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因为，诗在那里
——回答《南方都市报》记者提问
南：外界对你的认识多数是通过两个渠，一是诗歌创作，另一个就是白夜酒吧。当初怎么会有开酒吧的想法？
翟：当时我已经不想去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我想做一个事情，在经济和生活上有所保障。我曾经想过开一个书店，但曾经有一个朋友开书店，后来也没有开下去，当时就想把书店和酒吧合一块，在经济上可能会好一点，这样就开了一个白夜，大概也是成都最早的一个书吧。
南：除了经济因素，是否还有以文会友的考虑？
翟：当然会有。之所以选择酒吧，是因为我在国外看到一些酒吧，咖啡吧，其实也是沙龙，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那儿聚会。98年我开这家酒吧的时候成都还没有沙龙，当然现在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了。
南：现在白夜酒吧可能成了成都的文化地标了。
翟：是。但我也不太会经营，酒吧开了快十年了，我在经商方面也没有什么才能，做得不是太好。
南：当初怎么会给酒吧起这样的名字的？
翟：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了。我用了我比较喜欢的巴辛尼科夫的肖像做成店招，他演过一个电影就叫《白夜》。另外，它也是一个书吧，我希望它有点文学的味道，比较有文学性。而且，这个名字也与我的名字暗合。
南：你平时除了写诗和经营酒吧以外还涉及一些其他艺术领域，是否会融会一些诗意在其中？
翟：除了写诗和经营白夜之外，没有专门去做过别的。偶然做过一些艺术装置，策划过一些活动。曾经搞过一个“白夜影会”，所以做了一些DV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因为兴趣，除了写作之外，我对艺术比较感兴趣，摄影啊，绘画啊，DV啊之类。
南：这些艺术会不会反过来影响到你的诗歌创作？
翟：当然会给我的诗歌创作带来一些潜在的影响。比如说绘画，可能会给我带来一种视觉上的东西，在写诗时，我也会潜在地希望文字也有一种视觉感。比如说我喜欢建筑，比较爱看建筑师的作品。对他们作品的理解,也使得我在写作中注重空间意识和体积感。
南：你说过“诗一如既往的重要，否则人生就少了一个最大的乐趣”。怎么会从事诗歌的创作？
翟：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读诗，慢慢地自己也写一点诗。大学以来我也不太喜欢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也把时间更多地投入在写作上。这样慢慢地才开始创作，并不是说我从小就想做一个诗人。
南：你始终坚持“写诗还是要在纸上写，一定要跟纸发生关系”。
翟：我没有坚持，我只是说我没有使用电脑写诗的习惯。这就是个人的习惯而已，从开始写诗时，我就在纸上写作。再用电脑写作我觉得会妨碍我的思维。它不会对我的写作产生影响。但是我开始写散文时，也是我学电脑之时，所以，我的第一篇散文，就是在电脑上写出的第一篇作品。所以，我可以用电脑写文章，写诗，还是用笔。这就是一个习惯，有的人习惯在纸上写，有的人习惯在电脑上写，比如年轻人从小就习惯在电脑上写，他的思维方式和电脑思维方式是吻合的。
南：不久前，在青海湖诗歌节上提出“让诗歌在物质时代重返人类生活”，你怎么看这个提法？
翟：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口号，实际上不大可能作到。现在这个物质时代就是这样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让所有人都重返诗歌是不太可能的。诗歌最辉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这和时代有关。我本人比较悲观。我觉得最好的情况下，诗歌也是少部分人的选择。
南：八十年代诗歌还掀起了一股大热潮。
翟：八十年代当然是。那个时代的人也没有那么多物质选择，现在可供选择的太多了，每个人的兴趣，都能找到对应的东西。所以不可能把现在和八十年代相提并论。而且八十年代正好是文革之后，精神特别匮乏。许多人特别渴望精神充值，所以那个时候诗歌是非常受人欢迎的。现在是信息社会，各种各样的信息太多。我觉得一个人大脑的内存是有限的，如果资讯太多，也不可能再容纳别的东西。
南：现代人的选择更多了，但像荷尔德林说的诗意地栖居，选择诗歌也可能有诗意。
翟：这个我认同。就看对诗意怎么定义，每个人心中的诗意是不一样的。这也不完全是诗歌的影响，现在能给生活带来诗意的东西也挺多的，除了诗歌之外，还有音乐，艺术，诗歌的作用，只对喜欢它的人有效。
南：你提到“现在的写作，更多地是让我内心平静”，这很像博尔赫斯讲的“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达到这个状态的标志是什么？
翟：我希望达到这个状态，但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一直没有固定的单位，除了白夜之外，就是自由写作。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个过程，能让我的生活比较平静，不受外界干扰，这就是我希望的状态。
南：说到你的诗，像早期的《女人》组诗，《静安庄》这些诗好像总是很自然地与女性诗歌联系在一起。
翟：完整地来看我的作品，我的诗是从女性主义视点出发的。但并不是说，我所有的诗都是女性主义诗歌。
南：当时创作这些诗歌时外部的环境和自身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翟：写《女人》的时候，是在一个不太好的外部环境里面，《女人》和《静安庄》算是我对那一段时间生活和写作的清理吧。因为那时，是我最不快乐，最压抑的时期，我的写作也无法避开这些情绪。我们单位的工作性质和我的创作欲望有很大的冲突。我喜欢的东西和我必须面对的处境也有很大冲突，那个单位是一个比较严格的研究所，和我想要的自由的状态有冲突。单位的领导觉得我不务正业。此外，因为写作，与家庭也有些不快。这些冲突、压抑，在诗里有所反映。
