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环境下，香港文化有着浓厚的商业色彩。人们无论在思想、语言文化、行为、道德和伦理的各个方面都融贯着较强烈的商业资本主义精神和准则。在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里，高楼大厦内部，活动着许多追求感官刺激和感性享乐的人们，同时这些人也有着冷酷的心和无情的脸。他们只认同“成者为王，败者寇”。他们很善于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伸展人的欲望，在法律的缝隙中上演一幕幕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人生活剧。人们可以凭籍的感情淡薄了，在激发个人欲望的香港，婚外恋、一夜情也很盛行。
由于港英政府并不积极支持文学事业，香港文学只能生长在民间这片土壤，接受商业化的操纵。香港有大量的报刊，每天都刊出为了促销而创作的流行文学。流行文学以取悦读者、迎合市民的猎奇心理为首要目的，不同于严肃文学对人性作深切挖掘和对社会作深刻批判。虽然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普罗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但也糅合了国民劣根性的许多糟粕。黑幕小说、鬼怪小说、黄色小说就是其典型代表。当然，由于优秀文化人的参与，香港流行文学也有它辉煌的一面，也诞生了一些内容健康，思想深邃的作品。
四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保护政策，以确保自己国家的民族传统和精神文明，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政府为了抗衡资本家操纵的金钱主宰的社会，也拨基金支持代表社会良心的文艺和教育。文艺制度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建立保障机制。由基金会提供基金，从事文化事业，在一定范围内，作家可以站在制度以外来批判这个制度，做一个“终身的文化抗衡者”。二是商品化。把文艺当作占领劳动者业余时间的精神消费品来生产[5]。“在我国，艺术体制是高等艺术、大众文化、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共同引用的表达方式，与我国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6]”。然而，香港不是一个国家。谈到香港的殖民主义文化，叶维廉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殖民地的教育，在本质上，无法推行启蒙精神，启蒙即是要通过教育使我们自觉到作为一个自然体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处的情境。这，殖民政府不能做，因为唤起被统治者的民族自觉，就等于让他们认知殖民政策控制、镇压、垄断的本质，自觉是引向反判与革命之路。[7]” 因此，香港的严肃文学有着民间的、自发的倾向，他们虽然时常以微薄的力量与商业化的庸俗倾向抗争，但占香港小说主导地位的依然是流行文学。什么是流行小说？流行小说是一种满足文化不高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公众的需要的小说或伪小说，它的消费者是些处于被动地位的，没有创作能力的公众，其生产者则是能满足变化着的公众需要的专业人员[8]。
在西方，文化阶级冲突比较明显，阿诺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学》中说：“为有意义地生存而斗争的艺术，严格而成熟的精英艺术是很难与民间艺术和通俗艺术归入同一个范畴。[9]”艺术的纯粹性被推到了巅峰。一般观念总是这样认为：我们从高雅艺术中获得的满足决不可说是纯粹的“愉悦”。对高雅艺术的充分理解是严峻的智力和道德考验，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折服，以最大的努力和最具牺牲的诚意领受生活的悲剧。这不仅是对作品的一次考试，也是对读者的一次考试，当我们准备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有了越来越多的负罪感和不满足感，我们就通过了考试，并开始“改造我们的生活”。假如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哪里分道扬镳的话，那么就在这里[10]。
然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越来越盛行的香港流行小说似乎打破了这一说法。这不仅仅是因为香港的文化阶级冲突不如欧美明显，没有真正的文化主导力量去鼓励人们读高雅的文学作品，更在于香港是个商业的都市，鼓励流行小说创作的地方。香港这种艺术生产和消费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着香港小说的走向。只有当公众对产品产生需要时，产品才会产生。消费产生了生产的动机。生产创造了生产者。艺术家创作的源泉是传播的需要。
五
减少意识形态的偏见，忠实于作家原来的思想写文学史，这是一种道德。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我们的是非判断才能准确。我们才能获得引起思想的意外收获。
然而，香港毕竟和我们是意识形态不同的两个地区，他们评判世事的标准和我们不同。了解他们，可以为我们看待世事树立一种参照，使我们不至于太隔膜，太脱节。同时，我们时常提醒读者，不能丢失自己的立场，我们相信人们与生俱来的教养，不至于使他们忘记国家赋予自己的责任。
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说，我们不能因一时的政治局限，将某些作品排斥在文学史之外，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尊重历史，也不符合文学的审美规律。谁都会对巴尔扎克描绘的人情世态赞叹不已，又有几个人会计较他的保皇党立场？我们的记忆载不下历史的沉重负荷。对于那些作为经典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读者不会去细细考证，作者的敌人是谁？朋友是谁？他们不会理会当年的是非纠缠。历史的背景，因时间的流逝，同普通读者有了距离。读者更关心的是这部作品是否好看，是否让他们热泪盈眶，怦然心跳。他们会为人物的命运赞叹悲哭，而不管这个人物属于什么党派，站在什么立场。我们已经无法追究发生在非洲部落某次战争的谁是谁非，然而，我们依然可以了解作品中那些已经抽象了的人们的思想、希望和意愿。因此，只要作品中所写的人性内容不灭，作品就可以超越时空地永存，不管它曾经属于哪一个党派，哪一个阶级。于是我们想到，除了和过去的史实紧密相连的历史批评，我们是否应该有一种超脱些的批评方法来指出：在历史中什么是真正有用的，什么是“美的”，从而更关心那些全人类的普遍经验。
