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诗篇。在即将完成它的时日，诗人在病床上这样写信给他的朋友：“我悄声低语：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语言——是恢弘的音乐，感谢你使我成为艺术家，创作是你的学校，一生中你都在为我准备了这个夜晚的来临。我感到欢欣鼓舞，幸福使我泪流满面。”
什么时候我们满怀感激地这样说话，感到我们的一生活得值得，感到我们面对的语言不是僵死的文字，而是恢弘的音乐，并闪耀着音乐的光芒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诗人。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帕斯捷尔纳克，“活下去。活到底。活到最后”。这还使我想到诗人同时代或稍后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乐》，那里面有一种犹豫和推迟，总是不能推向结局。后来肖斯塔科维奇这样说了一句：“等待处决是我一生的主题。”而这是否正是音乐的谜底？以及诗歌和诗人命运的谜底？面对这样的诗人和艺术家，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90年代初，我就这样在一个“黑白照片的时代”和帕斯捷尔纳克守在一起。那时我家住在西单的一条胡同里，有一天大雪刚停，或还没有完全停，我乘坐——准确地说是“挤上”公共汽车到东边农展馆一带上班去，满载的公共汽车穿越长安街，一路轰鸣着向电报大楼驶去，于是我想起远方的远方，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想起我们共同的生活和命运，满载的公共汽车轰鸣着，一道雪泥溅起，一阵光芒闪耀，一种痛苦或者说幸福，几乎就要从我的内心里发出它的呼喊，于是我写下了这首诗《帕斯捷尔纳克》。
就是这样一首诗，“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需要以冰雪充满我的一生”。我说出了吗？似乎说出了一些。说出了一些，是因为诗中的内在强度，那种精神的迸发性和语言的明亮，一生中似乎只能闪耀一次。其中的一些诗句如“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也唤起了广泛的共鸣。这些都是我写这首诗时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但我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认同这首诗，因为它如梦初醒般地唤起了他们的感受，他们由此感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那种“两难”、那种疼，那种长久以来忍在他们眼中的泪……
但是还没有“说出”，还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们的一生。当然，在今天我们已很难呼吸到雪的气息了。但只要我们写诗，只要我们不想屈服于灵魂的死亡，就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们的一生。
90年代就这样过去了。如果追溯起来，首先应是海子的死。海子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写作上，我们就必须重新开始。大家都熟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它美好、开阔、温暖，甚至还带有一点可爱的大男孩气，因此深受读者喜爱，但却无法使我这样的人满足。在我看来，海子是“加速度”完成的，而我本人更喜欢那些在野地里自然生长的，经风沐雨、带着时间本身的分量和痕迹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90年代后我们转向了像米沃什那样的带有历史见证和沧桑感的诗人。
这也和我们自身的经历吻合。一个人经历得多了就会体验到时间和命运的威力，就不得不去考虑如何用诗歌来承担这一切。对此，我想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一个柔弱的女诗人告诉了我怎样以诗来承担历史赋予的重量，她就是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很早就用她的诗篇征服了一代读者，但是她非常不幸，与她相关的男人后来一个个都死掉了，她的儿子也被关进牢里，“既然我没得到爱情和宁静，/请赐予我痛苦的荣誉”，这是她的诗句。命运就这样造就了她。后来她的诗愈写愈好，当然，也愈来愈沉重，带着历史的重量。似乎在她的每一首简约克制的诗背后，都有一个命运悲剧的“合唱队”。布罗茨基曾称她为“哀泣的缪斯”，对我来说，这是一位说俄语的但丁。与其说她作为“未亡人”活了大半个世纪，不如说她是被诗歌特意“留下来”的人，以完成一种更艰巨、也更光荣的诗歌命运。
除了这种历史意识外，9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变也加剧着作为一个诗人的荒谬感。进入90年代，80年代那句话就要倒过来了，那就是谁写诗谁就不正常。我们之所以坚持下来，正如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所说：“我喜欢写诗的荒谬/甚于不写诗的荒谬。”
当今的诗人们就在这种荒谬中坚持。有一次我在一个会上引用了海子的诗“我不得不与圣徒与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我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纠正，说不是“圣徒”是“烈士”！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又是与一些什么样的人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呢？肯定比海子当年见到的更多更杂更让人感慨万端。海子当年还可以说清楚，现在说不清楚了。那好，既然这么多人拥在这条路上，那我就让开。让我走另一条路，或是干脆往回走。
当然，这往回走的路还是同一条路，只不过是一条更孤独、也更艰难的路。
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诗？我想来想去，就是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荒凉。我在昌平乡下有一处房子，长久没回去住，一打开大铁门，只见满院子的野草疯长，甚至高过了向日葵，连满树的苹果也落在地上开始腐烂了。我真是惊讶于这种荒凉的力量。的确，一个人长久不写诗了，就会变成这样。
