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时，我转学到成都红庙子街小学。
红庙子就是过去的准提庵，康熙年间建成的。大约因为庙的围墙是红色，所以，光绪年间，就以红庙子作为街名。
那时，并不会有人知道，红庙子将来会有一天，以股市之名闻名于世，参与到中国股市的浮沉之路中。三年级小学生的眼中，以那座破庙改建的校舍，神秘而破旧。红庙子是小庙，但地段颇好，当年想来也是香火鼎盛。如今，也能看出三进的格局。学校领导训示时，都站在庙堂正殿之上，背后则是神像高踞，虽简陋仍庄严。学生们站在正殿之下，本来就矮了一截，加上人小，就更矮了下去，衬托得校长也更显威仪。两廊的房间是老师办公室，侧院的一排厢房，才是学生教室。
转学到红庙子街，是当时教育局规定：就近入学。我们家搬到了鼓楼北三街，离红庙子仅一条街。红庙子左转，即为鼓楼北三街；右转为鼓楼北二街，直走梓潼街，街口就是西城区图书馆。我的命运与那座图书馆大有渊源。当时，我父母分别各有一张图书馆借书证，但他们无暇借书。两张借书证就被我接管了。记得第一次迈进图书馆大门，旋即被此别有洞天的清雅震住了：小小的四合院，红漆木柱，网格窗棂，印象最深的，就是正厅两边，各有两个桶形青瓷镂空方凳，好像在描述古代的连环画里才看到过。正厅门始终关着，侧门倒是大开，一个高高的条案，横在门侧，图书管理员高高坐在上头。两侧有一橱柜，有许多抽屉，里面都是卡片，分门别类地列着图书馆的所有书目。那时，我识字不多，以前都是热衷于看连环画，从西城区图书馆始，我开始看“字书”了。
西城区图书馆设有少儿阅读部。当然，我那时看的“字书”，也仅限于少儿：“童话”和“民间故事”。童话自不必说，以一天两本的速度，我很快就把“童话”书目里的书借完了，然后开始扫荡“民间故事”。除了大量汉族民间故事，原来中国56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各自的民间故事。关于混沌开天地的传说，每个民族都有；虽然大同小异，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和仪式，还有神通广大的祖先。
一天，我借了一本印度童话书，叫《一颗倒长的树》。还记得大意是讲一个孩子家里的牛，被财主骗了去，换回魔术种子，长成了树。在一次暴风雨的雷电劈打下，这颗树倒下去，往地心里生长，小主人公沿着这颗倒长的树，向地心走去，一路经历了无数的故事和地方。这是让我记忆最深的一本童话书。成年后，我曾多次对别人提起，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说也曾读过。以致于有几次，我开始恍惚这本书、这些细节，是否我自己做梦；或臆想出来的？
我念念不忘，是因为其中一个小故事，讲到了现代都市的恐怖故事。小男孩到了大都市，里面城市荒芜、机器运转，但是看不到人，全城只剩一个小女孩。其父是资本家，靠机器代替人工，导致工人失业，人口流失。最后，他疯狂地把小女孩8个手指剁掉，只剩两个大拇指，用来摁机器按钮。这个黑色惊悚故事，当时就把我吓得够呛，年龄越大，这一细节越发凸显。这本童话书，真像科幻小说一样，具有社会预见性；言简意赅、触及到现代性和商品社会的问题所在。我后来喜欢看科幻书，也写一些与未来有关的诗，也许最早的影响，就来自这本童话书。
小学三年级时，我个子已经很高，但仍需踮着脚尖才能够着条案。一天，我照例放学回家，还书借书。刚把书递给管理员，他就笑盈盈地说：“你每天只看书，不上学吗？考试会不会不及格呵？”我幼时特别木讷害羞口拙，顿时就窘跑了。我小时候看书很快，确有一目十行之风，但也落下读书不求甚解之病。
很快，文革来临了，学校停课了，借书证没用了，图书馆也关闭了，因为里面都是“大毒草”。老师们都成了惊弓之鸟，学生们则作鸟兽散。那时候很牛的，就是戴着红袖套的红卫兵、红小兵们，其中很多人，以前除了上课，从不读书。我看见他们，就赶紧把书藏起来，免得被收缴。
虽然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但是，院子里一群无事可干、无书可读的小娃儿却欢天喜地，对他们来说：“文化大革命”只是天一下、地一下，无逻辑可循的事情。私下里，我们也干了许多“反动”之事。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摸进西城区图书馆。图书馆已然废弃，青瓷石凳也不知所踪，一把长锁，两扇木门，锁住了当年的借阅室，从隐约的月光和城市光线中，往窗内看：书架依然排列，蛛网密布，灰尘浅浮。不知是谁，将两扇门一前一后掰开，门，现出了很大的一个缝隙，我们之中最瘦的一位，被大孩子胁迫着钻了进去。在外面的指令下，开始从屋里扔出一本一本的书，现在想来，最想得到这些书的，应该是我。但是最胆小的我，只是心慌意乱地从地上，拣起两本书来，便拔腿跑掉了。
我现在仍然记得，其中一本叫《人皮灯罩》，或诸如此类的名字，是根据二战时期，法西斯集中营的暴行而写就的小说。可能是我最早读到的惊悚小说吧，读完害得我好几天没睡着觉。另一本《女皇王冠上的钻石》，我已不记得内容了。
过了很多年，一位西城区图书馆的朋友谢寿刚，通过微信，与我联系上了。我才知道，当年正是他带领我们去偷书。据他说，有些书，看完之后，又还回去了，因为他是西城区图书馆的员工子弟。据他说：西城区图书馆共有上万册书，他基本都看完了。我们俩在微信上，追忆这段阅读时光，他说：我们都是在这个图书馆泡大的。它曾是我们这代人最好的角落，让我们免于到社会上去打闹，或干坏事的一个重要避风港。
