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语言的享乐
轩辕轼轲诗确实有一种“语言的欢乐”，在很多情况下，他为语言的欢乐而写作，他的灵感来自某些词句的撞击，一个个语言片段及其随机带来的场景、情态、意味着实不断地替补着随语言前行时的欣快感。完全可以说这是一切诗人对诗欲罢不能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李白在他最杰出的古风中的那种奔流到海的激情、杜甫在他老去渐欲声律细的期期艾艾中，无疑都是因为体会到类似于罗兰·巴特所描述的“语言的享乐”。对语言的爱，近乎身体式地爱（源自肉身）使其如此，日夜沉迷，潜意识中一刻不停地遣词造句，终于超越了表情达意的惯常需要，上升到对语言本身的爱，在语词的一个个拐点和枝节处用力，徘徊，推敲。为此，不仅在当代汉语的世界里生出一种语言的本体意识，而且自我发明出一套秘密的工艺，为语言工作。轩辕确实像他少年时迷恋的连环画中的孙悟空一样，用诗歌在汉语的世界里大闹天宫，像他迷恋的梁山好汉风风火火，在古今一体、中西杂陈的符号体系里风云际会，它意在提供一种触电或者性高潮一样的语言快感，与一切语言符号都短兵相接、贴身暧昧一番，他的确接近了卡尔维诺所期许的那种“轻逸”的美学体验，但是一个问题立耸立在了我们的面前：到此为止吗，轩辕轼轲诗的全部任务在于追逐“语言的欢乐”吗，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吗？
我们很快就想到了韩东在第三代兴起时的热潮里提出的那个近乎成谶的口号：“诗到语言为止”，云集在这一口号下的语言观念在当代诗歌领域里强行结束了之前时代共名之下的工具语言观，提醒诗人们语言的重要，号召诗人们借助个在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实践当时尚显朦胧的本体论语言观。如今看来，韩东及其诗的族裔们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轩辕轼轲及其同仁从一开始就分享了他的父辈诗人们的成果，变了花样地承续了本体论的语言观。说第三代以后的正在行进中的各种诗歌圈子流派均不同程度地延续了第三代开创的本体论的语言观，应该不是无稽之谈。放宽视野来看，轩辕轼轲们以自己的方式迎接了从欧美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和“语言学转向”之后的语言观，中国的诗人们分头并进地努力使中国当代诗歌沐浴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广泛氛围中，于坚、伊沙、沈浩波等人均在一些场合谈及自己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某些关联。可以肯定地说，轩辕轼轲们的写作不是“诗到语言为止”，而是“诗到语言为始”，第三代诗人如韩东近来明确修正自己三十年前的看法，轩辕轼轲立足于本体论语言观这个基础上，要做更多的事，即语言只是一种开始。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历史一样遭遇着跨越式发展带来的多重问题的交叠和错位，那么上面提到的问题就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看，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一书中反思，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也即以一套共时性的语言结构为思维模式将历史文化全部解释一遍之后，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进入了这只无边的“语言的牢笼”出不来了呢，完全听命于语言的宰制而无出路呢？
这是本体论语言观大行其道后遗留的一个严重问题。那么再来回视轩辕轼轲的诗，像轩辕轼轲这样，为语言的快感所驱使，潜意识为语言势能所支配，日夜不停鬼使神差地在汉语中撒泼斗狠，他是不是和他的同行者们一道，陷入“语言的牢笼”难以自拔呢？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对他提出中肯的建议——克服能指的自动滑动，避免语词的空转[7]。这种建议的实质隐含了这样的焦虑：一种完全关乎个人快感的诗歌写作，以及一个完全封闭于语言体系内部的写作，形如空中楼阁，既轻飘飘又难以持久，诗歌最终离不开与历史、现实等这些并非完全被语言所同化的东西发生关系。本体论的语言观以稳定的语言思维模式重构世界的图像，现在我们在更新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意识到，这种笼罩不能是无边的，一切都应该有个界限。这一问题极难回答，文学、诗学、哲学对它的解答目前仍在实践中，例如巴赫金、福柯以来的很多人，例如“话语”就是其中一个较令人信服的途径，巴赫金认为必须将对僵硬的语言结构的关注转移到对在历史实践中生成的话语的关注，索绪尔的弟子本维尼斯特认为不能再无视语言符号能指、所指之外的指称这一本性，詹姆逊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本身之外本有一种最基本的存在，这种存在不管它是否被认识，起着符号系统最后参照物的作用”[8]，词与物的联结体不应继续被切断，不应只死死盯住“词”而放弃“物”，“物”的世界依旧在那里而且保持着和语言的摩擦关系。在诗言诗，我们依然试图在从诗歌范畴里做一些臆测式的解答。
