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夏天的江南之行很可能对赵野有一些“神秘的影响”。2008年，赵野对此有过坦诚地申说：“在无锡太湖边，在苏州园林，在杭州西湖，我都能感到一种古意。单‘江南’这个词就能给我一种幻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美和柔情。’”18但仅有“前朝”、“古代”、“前世”、“皇帝”或“恰似一轮明月照东风”（赵野《时间·1990》）一类充满古趣的语词或诗句，还不足以构成诗歌的古典性的来历，因为古典性“必须是个人内在延续着的、体验着的、永无结束的神秘经验……它和历史事件一样，在日历时间上是不可重复的，但在内在结构上，它却可以重复，具有原型的意味，既生疏又必需”19。多亏了赵野拥有的和讴歌着的时间形式，让他从一开始就不曾以“仿古崇高”为工具，去锻造他的诗歌的古典性，也不曾像海峡对岸杰出的诗歌爱好者余光中那样，照猫画虎地在诗中公开叫卖古典意境。
数学的参天大树长成后，少数敏感的数学家才意识到，这棵大树的根基可能是有问题的——那么多的假说和祈求支撑着越长越高的树木，它会不会因为假设的弱不经风、祈求的渴望性质轰然倒下呢20？尽管踏上回归种子、寻找消逝之物的路途是在响应诗歌的本意，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赵野依然面临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通过怎样的渠道回返？仅仅避免仿古崇高就足够了么？回归是不是一种虚构或想象？写作者唯一的现实就是纸和笔，在写作者和他的现实之间，唯一可以通约的只有语言和文字。赵野敏锐地将解决问题的方案聚焦于文字和语言显然是正确的，因为在古老的汉语和古老的汉字的内部，为后人奇迹般地保存了奇特的时间形式、素朴的生活氛围：
在这些矜持而没有重量的符号里
我发现了自己的来历
在这些秩序而威严的方块中
我看到了汉族的命运
……
每个词都被锤炼千年，犹如
每片树叶每天改变质地
它们在笔下，在火焰和纸上
仿佛刀锋在孩子的手中……
（赵野《汉语》）
但奇特的时间形式、素朴的生活氛围早已被死死冻结，尽管它们仍在替祖先向后人发出吁请，替渴望生育的泥土向诗歌发出吁请，但那是凝固了的嘴唇和传递到半路上就已经结冰的声音；经过现代性时间形式的高度挤压，它们都收缩着身子，泥土的生育能力被迫降到了最低点，它自我污染的特性倒是越来越明显。这样的态势让一个回返者倍感痛心。激活被冻结的时间形式和素朴的生活氛围，是回返之人必须要做的工作，哪怕这是异常艰难的工作——事实上，在这条路途上倒下的又何止业余诗人余光中；在迈上回返之途不多时，赵野就明白激活的极端重要性。但古老的汉字要求作为一种特殊动作的激活拥有正确的姿势：饿虎扑食会吓坏汉字，腼腆胆小地抚摸又激不起汉字的冲动。和许多有同样欲求的人大不一样，赵野凭借天赋和直觉，采用了居中的姿势即默想：“整整一个冬季，我研读了这些文字 / 默想他们的构成和愿望。”（赵野《字的研究》）关键是古老的汉字的“构成”，关键是古老的汉字的“愿望”，更关键的是汉字的构成和愿望在按怎样的偏旁部首相互搭配，部首、偏旁和构成、愿望在按怎样的比例相互融合。这是默想必须直接面对的任务。作为一种和古老的汉字配合默契的动作与姿势，默想是完成激活的必经之路，正如“研磨是一种机械手段，我们立刻就能理解它的性质”21。用“整整一个冬季”完成了这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后，汉字的闸门被成功地打开了，被凝固的记忆涌动着，美好之物扑面而来。赵野惊讶地发现，古老的汉字在他面前焕发出了奇异的容光：“它们放出了一道道光华，我的眼前 / 升起长剑、水波和摇曳的梅花 / 蓝色的血管，纤美的脉络 / 每一次暗示都指向真实。”（同上）默想带来了匪夷所思的结果，但又是最正确的结果。这些令人“炫目的字”、异常“生动的字”、“准确的字”、“规范的字”、“沉着的字”，“哦，这些花萼，这些云岫”（同上），它们根本不是字而是古老的生活氛围，不是语言的记号而是古老的时间形式，是消逝之物的聚集地，是时间在变幻魔术时扣留在过去时段中的事物的精华。默想是激活的前奏，但被激活了的凝固之物、冻结之物，从此对遵从诗歌本意的人具有致命性的影响：
我自问，一个古老的字
历尽劫难，怎样坚持理想
现在它质朴、优雅、气息如兰
决定了我的复活与死亡
（赵野《字的研究》）