从不同的时代，看同一本文学作品，犹如从不同角度，观赏同一幢房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会看重它的政治功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会在这些作品中读出它批判社会的合理成分。因为各个时期我们的政治需要不一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需要巩固政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需要实施改革。同时文学作品那丰富的原生态，也满足了我们这方面的要求。在巩固政权的时期，张爱玲、徐訏、杰克的小说被排斥在中国主流文化之外，当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之后，那些当时站在对立面提出批评的小说，就有了不同凡响的参照意义。
香港紧靠内地，与我们实行不同的制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很对立。在香港回归祖国的今天，我们在香港作家的笔下，似乎找回了中国都市寻常的文化传统。然而，我们还是要把我们最大的尊敬献给辛亥革命的先烈，以及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站在最艰苦前沿的人们，他们代表了中华文化更为优秀的传统，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经济领域我们都搞市场经济，有趋同的倾向，但在制度领域我们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政治上不能失掉原则和立场。过分的拿来主义，在香港文学夹带着他们的商业经验涌进中国内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历史和现状不能混为一谈，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现实的状况必须警惕。
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小说，我们不能盲目崇拜，不抵抗地跟从。须知上层建筑也会影响经济基础，当我们把文化当成一种产业时，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文化政策，文化态度。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香港都市化比我们早，文化产业出现也比我们早，他们积累了成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避免他们的错误。抵抗不是压制、批判，而是力求出比他们优秀的东西。毕竟是制度不同的两个地方，我们的态度不强硬，不明晰，就不能确保我们的优越性。
本书论述的是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小说，因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要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本来应该进行的文化批判，变成了文化描述。幸好，香港自然的文化市场，保持了自己互相批判的文化特点。然而，不管如何，我们依然坚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观点——“作为共性的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作为个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这个本质区别就在于自由联合劳动制度与雇佣劳动制度的区别，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度之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建立在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统一的自由联合劳动制度之上的。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个人财产权被资本家剥夺了，资本家凭借这种剥夺从而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正是从根本上消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关系，而使雇佣劳动转变为一种在社会化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联合劳动，包括资本的联合和劳动的联合。[11]” 写文学史掺杂了作者的阅读经验，是作者思想、道德、文化、领悟力等方面的展现。我们期待水平更高的对手。
注释：
[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2] 杨奇主编：《香港概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0页。
[3] 陆鸿基：《香港历史与香港文化》，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香港文化与社会研讨会》论文。
[4]同上
[5] 罗贵祥：《大众文化与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0年版。
[6] 何慧：《对文艺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7] 叶维廉：《自由之旅：由裸灵到死——初论昆南》，载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赏》。
[8] 罗贵祥：《大众文化与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0年版。
[9] [匈]阿诺德·豪译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10] 罗贵祥：《大众文化与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0年版。
[11] 王珏：《劳动者股份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战略思考》，载名誉主编 于光远 董辅礽 主编 何伟 方恭温 执行主编 向文华：《著名经济学家谈中国经济改革》，工商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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