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那个作家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是待写，还有一个是待改，他也写完了，但是不想马上扔出去，还要再改改，你有待改的吗？我看你基本写了就很成熟。
严歌苓：也不是，所有出版社不给我待改的时间，我的责任编辑刘稚坐在下面，他们希望我最好每年出一本书。
张立宪：他们预定你的小说预定到哪年？
严歌苓：今年可以给他们，去年给电视剧创作了，写了70集电视剧，他们说我是劳动模范，我说我是驴（笑）。
张立宪：女兵，你至少写了好几部作品，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改？
严歌苓：一个小说家可以做这样一种尝试，我把同样的作品隔十年写一次，比如我现在写《芳华》是这样写，我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局限让我这样写，可能再过十年我更自由了，更不羞于提起当年很多的，可以更忏悔地来写，更诚实地来写，我现在已经感觉到写《芳华》是我很诚实，我的态度非常非常诚实，很多时候感觉把它写对就行了，曾经要亮丽，一开篇你的东西要很亮，《扶桑》出来就很惊人，这就是你当时的追求，现在写《芳华》可能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感觉了。一个故事隔十年写一次，你的成长的阅历和你世界观的成熟度可能不一样。
张立宪：你自己能对比一下《芳华》和《穗子物语》吗？
严歌苓：我可以对比我同样写的何小曼这个人物，我写了她三次，这次我才写透了，前几次我写的这个人不是太讨厌就是太可爱，都不对，没有把这个人物性格的光谱都写出来，我这次把何小曼这个人，她有可爱的地方，有可怜的地方，有可嫌的地方，很多东西我没有审查掉，这就是我现在比过去坦荡，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我们不应该歧视任何一种颜色。我不认为一个好的人物一定是好人，一定是现在说的高富帅、正能量，我觉得何小曼是我的文学人物长廊里不同的人物，把不同的人物放进来，这本书就有价值存在。
张立宪：你怎么拿她们跟更早一些的《雌性的草地》比较？
严歌苓：我仍旧认为《雌性的草地》是我写的非常好的一本书，我觉得那个时候正是我最最有激情、有才华有诗意的时候，不是每个时期都能写出那样的作品，我现在再来写，那一类作品我肯定写不出来。
张立宪：《雌性的草地》之后去美国接受专业的写作训练，这个写作训练让你发生什么改变，有什么提高？
严歌苓：最恶劣的改变是我再也写不出《雌性的草地》，那是一个无章程的，就是凭我的才华，有大量的画面、意象的东西在里面，留白也特别多。后来学习，一个作品怎么长出好看的肌肉和好看的皮肤，但不是皮肤和肌肉能够决定的气息、神韵，这是学校不能教的。学校教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它发声，我们的教师在课堂上催着你往上。我写到现在，为什么我的作品那么多，就是一直让它发声。
张立宪：这有点吃饱骂厨子的感觉，应该还是很有用的。
严歌苓：最有用的是解析，用艺术的方法解析，比如读马尔克斯，然后模仿。因为我们的教授认为画家都要临摹，按照《变形记》去写一部，像这样的东西，荒诞的，带一点微妙的幽默，但是非常可悲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临摹式的。比如你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哪一篇，你模仿写《白夜》这样的作品，一篇爱情故事。所以这些临摹对我来讲，至少全世界的小说形式我没有不认识的。最近我看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南非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库切，这个作家最近出来一部作品，叫《凶年纪事》，一个政治时事评论家，把他自己今天发生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写，这对我来说也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形式，所以新的形式还是在产生。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抗拍性的小说”
张立宪：我们在座的同学里应该看你的影视剧比读你小说的人多。
严歌苓：这很悲哀。
张立宪：严歌苓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写出很强抗拍性的小说，这个小说没法拍成影视剧，现在你觉得抗拍性最强？
严歌苓：我过去以为《陆犯焉识》有很强的抗拍性。
张立宪：你对《归来》满意吗？
严歌苓：拍的非常巧妙、非常好，因为他怎么能够，留出很多忘掉的东西，大家知道应该记住的东西，用忘掉来记住，这个非常非常巧妙。而且这样一个小的载体能够把这么多的东西放进去，也肯定不行，但是我认为他拍的还是很成功。
张立宪：《陆犯焉识》的抗拍性在哪？
严歌苓：首先体量极大，一个人的一生，还有它的正向非常敏感，但是我必须要写这本书，我不管有没有人出版或者在哪里出版，这本书我一定要写，这是一个作家一辈子需要完成的一件作品。
张立宪：一方面追求小说的抗拍性，另外一方面又写了很多剧本，是因为剧本的稿费更高吗？
