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徐萧
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
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
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淖高一些，
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
这是著名诗人、批评家陈超的诗歌《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开篇的几行诗句，写于1990年9月。24年后的10月30日凌晨，56岁的陈超选择从16楼跳下，似乎以身回应着“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陈超的离去，他离去的方式，让他亲友们悲恸、错愕，继而震动了整个诗坛、批评界，甚至文学场。
陈超拥有众多身份，他既是“少数几个能直接影响诗人的批评家之一”(第六届话语文学传媒大奖评论家奖授奖辞)，是诗人西川希望“偷走”诗句的诗人，也是深受学生爱戴的精神导师。“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吊唁陈超时说。
《红楼梦》和《柳叶刀集》
1958年，“大跃进”正式在全国展开，文学自然也要“跃进”。3月8日，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报道。
这一年的10月，陈超出生在山西太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王朔在稍早的一两个月前也出生了，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则在同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政治原因没有领奖。政治，在1958年的中国是主导命题，甚至在之后的二十几年持续而深刻地笼罩着每一个中国知识人。文学只能在其巨大的暗影里喘息、匍匐，但也在缓慢生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巨大进展的主要来源就是那批匍匐的50后、60后：王小波、顾城、莫言、海子、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苏童、西川、欧阳江河……还有陈超。
家庭和个人性情使然，陈超从小就爱读书。冬日的太原，常常能目击到一个小小的身影，独自一人穿过幽暗窄仄的胡同，到一个小书铺去租一本两分钱的小人书。陈超还拥有一笔隐秘的愉悦：父母在“破四旧”时偷偷藏下来的十几本书。其中的《红楼梦》，尤其是里面的诗词开启了他的文学世界，模仿着写的旧诗成为了最初的“创作经验”。后来，他把《红楼梦》带到了下放的知青农场，读了数遍。
1974年的春天，陈超16岁，来到了河北省获鹿县李村，做了两年的知青。在农场，他读到了《巴金文集》、《人民文学》，也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作品，包括穆旦翻译的普希金、钱春绮译的海涅、戴望舒译的洛尔迦，也包括契诃夫、《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基本上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过来的浪漫主义诗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等。书不多，就反复读，然后写笔记。这些厚厚的笔记现在已经发黄，但还在，静静地封存着一个人也是一代人的精神断面。
这些阅读资源和陈超后来的写作发生了联系，其中普希金的诗对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普希金从来不把感情分为应该表现的和不应该表现的，对自己的绝对忠实让年轻的陈超感到震撼。比如“一切是幻影、虚妄／一切是污秽和垃圾／只有酒杯和美色——／这才是生活的乐趣”，这句诗不仅在当时，其实就现在来说，都被认为是带有某种享乐主义、颓废的东西，“但是普希金就直接把它说出来了”。后来他写的《秋日郊外散步》等带押韵的新格律诗，和普希金关系很大。
两年后，陈超进入石家庄拖拉机厂，这次是作为一名学徒车工，开始进行自觉的诗歌写作，并且自制了诗集《柳叶刀集》，里面既有绝句、律诗、词等旧体诗歌，也有普希金、海涅式的浪漫主义新诗。这一时期的写作，基本是模仿，陈超觉得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当时的诗里一句“清晨一只军舰鸟飞到了我的窗前”，但实际上华北没有军舰鸟，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军舰鸟。“可是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就用了，都是从看的那些浪漫主义诗歌里边来的。”尽管我们无法判断，那些拖着沉重肉身进行的阅读和写作，在塑造一个新生代诗人过程中的重要程度，但毫无疑问，它们慰藉了一个文学青年孤独的青春，用批评家霍俊明的话，“是诗歌使得陈超当年的这样一个年轻人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