四、重新思考诗
就像本文的开篇所感叹的，“王纲解纽”时代一切都陷入了不确定，我们正处在“失去象征的世界”（耿占春语），我们对诗歌的认识首当其冲，然而祸福相依，这也注定了新诗势必向未来的时空展开的宿命，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真正关心新诗命运的人必须将新诗当成未完成之物在未来一段文化实践中去塑造，本着“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为此我们先不给当代汉语新诗下一个定义，而是从功能的角度来重新设想它。我以为在这个思考层面上，我们仍然有和轩辕轼轲诗歌对话的余地。
首先，“语言的狂欢”意味着对既定秩序的想象性颠覆。语言系统对存在物具有分类、排列，构成一个庞大的等级秩序的功用，这是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一个语言哲学的成果。数不清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具有等级优劣的符号分支千丝万缕地交错成语言的宏大体系，其中隐含了一个时代的价值判断，背后还融合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价值残余，例如“阳”高于“阴”，“男”优于“女”，“官方”比“山寨”更可靠等等，这些偏性的对立判断构成语言的森然体系。现在轩辕轼轲不顾这一切，甚至是有意冒犯常识和权威，像一把锋利的剃刀滑行在语言的各个层面，畅行无阻地混搭着一切语言片段，现代的接通古代，低俗的降格经典的，欣悦地瓦解悲情的。《广陵散》（节选）：
“我登基的时候 你正在讨饭
我在金銮殿尿湿了裤子 从龙床
一个趔趄坐在地上 你却走进城门
把断镜从怀里掏出来算了一卦
我彷徨的时候 你正在呐喊
我把自己关在小阁楼里 两耳不再
倾听窗外之事 你却坐在太阳底下绝食”
变换人称、设想情境，这样的超时空混搭轻易地颠覆了人们借助语言符号实现的等级制度，金銮殿的威严生活与街头的波西米亚风融为一体，魏晋时代的孤愤与鲁迅的彷徨相互映照。巴赫金说拉伯雷的《巨人传》充满了民间狂欢节的气氛，人们在暂时的狂欢中实现了酒神精神的解放，自由自在地消解着平日里敬而远之的权威，一切无差别，一切都轰然消散在泥尘中，轩辕轼轲带来的正是这样的效果，他的扩大语言接触面、语调调配和在语言内部施法的手艺，带来的正是一种中国式的狂欢，水泊梁山式的语词起义行为。当然按照严苛的现实理性衡量，这一欢乐的达成与象征主义一样归根结底是一种“想象性的自我满足”，狂欢之后人们还得回到冰冷的现实之中，然而纵使是“想象性的颠覆”[9]，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解放作用，既然在一定条件内个人不可克服现实的僵硬，最起码可以在个人精神层面实现一种超越性的解放，这是文学、诗的功能之一。
其次，诗歌在轩辕轼轲这里没有放弃对现实处境的认知功能。到了当代，诗歌基本上不再承担知识的任务，像孔子说的“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像但丁那样帮助人们建设一个关于天国的严密秩序，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认知功能，即使诗歌进入了完全的艺术的领域，但是还没有彻底褪去“知识”的遗留色彩。当代诗歌与科学、哲学不同，然而它汲取它们的某些长处，像艾略特所说的那样，生成一种具有智性因素的感性来投入世界，用一种变化了的情感来把握现实。轩辕轼轲也是这样，从“词-物”联结系统中延伸出来的无边的物的一维——现实世界在他的诗中依然有着忠实的表现，有时是用细节直呈其事，有时是光影的多角折射，“我坐在地球这个冷板凳上/看这场超宽银幕的世界”（《太精彩了》）就代表了一种热中有冷的认知态度。“我是从土星开始起飞的/我只能从土星上起飞虽然它有点土/但我是在这里无师自通/我一直想落户火星/可路途迢迢地让我绝望/我试了几次还是跳上了地球”（《服务区》）这类狂放的想象代表了对外层世界的认知。《收藏家》：
我干的最得意的
一件事是
藏起了一个大海
直到海洋局的人
门外疯狂地敲门
我还吹着口哨
吹着海风
在壁橱旁
用剪刀剪掉
多余的浪花
这首精绝的小诗刻画了一个负隅抵抗现实不公的“饥饿艺术家”，他提醒人们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值得去守护，它对照出现实世界的恶。《小丑贾三》则是当代底层人物的“滑稽列传”，贾三其人先在剧团当小丑，后来蹬三轮谋生，“他的心肠更软，肝却越来越硬”，最后戏友送他进了天堂。揭示出在当今媒体叙述中看不到的现实的另一面，对世界“荒诞”的认知凸显了出来，“我喜欢读……卡夫卡、贝克特、普拉斯、米沃什等，他们的作品是人类在想象力的天空建立的一个空间站，在不同的侧面我感受过那种洞开的光芒”[10]，这种对“荒诞”的深刻洞察是一致的，“荒诞”是对世界本相的一种诗性体认。
