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颗璀璨的巨星在西方诗坛冉冉升起。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一个中国人以数年之功翻译了一本书，犹如引来巨星的一束光芒，让中国读者为之眩晕。这颗巨星就是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这位中国人则是翻译家黄灿然，他译介了布罗茨基的散文集《小于一》。这本书自上市以来几乎横扫国内所有年度好书榜单，在短短的两个月内重印五次，让人真正见识到“小众图书”的“大众潜力”。正如光芒太强反而让人无法直视，需要借助一片滤镜去做观察。在这个意义上，黄灿然也许正是我们凝视布罗茨基所需要的“滤镜”。
晶报记者魏鼎
一枚令桑塔格大为震惊的“导弹”
晶报：《小于一》在上市两个月内重印了五次，如今销量已经超过五万册，几乎横扫去年国内的年度好书榜单，更入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您如何看待这个“小众书大热卖”的现象？
黄灿然：其实，布罗茨基在诗歌圈子里早已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问题是大家读得都比较少。这本书涉及作者对前苏联政治体制的批评以及作者本人遭受政治迫害的经历，很多读者想看看这样聪明的一个人是如何应对严峻的政治环境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另外，布罗茨基在这本书的每一篇散文中都有精彩的“演出”，不同的读者尽可以各取所需。比如一个异见分子，可能为《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论独裁》里的犀利洞见而击节赞叹，一个诗歌爱好者，也许在读过《一首诗的脚注》、《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之后而心生服膺之情。
晶报：纳博科夫也是俄裔美籍作家，可他毕竟出身于贵族家庭，在孩提时代便能讲三种语言，日后他用英语写出优秀的作品似乎不足为奇。相形之下，布罗茨基在移居美国之前，一直在用俄语写诗，在短短的十年之间，却能用英语写出《小于一》这样的作品。布罗茨基为什么能如此成功地运用一种母语以外的语言呢？
黄灿然：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是大多数英语作家都无法达到的高度。我觉得，人真是有“天分”这一说的，就看你如何开发这种力量。并不是说，成天浸淫在英语语境里的作家就能写出布罗茨基这样的文章（《小于一》里的文章），人生历练以及超凡的悟性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布罗茨基的语言天分是很高的，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英语诗歌。在出国以前，他完全依靠自学，英语水平肯定不高。我知道布罗茨基因为喜欢读诗、写诗，才去学习英文。不过他学习英语主要是用于阅读，无法进行流畅无碍的口头交流，正如他自己所说，当他离开俄罗斯之后在奥地利初见奥登时，自知唯一不会出错的英语句子是：“奥登先生，你觉得……”接着是某个诗人的名字而已。即使布罗茨基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任驻校诗人的时候，他的英语口语水平也是有限的。可以说，诗歌是布罗茨基学习英语的动力，也可能是他理解英语的钥匙。
晶报：1987年，47岁的布罗茨基获得诺奖，是诺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诗人。显然，瑞典学院看重的是他在诗歌创作与文学评论上所取得的成就，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他的某一部作品。布罗茨基的作品直到近些年才被华语世界的读者关注，除了这本《小于一》，布罗茨基还有哪些作品同样值得关注？
黄灿然：除了《小于一》，布罗茨基的诗集《致乌拉尼亚》、《驻足荒漠》、《罗马哀歌》、《言辞片断》以及散文集《论悲伤与理智》都是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之作。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布罗茨基已经闻名于西方文坛了，大诗人奥登曾为他的诗集作序。当布罗茨基的散文见诸《纽约书评》，其影响力更是如日中天。