话说回来，我也并不惧怕这种荒凉。也许正是这种荒凉会使人走向诗歌。用一种海德格尔的方式来表述，正是时代和人生的匮乏性使诗人听从了现在的吩咐。海德格尔还有一句话：“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拯救。”我相信诗歌不死，正基于这样的信念。
现在我们来看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扎加耶夫斯基被认为是继米沃什、席姆博尔斯卡之后波兰最杰出的诗人，他本来是“新浪潮”诗派的代表人物，1981年离开“营房般阴沉”的波兰，迁居法国。一接触到他的诗，我就知道这是一位“精神同类”。比如在一首诗中他这样写“我看到音乐的三种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第四种没有名字”，有了这“音乐的三种成分”已相当不错了，这说明肖邦的血液又秘密地流到他身上，而这个没有名字的第四种更耐人寻味，也更重要，而它是什么？它也许就在下面这首诗中：
《灵魂》
我们知道，我们不被允许使用你的名字。
我们知道你不可言说，
贫血，虚弱，像一个孩子
疑心着神秘的伤害。
我们知道，现在你不被允许活在
音乐或是日落时的树上。
我们知道——或者至少被告知——
你根本不在任何地方。
但是我们依然不断地听到你疲倦的声音
——在回声里，在抱怨里，在我们接到的
安提贡来自希腊沙漠的信件里。
（李以亮译）
灵魂存在吗？当然存在，就在这首诗里。虽然它贫血，虚弱，像一个孩子，带着疲倦的声音，但它存在；虽然它不被允许活在音乐或是日落时的树上，但它还是找到了一位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这首诗，就是为灵魂辩护的一首诗。为诗一辩，也就是为灵魂一辩，这样才有更本质的意义。扎加耶夫斯基一生带着切身的痛感，起而为灵魂一辩。这就是我深深认同这位诗人的根本原因。
所以真正的诗歌不仅仅是审美，它更是一种进入灵魂的语言。海子曾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游戏”。在某种意义上，我认同这种诗观。不过这种“烈火”很可能是一场“看不见的火”。一个诗人便终生穿行在这看不见的、但一直在烧灼着他的火中。在诗歌界不乏行家里手，但缺乏的，很可能就是这种由诗歌的烈火锻造出来的灵魂。
当然，为灵魂一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易地谈论灵魂。还是扎加耶夫斯基说得好“我看到音乐的三种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第四种没有名字。”我们只有保持敬畏，灵魂才有可能用它的沉默对我们讲话。我们现在再看诗人的另一首诗《飞蛾》：
透过窗玻璃
飞蛾看着我们。坐在桌旁，
我们似被烤炙，以它们远比
残翅更硬，闪烁的眼光。
你们永远是在外边，
隔着玻璃板，而我们在屋内
愈陷愈深的内部，飞蛾透过
窗子看着我们，在八月。
（桴夫译）
人人都知道小飞虫的悲剧在于它的趋光性，我们在鲁迅的《秋夜》中也曾听到它“丁丁的乱撞”，一种声音的质感从深邃的秋夜里传来，一种小人物粉身碎骨扑向灯火的悲剧让我们心悸。但我们在凝视这样一种生命存在时，是否也感到了一种注视？
扎加耶夫斯基就感到了这种注视。正因为飞蛾的注视，并由此想到更广大的悲剧人生，诗人感到被“烤炙”，换言之，他的良心在承受一种拷打。愈陷愈深的内部，这是一种隐喻性的写法，但我们都知道诗人在说什么。
所以，诗中最后出现的不再是飞蛾，是“灵魂”出现了。不仅是我们在看飞蛾，也是某种痛苦的生灵在凝视我们——这首诗就这样写出了一种“被看”，一种内与外的互视。它让我们生活在一种“目睹”之下。一个东欧诗人的“内向性”，就这样带着一种特有的诗歌良知和道德内省的力量。
这一切，正如米沃什所说“不是我们目睹了诗歌，而是诗歌目睹了我们”。
这里，我又回到了两年前的初冬那个开始飘雪的下午，当我在昌平乡下公路上开车开到一辆农用车后面时，我不由得骤然放慢了车速，一首诗就在那样的时刻产生了：
如果你在京郊的乡村路上漫游
你会经常遇见羊群
它们在田野中散开，像不化的雪
像膨胀的绽开的花朵
或是缩成一团穿过公路，被吆喝着
滚下尘土飞扬的沟渠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
直到有一次我开车开到一辆卡车的后面
在一个飘雪的下午
这一次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
（而它们也在上面看着我）
那样温良，那样安静
像是全然不知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
对于我的到来甚至怀有
几分孩子似的好奇
我放慢了车速
我看着它们
消失在愈来愈大的雪花中
诗写出后我一直被它笼罩着。“田园诗”这个诗题是诗写出来后加上去的，我希望有心的读者能把该诗放在一个文学史的背景下来读。在传统的田园诗中，我们看到的自然往往是被过滤了的“自然”，是一种诗意化的想象，一种乡村乌托邦。这种“诗化的自然”往往把“丑陋”的事物排除在外，当然也把对动物的杀戮和虐待排除在外。我们就在这样唯美的山水诗和田园诗中长大。
历史和文明一直在演变，羊依然是羊，它们一直用来作为“田园诗”的点缀，似乎没有它们就不成其为“田园诗”。甚至在一幅幅消费时代的房地产广告上，人们也没有忘记通过电脑合成在“乡村别墅”的周边点缀几只雪白的羊，以制造一种“诗意”的幻境。但在事实上呢，羊不过是在重复它们古老的命运。诗中写到它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依然怀着几分孩子似的好奇。它们的注视，撕开了我们良知的创伤。
我甚至想问，这种注视是谁为我们这些人类准备的？
所以我在《词语》中这样写道：“当我开出了自己的花朵，我这才意识到我们不过是被嫁接到伟大的生命之树上的那一类。”我一生都会铭记这种造就和哺育。现在的一些诗人不是以大师天才自居，就是声称已写出了“不朽”之作。杜甫、莎士比亚会这样说吗？我记得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中是这样说的：“我的爱能在墨痕里永放光明。”多好的诗！这既是对爱的力量的肯定，也是对语言本身的力量的肯定，而非对诗人自己的自我神话。我们写诗，就是要通过写作，和诗歌本身、语言本身的这种力量最终结合在一起。
所以最后我要说：谢谢诗歌。
（发表于《十月》200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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