南：你一开始也比较反感外界对你的女性写作者的身份界定。
翟：我认为外界只是概念化的将女性诗歌作为一个品种，纳入到形形色色的艺术流派之中。只是对女诗人的身份作一种界定，这样很难说清女性诗歌的问题的。要谈女性诗歌，也许需要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女性诗歌”的作品（首先认识到它的丰富性），和它发展的大概脉络。很多界定是比较模糊的，不确定的，有的时候是歧视性的。对女性诗歌的评论往往不是在诗歌的层面上，不是讨论诗的品质，而是只讨论性别问题。当然女性主义诗歌，肯定涉及性别问题，。但此外，还涉及诗歌的技术层面。另外，这种界定也不大从诗人的个体出发来讨论，而是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
南：后来你对这个身份界定并不是太在意了。
翟：对。我的整个过程是从不在意，到在意。又到不在意。有一段时间我会比较在意，比较反感，后来觉得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别人在我的诗歌上贴什么标签，我觉得和我的写作没有关系，也不会影响我的写作，所以贴什么标签，我也不在意了，重要的是我自已怎么写作。
南：刚开始怎么会从不在意到在意的。
翟：差不多写《女人》组诗的时候，最早出现女性主义诗歌概念，我觉得我的写作在那段时间里，确实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那时，对女性主义其实也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完全是潜意识里有女性主义的成分。别人对《女人》的评价，确实谈到了以前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不太在意。但后来我之所以在意，是因为对我诗歌的评论，已经脱离了诗歌层面，被贴上了性别的标签，然后，又把女诗人全都打包，捆绑销售。现在媒体又把“美女”这样的标签，贴到女诗人身上。这种情况已经超出诗歌批评的范畴了。和诗歌没有关系，所以现在就不太在意了。
南：你很强调感性的力量，女性对感性可能有更深的体会。平时写作时对感性是怎么把握的？
翟：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在写诗的时候不会想感性还是理性，女诗人更敏感，更细腻，写作是一个比较感性的出发点，但并不是说写作时，会先考虑感性还是理性。
南：性别意识对写作还是有潜在的影响，作为一个女性的写作者，应该去接受性别意识还是去抛开他？
翟：我觉得应该接受它，而不应该抛开它。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女性诗人，你的写作肯定不可能不带有女性写作的痕迹，一味的抛开它，抹杀她。就说明你对女性写作不自信，矫枉过正。应该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来表现女性诗歌独特的一面。
南：相对于非女性诗歌，女性诗歌的优势与劣势在哪里？
翟：从古代开始，整个诗歌好像都是男性主导，所以只有女性诗歌。没听说男性诗歌或什么非女性诗歌。我觉得这中间没有什么优劣，还是具体到每个诗人具体的风格和质量。
南：古典诗歌对你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翟：对，我最早接触的就是古典诗歌。现代诗歌是在上大学以后才接触的。古典诗歌对我是一个整体的影响，我的阅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我喜欢各种不同的写作风格。
南：你也认为古典诗歌要连接和传承，但古典诗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认为怎样传承，连接比较合适？
翟：昨晚我正好与一个文人有过一番针锋相对的对话。他说中国只有古诗，没有新诗、现代诗。我觉得要重去写古体诗已经不太可能了，时代都变了，汉语的语境都变了。我们要再去问月，咏月，已经不可能了。由于污染等影响，我们现在连月亮都看不见了，所以我觉得再写古体诗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一种矫情。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应该是非常伟大的，要传承下来。但这是非常难的问题。它不是外在的传承，应该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不是表面上用一些古代诗词里的语言之类。
南：古诗文不仅停留在纸质层面，有很多老先生都会“歌古调”，吟诵，但这些口耳相传的东西随着老先生的去世都快失传了。
翟：现代诗歌不可能像古代诗歌一样去吟诵。现代诗歌的朗诵也有一个传统，现在的许多诗歌节，其实也是要恢复这种传统。
南：在诗歌界内部对朗诵也是有争议的，像于坚说朗诵是诗歌的断头台。你怎么看朗诵对诗歌的影响？
翟：他说得比较极端。朗诵也分公开的，私下的，或者朋友之间的，于坚说的可能是公开的，面向大众的那种。我觉得朗诵的形式对诗歌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在朗诵的过程中，可以对诗歌的韵律和音乐性有所注重。如果没有朗诵，诗完全就变成视觉的东西，某些部分就会丧失。中国古典诗歌讲音，形，义，当代诗歌也是这样。
南：这次珠江国际诗歌节的主题是“重返经典”，你怎么看在这样的时刻提出的命题？其实这个提法本身好像就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我们现在已经远离了经典。
翟：它和青海湖诗歌节的主题有相似的意思。在任何一个时代，经典都是重要的，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重返经典。就是说：这个时代不但没有诗意，而且更没有经典的作品了。如果彻底没有理想主义的东西，生活就太虚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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