严歌苓：我很难得去写，都是人家说你写吧，因为我好说话。我还有一个小说最具有抗拍性，叫做《人寰》，这是《扶桑》在台湾得奖以后的作品。《扶桑》这个小说，导演一看就可以拍，虽然我在里面的画面不是（有意）给电影提供的，但我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可视，应该有色彩，应该有温度，应该可触，应该可以闻到，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小说就像看到真的肉体一样，应该有这样的功能，它唤起人阅读时候全部感官的感受。我在《扶桑》里面用的所有画面，在写剧本的时候通通作废，那是一个小说家的视觉，不是给导演直接拍出来搬上荧幕的。所以在台湾95年《扶桑》得奖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很强的人，你说我是（作品“可拍性”强的）这样的作家，我不是，所以我马上写了《人寰》，作为一个反面去写的。《陆犯焉识》也是，你是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写女性的，但是我偏偏写一个男性看看，我写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陆犯焉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难道它不是写男性的？还把我往女性作家归类吗？有的时候是属于一种反击式的写。
张立宪：我们聊聊影视剧，我想可能在座的同学们关心。中文系的同学毕业后是不是很多人致力于当编剧写剧本？根据您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最不满意的是哪一部？
严歌苓：最不满意的是《少女小渔》，作为一个作品来讲它是成立的，因为我的小说里面有一个特别边缘的一帮人，无论是这个老头，少女小渔虽然也是非常边缘、非常底层的人，但是她善良，勤劳本分，她在老头身边生活，她有安贫乐道的那种充实，你可以是非常底层的，但是你不可以不高贵，比如老头接过她的房钱的时候还蛮矜持，等小渔一背身他就很急速数钱，老头是通过和小渔短暂的假婚姻，才认识到无论多穷，人都可以活的很有尊严。但是电影把他变成一个作家。作家不缺乏这样的自我意识，他不缺乏跟一个小姑娘一起生活，一段假婚姻使他从A变成B（这样的契机）。一个作品出发的时候是A，到了结束还是A，我觉得不成功，他一定要有所变化。他一出来就是诗意的作家，这个老头是诗意的作家，稿费挣不了多少，去领失业金，在这种情况下跟一个女孩假结婚，我觉得第一老作家可能也不会那么干，不像在街边拉小提琴的意大利后裔，有一个女朋友给人做饼干，这种特底层的人。不够底层，这个使我感觉不过瘾。
张立宪：对《一个女人的史诗》满意吗？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没有拍电影吧？
张立宪：电视剧？
严歌苓：我没看。我觉得看电视剧耗费时间，我花不起这个时间。
张立宪：你写很多电视剧，耗费别人的时间？
严歌苓：有很多人看了电视剧以后找小说看了。
张立宪：看了之后对电视剧失望吗？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很早年前的吧？
张立宪：五六年前吧。
严歌苓：应该十年前了。
张立宪：那部电视剧完全反严歌苓的。
严歌苓：我没看。
我曾度过一段结实的生活
张立宪：在座很多都是学生，他们以后面临着继续深造的压力，也面临着职业的压力，包括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等等，你对在座的同学们说点什么心灵鸡汤吧。
严歌苓：我是30岁才出国留学，从一个专业的作家，也是很优越的一个人，跑到美国开始当保姆、打工，你们现在大概家庭条件很优越，出国的话父母肯定给你们足够的生活费，不像我当年攒一点钱还要给我妈妈寄20块、10块美金，那时候很艰苦。但是由于我刚刚到美国的那段生活，我觉得那不是装，确实是在那结结实实生活，数小费很开心，照顾老人、做保姆照顾孩子，有这样一段结结实实的生活。我当兵的经历就是非常结实的一段经历，在美国初期留学经历也是非常结实的，在美国做一个移民的一段生活，你不是在体验生活，跟现在我去海南、去日本体验生活完全不一样，那就是我的生活，严歌苓就是一个餐馆的服务生，身份上知道自己就是那样的，台湾人说那个地不行踩上去很黏的，我说那怎么办？你要跪在地上擦。我就跪在地上擦，因为台湾人擦地板有点从日本人那学来的，很多时候说你擦的很黏。我说我是谁你知道吗？我在中国一年赚万元稿费，第一年一万，第二年两万，第三年三万，那时候是86年、87年、88年。
张立宪：那时候人民大学一个月生活费是30块钱。
严歌苓：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别跟自己说体验生活。不是的，你不知道将来还会不会回到作家的位置上，但是这时候是真真实实的佣人。
张立宪：女兵这个题材准备过十年再写一个吗？
严歌苓：我想不会了，我没有什么激动的。
张立宪：《芳华》这里画句号了？
严歌苓：对，可能会写脱了军装的女兵，他们给我讲过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写。
张立宪：还有什么题材是你准备隔若干年再写一遍的？
严歌苓：好像现在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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