字的光华完全值得信赖，因为它“历尽劫难”却仍然“质朴、优雅、气息如兰”，即使在被凝固、被冻结时也“坚持理想”，它因此有能力决定回返者的“复活与死亡”；作为一个以禀赋和才情成功解开了汉字之外衣的回返者，赵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裸身的汉字，托付给汉字开辟出来的回返之途：道路承载着意欲回家的人从容地走回过去，浓郁的氛围出现了，古典性因汉字的闸门被打开，水到渠成地来到了纸张之上，成为快乐或平静的诗行。很显然，《字的研究》展示了回返者在激活汉字的过程中，同古老的汉字（它是汉语的记号）展开的无声搏斗——“我的白昼的敌人，黑夜的密友 / 整整一个冬季，我们钟爱又猜忌 / 我们衣袖或心灵的纯洁。”（同上）而当回返者终于胜利，或者说，当汉语和汉字中包纳的时间形式、素朴的生活氛围终于认可了回返者的诚意，那些“被锤炼千年”的字词接纳了向祖先致敬的回归之人，愿意决定他的复活与死亡。这是汉语和汉字对回返者的仁慈，带有泥土的体温和泥土因生育而来的胎液，在那里，“每根小草都不断生长，幸福异常！”22
通过《字的研究》和《汉语》，赵野为自己踏上回归之路、采摘美好的事物找到了坚实的根基，他二十多年漫长的诗歌写作中呈现出的古典性才有了基础，他遵从诗歌的本意，奋力展现时间主题才有了出发点，虽然这一切都发生在他同祖先接头之后的若干年里——就像数学长成参天大树，人们才想到去查看它的根基一样。一边是来自远古发出的吁请，一边是遵照诗歌的本意试图回返的人，两者之间的联系源自于汉语和汉字的宽宏大量、深仁厚爱，被消逝之物重新接纳的人是幸运的，被遗忘了的时间形式再度认领的人是有福之人，能和祖先打成一片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作为一个小小的例证，赵野的写作为诗歌的本意给出了看似腼腆实则勇敢的说明，这是他的幸运，他因此比许多所谓的第三代诗人更有资格成为诗歌的说明书。
三
就像现代性时间形式强调的那样，时光确实在加速流逝，而且永不回头，这是现实生活中无法更改的事实，具有浓厚的强迫性质。“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以加速度变化着，我们所有的经验和价值观都缘于我们农业时代的趣味和标准，这眼花缭乱的一切，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好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童年时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轻时纯粹的友谊和情怀，也包括那些优雅理想和伟大志向……”23仅仅记录时光加速流逝这个事实的不是诗歌，承受这个事实的也不是诗歌，让时光减缓速度最多只是诗歌的一半，逆着时光回返才有可能是诗歌的整体：诗歌就是对时间的反抗，就像“诸神被发明出来为的就是惩治秘密的罪行”24。自作为诗歌运动的“第三代诗人”烟消云散以来，更多的汉语诗歌在记录时光的加速流逝（比如“便条集”诗人）、在书写自己对时光加速流逝的隐忍承受（比如拉罐诗人和卫生巾诗人），还有少部分人在拼命拽着时光的尾巴，细细咀嚼时光的瞬间涵义。这是诗歌被现代性时间形式绑架之后生产出的必然后果。在这种形式的时间面前，汉语诗歌溃不成军，尽管诗歌江湖上仍然在不断冒出大佬、舵手和帮主，关于他们制造出伟大诗篇的消息不断敲击着我们早已结痂的耳膜。
“如此间接的原动力、如此模糊的回忆和如此众多的中继站，会让人迷失在一个由错综复杂的规定和关系构成的网中。”25事实上，最近十余年来的汉语诗歌对消逝之物普遍采取了漠视的态度，主动呼应被遗忘的时间形式的诗人不多，自觉接受这种时间形式的统领的诗人少之又少，现实生活的巨大引力吸引了诗歌的眼球，迷乱了诗人的心智。人们仅仅是在抱怨新诗没有自己的传统，接不上古典的源头26，却违背诗歌的本意胡乱把脉，乱开药方。这样的局面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诗歌医生到处都是，因为发生癌变的诗歌确实大规模地存在着；诗歌道德家如同“环滁皆山也”一样到处都是，因为穿开裆裤露出下体的诗歌确实在四处横行，但汉语诗歌并没有因为医生和道德家的存在有所好转。
不过，这样的局面不值得悲观，因为令人欣喜的诗人依然存在，主动向被遗忘的时间形式靠拢的诗人并没有消逝殆尽。不需要号召，不需要打招呼，更年轻的一批诗人（比如臧棣、西渡、桑克、朱朱、清平、蒋浩、森子、姜涛、林木等）已经悄悄叩响了古典的门扉，怀着惊讶的目光打量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他们同多年前的赵野一样，需要新的默想、新的激活，需要新的语言、新的氛围。古典性并不是余光中理解的那样，只是肤浅地使用现代汉语卖弄古物和古趣，因为它关注的目光依然是当下和当下的生存。但当下的生存需要祖先和泥土的护佑。尽管更年轻一辈的诗人是当今汉语诗人中的少数，但他们是汉语诗歌真正的希望——相对于诗歌的本意，只有少数人的存在才是它的希望之所在；剩下的人只需要“群众”一词就可以将之彻底打发。和第三代诗人中的少数人（比如张枣、柏桦、宋炜等）一道，他们是诗歌的地下工作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靠暗语联络，共同相信还有一种被遗忘的时间形式仍然在召唤他们；他们因此有希望把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多年前的预言化为现实：“所有人类是同一个诗人。”27当他们作为回返者重访故地，会发现一切消逝了的事物都重新包围了他们，他们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前世和来生，而泥土将会在他们的欣喜中辛勤地生育：
