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家新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

　　辨认的诗学
　　——读王家新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

　　唐不遇

　　在《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集》中，王家新用译笔描绘了一幅敏感、敏锐的诗人群像，依次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沃尔科特、扎加耶夫斯基、叶芝、奥登、阿米亥、威廉斯、斯特兰德、默温、维斯托尼提斯、夏尔、洛尔迦和策兰，共十六位诗人，而其中最突出的形象是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扎加耶夫斯基、夏尔和策兰，他们占据了这幅群像中的绝大部分位置，透射出更为强烈的目光。这些目光紧紧交缠着，却又能够辨认出是谁的目光。

　　我说到“辨认”，或许是因为王家新经常提到这个词。在这本书的腰封上，就印着他的这样一段话：“我的翻译首先出自爱，出自一种生命的辨认。我的翻译观的前提仍是‘忠实’。我最看重的技艺仍是‘精确’——尤其是那种高难度的、大师般的精确。纵然如此，翻译仍需要勇气，需要某种不同寻常的创造力，需要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在密切注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中‘承受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

　　无论写作还是翻译，的确存在一种“辨认的诗学”。写作是对事物和记忆的辨认，对词语和经验的辨认，最终构成对形象和声音的辨认。优秀的写作和翻译都是对另一个杰出心灵的辨认，这种辨认带来的是最深的快感。正如曼德尔施塔姆在《哀歌》一诗中写道：“辨认的一刻才带来强烈甜蜜。”王家新对这句诗的注释是：“诗人在《词与文化》中谈到了‘一种深深的认出的欢乐’，在‘朝向最高虚构’的笔记中也曾宣称写作是一种‘辨认’。”王家新的注释也堪称一种“辨认”，书中大量的注释和译者附记都非常精彩。

　　正因为“一种生命的辨认”，才有了王家新所看重的“忠实”和“精确”。而“忠实”和“精确”则反过来强化了这种“辨认”。

　　不得不说，王家新的“辨认”是卓有成效的。我第一次读到他精彩的译作，是在他编选的《子夜的哀歌》中——那首茨维塔耶娃的《约会》。随后，我又在他编选的《叶芝文集》中读到了他翻译的一些叶芝的诗，同样精彩。再后来，我才读到他翻译的策兰。在中国，策兰几乎贴上了王家新的“标签”，他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成果，就是让策兰和米沃什、卡瓦菲斯、阿米亥一起，成为了新世纪汉语诗坛所膜拜的四大恒星。

　　在《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中，王家新涉猎了更多的西方诗人，并成为这些诗人在汉语中忠实而独特的发声器官。在这个器官上有一种微妙的装置，能够准确辨认并导出不同性别、不同风格的声音。虽然这些诗人大多不是英语诗人，译者也大多通过英文转译，就像在汉语的听筒里，隔着一根英语的电话线，但仍然足以使我确信：这就是诗人的声音。

　　王家新首先是一位有担当的诗人，然后才是一位创造性的译者，他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实验，更是和他形成心灵共振的精神探索。他们大多是一些孤独、痛苦甚至绝望的心灵，是最敏感、最真实、最深刻的语言的化身。对这些心灵的“辨认”，就构成了他的巨大的心灵拼贴画，其中有许多细节的闪光，让人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精神世界的整体存在。

　　诗人译诗的长处在于：用诗的经验去“辨认”翻译。翻译不应该只是一种语言的回响，而应该从一个词、一个细节、一种气息的把握中，辨认出一种形式：自我降生的形式；辨认出一种记忆：诗人创作时的记忆。这本书中有许多杰出的诗篇，就证明了阿赫玛托娃对“诗歌”的精彩定义：“也许诗歌就是对它自身——/一种光彩夺目的引用”；也证明了茨维塔耶娃对“翻译”的精彩表述：“去翻译不仅仅是译入，也是渡过……手拉手——渡过河流。”

　　因此，这是一本有幸建立在一位诗人非凡感受力基础上的书。从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和语言的处理，到对这些诗人和诗篇的选择与安排，都是巧妙的“辨认”。比如，把茨维塔耶娃与策兰分别作为这本书的开篇与压轴，就是一种精心安排。王家新还特意翻译了不少诗人们之间的献诗：茨维塔耶娃献给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里尔克；阿赫玛托娃献给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献给阿赫马托娃；沃尔科特献给帕斯捷尔纳克；扎加耶夫斯基献给米沃什；策兰献给茨维塔耶娃……这些大师之间的致敬，仿佛一种环环相扣的高贵的游戏，每一环都是命运的相互揭示和心灵的交互闪光。

　　策兰献给茨维塔耶娃的诗，就是被作为书名的《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塔露萨是茨维塔耶娃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来自塔露萨的书”指的就是茨维塔耶娃的诗。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既从中辨认出了策兰和茨维塔耶娃的命运，又让自身的翻译充当了他们再次相互辨认的媒介，朝相反的方向对两个伟大灵魂同时鞠了一躬。

　　2014年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