据爱尔兰诗人希尼回忆，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收获了人们记忆中持续时间最久的掌声，可谓众望所归。与人交往时，布罗茨基很少谈到自己，只是谈诗歌、谈艺术，他对诗学的深刻洞见以及对历史文化的透彻悟解力，令当代最顶尖的诗人和作家大为震惊，如希尼、沃尔科特、桑塔格等人。桑塔格回忆布罗茨基的横空出世，“犹如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
晶报：您曾经在您的微信公号“黄灿然小站”上贴过一张布罗茨基的书单，那已经是“简省版”了，却也包罗了哲学、自然科学、古典文学等众多门类的书籍——布罗茨基的精神世界是如何打造而成的，我们从中得以窥见一斑。布罗茨基是以自学成就自己的吗？
黄灿然：作为俄裔作家，布罗茨基首先掌握了俄罗斯文学的脉络并从中汲取了自己所需要的养料。而后，布罗茨基又阅读了大量的英文诗，学习波兰文。与此同时，他也通过涉猎翻译类作品了解外面的世界。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是一个被现代主义笼罩的世纪，而布罗茨基所推崇的诗人奥登、米沃什以及卡瓦菲斯等，无不与现代主义分道扬镳。在这些二十世纪的重要诗人看来，现代主义是不足为训的，他们纷纷乞援于古典主义。我们回顾一下那些最有成就的现代诗人，也会发现他们无不是从古典主义中走出来的。
谈到布罗茨基对非文学领域的广泛涉猎，我想这也并不奇怪。一个伟大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作家，首先在于他读的书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够把人生经验、阅读经验、写作经验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不断互动的良性循环。以唐代的杜甫为例，他就是一个“于书无所不窥”、“于儒、释、道无所不通”的诗人。一个伟大的作家或诗人，必要穷尽他那个时代所有的知识菁华，继而回头发掘古代的知识宝藏。
布罗茨基以“航天器的加速度”写作
晶报：布罗茨基在《论独裁》一文中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对独裁政治既是嘲讽亦是解构。不知道您有没有一种感觉：布罗茨基用散文道出了奥威尔曾经在《1984》中表达的意思？
黄灿然：（笑）很有可能，因为布罗茨基非常推崇奥威尔，他喜欢奥威尔的散文。要知道，布罗茨基从一个独裁制度中逃出来，不论是他对独裁政治的具体体验还是抽象认识，都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
晶报：布罗茨基认为，文化是“精英”的，在知识领域奉行民主原则只会引向把智慧等同于白痴。在这里，布罗茨基是在反对政治对文化的庸俗理解，还是在反抗政治对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
黄灿然：我想这两者兼而有之。我们知道，在布罗茨基看来，诗歌领域遵循严格的等级制，不论一个人有着何等显赫的地位与何等惊人的财富，只要诗写得不好，在这个领域都是没有话语权的。但同时诗歌领域又是最民主的，无论你是流浪汉、守门人，还是记者、官员，只要诗写得好，便是受人尊敬的。所以，诗歌创作既是民主的又是遵循等级制的。
晶报：《小于一》收录了布罗茨基评论诗歌与诗学的散文作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布罗茨基擅于凭借诗人的思维（或说隐喻能力）越过繁琐的论述，直达事物的本质。正因为如此，我们似乎不能把布罗茨基和库切那样的“杰出评论家”等量齐观，因为这两类评论家太像是两个不同“物种”了。
黄灿然：我总觉得，库切和布罗茨基不在同一个层次之上，前者远远逊于后者。库切能够写出精彩的文学评论文章，但是库切的论述主要是围绕作家的传记资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在综述别人的研究成果；与之大相径庭的是，布罗茨基总能超越现有的传记资料以及研究成果，甚至连引用别人的一句话都嫌麻烦。布罗茨基的阅读起点无疑是高的，他已经省略掉构成文本解读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在布罗茨基的文学评论文章中，很少见到纯粹的传记资料，即便有所提及，也是寥寥几笔，到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倏然间，已经升到令人眩晕的高度。在每一篇散文中，布罗茨基都能避免陈词滥调，如果说一般的文学评论家是以地面交通工具的速度写作，布罗茨基则是以航天器的加速度写作，他试图摆脱的是地球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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