看，我们的泥土是怀孕了！
（杜谷《泥土的梦》）
2008年9月1—3日，北京魏公村。
① 对这个问题李零有十分精辟的分析，参阅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5-8页。
② 韩少功《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
③ 爱新觉罗·福临《赞僧诗》。
④ 敬文东《一切消逝的东西都不会重来吗？》，《新诗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期，第38页。
⑤ Kenneth Rexroth ,Collected Shorter Poem ,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7,p154.
⑥ 奥古斯丁（Augustine）《忏悔录》卷一。
⑦ 本文不涉及对进步、发展观念的评判，拉瑞·劳丹（Larry Laudan）早就对这些问题展开过别具特色的批判（参阅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
⑧ 当然，在这方面最恶劣的事情发上在1949—1976年之间的汉语诗歌写作当中，但此处不准备对此有所议论。
⑨ 勒米埃尔（Lemierre）语，转引自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驳圣伯夫》，王道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
⑩ 参阅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第67-84页。
11 本文中所有引述赵野的诗句都出自赵野的诗集《逝者如斯》（作家出版社，2003年）。
12 《赵野自述》（2008年），未刊稿。
13 1986年的地下诗歌大展算是第三代诗人的一次集体公开亮相，在展出中，出现了上百个所谓的流派，诗歌观念无奇不有，表明一致性从一开始就是缺席之物（参阅徐敬亚、孟浪主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
14 韩少功《山南水北》，前揭，第311页。
15 《博尔赫斯文集·诗歌随笔集》，陈东飈等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57页。
16 第三代诗人在嚎叫和大嗓门方面最典型要数所谓的莽汉主义（参阅敬文东《回忆八十年代或光头与青春》，《莽原》，2001年第6期）。
17 颜红《白雪掩埋的火焰——论赵野的古典抒情》，《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18 《赵野自述》（2008年），未刊稿。
19 钟鸣《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50—51页。
20 关于这个有趣的问题，请参阅王浩在《哥德尔》（康宏逵译，上海译文出版设，2002年）一书中的论述。
21 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科学精神的形成》，钱培鑫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
22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524页。
23 《赵野自述》（2008年），未刊稿。
24 瓦莱里（Paul Valéry）《文艺杂谈》，段映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25 瓦莱里《文艺杂谈》，前揭，第63页。
26 参阅郑敏《关于诗歌传统》，《文艺争鸣》，2004年3期。
27 斯蒂文斯《词语造成的人》，孟猛译，《外国现代诗选》，油印本，1983年，成都。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