停课约两年吧，我们又恢复上课了，现在学习的气氛完全改变，以自习为主。老师们都战战兢兢，不知教什么好。我在停课期间读了不少书，除了读书，没有任何学习兴趣。记得父母买来墨汁，让我练写毛笔字。我没有耐心，嫌麻烦，以致于到今天，都是一手烂字。平生最讨厌的，就是让我题字或签名。只有读书，能让我立即安静下来，与现实隔绝。我那时觉得除了读书的时间，其余的生命，都是浪费。最不耐烦的，就是被我妈逮住，做各种家长里短的事。每天放学上学，我都边走路、边看书，走到家门口，我却不愿进去，总是在院子门口，又看上一小会儿，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1966-1977年间，图书馆都已关闭，各种书籍都沦为“大毒草”，不能进入人们视野，我们读到的文字，除了“最高指示”之外，就是一些革命小报和各造反组织的大字报。那时，正值我刚刚掌握了文字工具之际，对文字求识如渴，一看见白纸黑字，就会扑上来，通读一遍。可这个时候，却无甚可读。连我妈的西医教材书《妇科大全》，我也偷出来，读了一遍，虽一窍不通，也不明觉厉！
那年头，物质匮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连黄豆芽，都要凭票证购买；而且，还需半夜鸡叫出门去排队，排好几个小时。一般家庭都把购买任务，交给孩子。我和院里的小伙伴们，常常半夜被拎起床，去排队买豆腐。我总是拿着一本书，挤在队伍中，就着昏暗的路灯，津津有味地读着某本借来的书，渐渐地，就忘了这苦差事，魂飞天外，进入书中的另一重空间。
1968还是1969？不管吧，反正是“复课闹革命”不久，我进入了初中——成都二十六中。二十六中在文武路上，对面是市公安局，坊中流传，因为挨着公安局，所以二十六中很乱，小流氓多。但是，政策是就近上学，没得选择。
让我高兴的是：与小学不一样，我中午可以不回家，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我从无睡午觉的习惯，所以，这真是阅读的大好时光呵。可是，书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图书馆都被关闭了，“封资修”书藉都被烧掉了。家户人家，都怕惹祸，既便有一两本书偷藏在家中，也都束之高阁，埋入尘埃。同学中，谁拥有一本“世界名著”，真叫奇货可居。许多人都眼巴巴地等候在后面，排队借阅呢。
初中时，有一位女生，父亲以收荒（收破烂）为生，俗称“收荒匠”。那时的收荒匠若有收藏意识（也大有风险）、有场地（几无可能），有仓库存放旧货，还得有远见：知道文革终有结束的一天，那日后必生大富贵。文革期间，一切旧世代的东西，均称为“四旧”。家有“四旧”，查获必究。所以，除了少数胆大或根正苗红不信邪之人，家家户户都将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清扫出门。收荒匠，就是人们最需要的人：好歹可以当破烂，卖上几文钱。收荒匠收到珍贵字画的事，自不必说了（那年头也不视其为珍贵）。旧版书、线装书、解放前印的书、都是祸根子；称斤卖，犹恐不及。就这样，该女生家里，拥有大量其父没来得及处理的“旧书”。很快，整个年级里喜欢读书的同学，都掌握了这一信息，互相传说她家有的那些“禁书”，口水滴答一地。终于，有人开口去借了，也借到手了，从此，该同学地位直线上升，大家都争先恐后，成为她的好朋友。以期“奇货”能到手“流转”一下。说流转，是因为那些书借出来后，基本回不去了，巴望传看的，大有人在。那时的光景是：喜欢读书的同学，互相都认识，且如《水浒传》中的好汉，要互相接纳一样；书迷们都要相互结交一下；谁知道某个人手上没有一两本“奇货”呢，相互交换传阅，就是结交的理由。与我一直来往至今的两位闺蜜，就是当年以“借书”的名义认识的。
一天，我正上课呢，某书友匆匆拿来一本书，从教室后面传给我，说：“快看，两小时后还我”，这是当时传看书的常态：某本正在流转的“名著”，被中途截留两小时，后面的人，正巴巴地等着呢。时不我待，赶紧埋头看起来。两小时很快，正读到关键处，远远看见书友过来，急得我拔腿便跑。一路跑出校门，在拐角处，蹲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看完，回去了。不用说，遭到书友一顿痛斥。那本书，就是传说中的《斯巴达克斯》。
在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更没有文学史。“文学”的另一个名称，就是“毒草”。所以，对一张白纸来说，“世界名著”的概念，是一个传说:来自大年纪的师兄师姐，或自己的哥哥姐姐们，口头上念叨过的。很多时候放学路上，或午休时，与几位志同道合的书友，在一起“谈文学”，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娱乐。没有文学史作参考，传说中的“名著”，就显得更名著了。此生若不能读到，必为一憾事。一位同学曾谈到人生两大愿望，一是去杭州旅游，二是读到《基督山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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