最后，轩辕轼轲这类诗具有伦理的操守。完全可以说，狂欢更多的是因为“义愤”，“愤怒出诗人”，一种对几乎植入人性内部且普遍流行的恶的刻骨的恨，这种情感中包含了哀伤和无奈。这解释了为什么轩辕轼轲对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对魏晋风度的天然地亲和力，比如他的《广陵散》、《夜半忽起》、《晨起忽忆邰筐》，仅从语调上看就近似于《世说新语》，正如鲁迅所洞见的，嵇康等人“吃药饮酒学驴叫”的放诞行为背后乃是对伦理公义的执着，是因为物极必反，也是因为不愿同流合污。口语诗的集大成者伊沙于人们常见的痞子、小市民身份之外，隐藏着一重知识分子身份，近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所称道的在自己专业之上的对于人类道德和命运的凝视和坚守，上溯来看，北岛如此，严力如此，沈浩波、轩辕轼轲也如此，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他们无愧于历史和时代，这一点必须指出以正视听。不过他们不得不隐藏起来，而现在人们习惯于太多地放大他们放诞与不入流，无视他们灵魂的哀伤。《春节怀大舅》（节选）：
大舅，你走了两年后
我又开始写作了，为你穿透地面的目光
为他们奉送给我的屈辱
为自己不屈的心，我要写
我要把右手率先写成白骨握住你的骨头
请给我力量，我还有左手
还有舌头，喉管，即使割掉了这些
我还能在大地上写红字的头
此诗前面几节以典型的反讽笔调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历史年代自己和大舅一路走过的历程，怀念已经死去的大舅，后面来了这么几行，几乎是个人写作的宣言，令人震撼，一种曼德尔施塔姆般的伦理的激情透过语言弥散开来，“我要写”，即使手成白骨，即使像烈士那样被取消舌头和喉管。这是一首渐为人提及的作品，类似之作在他的诗集中还有很多。轩辕轼轲们在历史中的穿越带有深刻的透视精神，对现实的关照带有严苛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他不单是嘻嘻哈哈。
尊重词与物的致密联结，重新意识到秩序、认知和伦理本身是物的延伸，也是语言的构成部分，如果认同“语言是存在的家”，词与物浑融一体存在于人的世界里，那么就应当认可以上功能。如果我们对轩辕轼轲及其同仁的写作仍有不满，那么不应该是指责他们离常识太远、放纵语言空转，而是嫌他们在语言上走得还不够远，要远到为当代汉语重绘一条地平线，立足于本体论的语言观，同时继续撒泼使坏，向下挖掘，重新更有力地关联起一个世界：由物构成的现实。这个“物的现实”与语言体用不二又可感可触，为诗的体验、诗的认知、诗的伦理提供着动力和契机。这样，新诗在向语言继续进军的同时也艰难地重塑着它自己。
注 释：
[1]沈浩波：《小鬼说岁月啊沧桑》，微信公众号“诗歌是一束光”，2015年6月15日。
[2]轩辕轼轲：《在汉字的千军万马中》，《新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
[3]轩辕轼轲、姚霏：《踢爆诗歌桎梏的临门一脚》，《春城晚报》，2012年11月4日。
[4][德]海德格尔：《诗歌中的语言：对特拉克尔诗歌的一个探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5]张闳：《误解的病毒与讽喻的诗》，网易读书频道，2012年7月3日，http://book.163.com/12/0703/16/85GL2T0O00924JQP.html。
[6]王士强：《语言的绵延、狂欢与反抗——论轩辕轼轲的诗》，诗生活网站“诗观点文库”，http://www.poemlife.com/libshow-2690.htm。
[7]同上。
[8][美]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9][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10]轩辕轼轲：《写作本身就是一场想象力搬家的游戏》，《南方日报》，2012年7月1日。
作者简介：程继龙，陕西陇县人，生于1984年3月。文学博士，现供职于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南方诗歌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诗歌评论。在《外国文学研究》、《艺术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扬子江诗刊》、《星星诗歌理论版》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也写诗、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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