成为思考者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陈超考入了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的四年，陈超在河北师大图书馆里完成了接受的转向，知识系谱的调整。除了聂鲁达、波德莱尔、马雅可夫斯基，陈超开始接触到艾吕雅、阿拉贡、沃兹涅辛斯基等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也在《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刊物上读到了瓦雷里、艾略特、马拉美。当时的陈超和同辈文人一样，对新思想、新知识有一种饥饿感，大家急切地探寻着自我和时代的褶皱。
很快，中国文学在翻译狂潮中迎来自己的闪耀时代。整个1980年代，对于在各自领域做出成绩的人，无论是诗人、诗歌评论家还是小说评论家，有两套译著是绕不过去的。一是三联出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里面有尼采、胡塞尔，也有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尔，直到德里达。这套书陈超基本全部买了，而且通读了，半懂不懂地。还有一套是上海译文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大部分陈超也读了，还是半懂不懂。陈超熟悉的诗评界中，唐晓渡、程光炜、耿占春、陈仲义等都不同程度的受惠于这些书。在陈超看来，这使得这一代人的知识系谱往好了说是比较有活力，说难听一点就是精神资源紊乱，也让他们多少都有点想当思考者，或者说有思想家的气质。
两套书中有很多属于文艺学，包括诗学，如雅各布逊的《语言学与诗学》、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以及什克洛夫斯基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等。但对陈超影响最大的还是属于现代人本哲学的作品，比如海德格尔、尼采、萨特、本雅明、胡塞尔、伽达默尔，和“西马”诸人。此外，科学哲学里的波普尔则对陈超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作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整个改变了我的世界”。
陈超相信，他们这一代人虽然各自的道路不一样，但都和这些东西有关。和耿占春一开始就接受主要来自卡西尔的神话诗学、文化诗学影响不同，陈超觉得从语言的产生开始谈人，人是符号的动物，再到艺术和诗歌，这对他来说太遥远，“我要解决最迫切的东西，想谈中国的先锋诗是怎么回事。”
毕业之后，陈超留在了河北师大，教当代文学。因为自己古文论方面比较薄弱，他争取到一个名额前往山东大学进修。很多人认为陈超是完全西式的，但只要细读一下他1989年出版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以下简称《探索诗》)，就会知道其实他在里面运用了很多古典的批评资源。
在山大的一个意外之喜是接触到了陆凡，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的前卫老太太。陆凡告诉他欧美正规大学的文学教学就是细读，是一种必要的训练。当时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和他编的《新批评文集》已经出版，对陈超影响挺大。觉得中国缺乏“新批评”和文本细读，也作为一种训练，1985年起，陈超从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开始，选了129位诗人的403篇作品，一首一首解读，就成了影响巨大的《探索诗》。
此后，《生命诗学论稿》(1994)、《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2002)、《打开诗的漂流瓶》(2003)、《最新先锋诗论选》(2003)、《中国先锋诗歌论》(2007)、《游荡者说——论诗与思》(2007)相继出版，“这些编选、鉴赏，不是浮在表面的，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臧棣与早报记者谈及陈超对当代诗歌的诸多贡献时这样评价。
今天市面上各种“诗歌选”琳琅满目，但很大一部分“诗人选”。诗歌选基于文本的价值，是从批评的角度出发。诗人选则不是，更看中流派、名头，甚至是“江湖”关系。基于流派、名头的诗歌选对加深诗歌理解、推动诗歌进程是无效的，而基于关系的则只是为了抢占山头、占据话语。臧棣说陈超的编选、鉴赏不是浮在表面的，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因为陈超在这些工作时，一直坚持的是文本细读，这让他的选择是带有批评性眼光的。并且，不像新批评对于历史意识的排斥，陈超的文本细读，不满足于文本本身，同时他还关注文本与社会历史、个人历史的勾连，这又使他的批评性带有开放和欢迎的态度。
更为关键的是，陈超的批评是指向未来的，这一点很多诗人、诗评人都讨论过，比如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大解曾评论道，“他的关注点始终定位在前沿探索者，并对这些不断更替和前行的个体或诗群进行持久的跟踪，从他所开列的名单中基本可以看出中国诗歌近30年的大致走向。”臧棣也说，陈超特别注意诗歌整体的动向，不仅呈现好的，也揭示不好的苗头。不仅如此，他也以此要求自己的学生，“老师常说，你们搞文艺理论，要看到未来5到10年的趋势。”陈超的学生马庆云告诉早报记者。
但是，作为“排在最靠前的几个合格批评家之一”(敬文东语)的陈超，其作为诗人的一面却被长期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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