位文学研究者所乐意看到的方向。
□本报记者/王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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